讲历史—— 孝文帝“吊比干碑”揭示的北魏时局

北魏的下层结构已经农业化，上层结构也在崔浩的政策推动下明确地朝着汉化的方向转变，二者彼此配合，很难逆转了。北魏接下来必须处理的问题是，汉人与鲜卑人如何共存、如何相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北魏朝廷，直到崔浩死后四十几年，孝文帝拓跋宏决定通过迁都洛阳彻底解决这个遗留问题。

迁都是一件大事。北魏皇帝要从平城迁到洛阳，必然引发部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孝文帝想到一个策略，他做了个姿态，表示要效法百年前的苻坚的野心，出兵攻打南朝。在途中，孝文帝经过传说中的“比干墓”，郑重其事地凭吊了这位商纣王时期的忠心大臣，还留下了一篇《吊比干文》，刻在这面“吊比干碑”之上。

“吊比干碑”很重要，不是因为比干在北魏历史上有什么特殊意义，甚至也不是孝文帝祭吊比干有什么特殊的象征性，而是“吊比干碑”上罗列当时随孝文帝南下的重要大臣。要知道，这时候孝文帝宣称的目的不是要建都洛阳，而是要攻打南朝。“吊比干碑”上记录的随祭者一共有八十二人，其中能够确认身份来历的，中原世族占了四十个，“帝室十姓”和与拓跋氏关系密切的十个姓，加起来占了二十个，近支宗室成员占了十二个，还有十个是功勋。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崔浩被杀后四十几年，围绕在北魏皇帝身边的，主要还是北方汉人世族。他们随孝文帝南下兴建新都洛阳，影响并协助孝文帝进行全面的汉化改革。这样的做法最终导致北魏分裂，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来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这些变化都源自拓跋氏与北方世族的合作。

理解崔浩，我们才能理解北魏政权的特色，也才能探索“隋唐制度渊源”。隋唐制度从何而来？很大程度上是北方世族大姓与鲜卑民族长久互动、反复磨合，最终奠定北魏政权的制度根基，从此决定了将来继承北周的隋唐会成为怎样的朝代，以及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