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西晋政治制度

西晋是一个完全由世族控制的政权。不仅建立西晋的司马氏是东汉中叶以后的世家大族，而且占据高位的文臣武将如琅邪王祥、陈国何曾、颍川荀、荀勖、河东卫瓘、裴秀、太原王浑、王沈、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人，也都是名门望族。所以，西晋的一切措施，都围绕着巩固世族统治、发展世族势力这样一个中心。

西晋的职官制度，基本上沿袭汉魏而来。与东汉一样，尚书台是中央朝廷的权力中枢，但在尚书台的主官尚书令之上，还有录尚书事一职，主持或总领尚书台，位上公，在三公上，由王朝亲信的重臣担任，是名副其实的执政大臣。西晋一代，只有权重之臣如贾充、卫瓘、杨骏、梁王司马肜之流，才被授予录尚书事之衔。

另一中枢要职是中书监。中书监自三国曹魏时开始设置，便专管机密，是皇帝亲近的心腹，有“凤凰池”之称。当时的朝廷大臣都以担任此职为荣。晋武帝时，荀勖曾长期担任中书监，后改任尚书令，竟怅恨不已，认为夺了他的“凤凰池”，就是一例。

西晋的职官制度虽沿袭汉魏，但又有所不同。西晋朝廷的设官分职，非常注重维护世族的利益。因此西晋职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机构多，官属多，兼职多，望空署名者多。其原因之一，便是因人设官，为了尊崇世族中门望特高的人物而因人设事。司马炎称帝以后，在中央设置了“八公”，即太宰（即原先的太师，晋避司马师讳而改）、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把古代的三公加上汉时的三公，再加上与太尉职权相同、以往并不同时设置的大司马、大将军，混在一起并称“八公”，是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所谓八公，多为王族和追随司马氏的旧臣，不仅职掌重叠，而且并无多少实事可干，等同虚设。这种无事可做的官，属官却不少，晋初凡位居从公以上，均置长史、西阁东阁祭酒、西曹东曹掾、户曹、仓曹、贼曹属各一人，而凡诸曹又皆置御属、令史、学干，还有武贲二十人专职保卫。

八公之外，晋初保留汉制的特进、光禄大夫等官职，光禄大夫并分设左右光禄大夫，各置掾属。尚书列曹由曹魏明帝时的二十五曹，增为三十五曹，相应承担的职责未见增加。如曹魏时只有南主客，晋朝却分为左、右、北、南四个主客；曹魏只有民曹、中兵、外兵，西晋却拆为左民、右民、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等职务。相反，对于东汉以后尚书诸曹分掌众务，九寺（亦即九卿）渐成空设的冗官，西晋却未作任何并省。

在武职方面，汉代已有骠骑、车骑大将军和四征（东、西、南、北）大将军，曹魏添置了四安将军。到了西晋，则扩充为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将军，还有许多杂号将军。骠骑大将军以下诸大将军，又有持节、都督之号。西晋初年又设中军将军，总领左右二卫、前后左右四军和骁卫等诸营禁军，以后或称中领军、领军将军。

中央官制如此，地方官吏也同样冗烦。西晋平吴以后，分天下为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等十九州，共有郡国一百七十三，远远超出了两汉的州郡数。可是太康三年（282）民户为三百七十七万，与东汉永憙元年（145）的九百九十三万户相比，仅三分之一略强。西晋不仅所置州郡数多，而且官属也多，州设刺史，僚属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置太守，王国设内史掌太守之职，僚属也有主簿、记室、录事等。

咸宁五年（279），傅咸曾针对机构多、官属多的弊病，上疏提出省官并事的建议，然而晋武帝并未予以采纳，原因就在于他不想因此而损害世家大族的利益。这一弊端不除，西晋政权就转动不灵。冗官充斥、人浮于事的必然结果，就是官场风气的日渐腐败。

选举制度，历来是当政者极为关注的一项内容。西晋官吏的选举，既承袭了曹魏，又有所变化。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之初，由州郡中正将人才分为九品，按品级的高低任以官职，故也称九品官人法。确定人才品第高低的标准之一是才能，可是后来却日益注重门第，才能的作用越来越被忽视。西晋建立后，在世家大族的把持下，九品官人法完全以门第家世作为选举的唯一标准，成了世族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按照“计资定品”的做法，就是以门资（门第的高卑）和官资（父祖的政治地位）作为决定门第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世代相承、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不仅如此，西晋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还使中央政府选拔用人的权力遭到了削弱。西晋朝廷内官由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掌选，地方官吏则由州郡中正掌选。但吏部选用，仍须下询于中正，征得其人的才德家世和父祖官位。这样一来，选举权实际上完全落入中正手中，吏部只剩下了使用权。而州郡的大小中正官，照例是由地方上门第家世高贵者垄断的，所以，占据上品者，不是公侯的子孙，就是当途执政者的昆弟，也就不难理解了。

刘毅曾上疏晋武帝论九品中正的弊端，认为：如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依仗权贵，随意升降，对选拔用人不利，应该加以废止。太尉司马亮、司空卫瓘也上疏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土断。晋武帝虽然认为他们说得有道理，但最终还是未能采纳他们的意见。终西晋之世，九品中正制始终没有废止，其弊端则越往后表现得越严重了。

实行分封制度，也是西晋王朝在政治举措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曹魏时期，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就曾主张恢复五等爵制，他认为天下所以大乱，都是由于秦朝废除分封制的缘故。这种政治主张，到了司马氏掌握曹魏政权时，便开始付诸实施。咸熙元年（264）五月，司马昭命裴秀等制订五等分封制，并以赏赐平蜀之功为契机，恢复了五等爵制。当然，此时的分封，跟曹魏封建同姓王侯一样，还只是一种虚封，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侯没有封地，也没有朝聘礼仪。到司马炎在泰始元年（265）称帝以后，五等分封制便开始有了实际内容。所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邑万户为次国，置上、下二军；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以后，又修改户邑限额，凡不满万户的小国都增满万户，大国更增至四万户，后来汝南王司马亮达到八万户，成都王司马颖则达到了十万户。分封的各王大多前往自己的封国，有自己的军队，享用封国内的租赋，而且每三年要赴京朝觐一次。这样的分封制，已与曹魏时的虚封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与周代的分封相差无几了。据说晋武帝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吸取曹魏败亡的历史教训。可是，分封制早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秦汉以来，已屡有变更，此时还想恢复西周的分封，不仅无益，反而危害很大。以后发生的“八王之乱”，虽不能说主要因实行分封而起，但分封制确是给诸王的争夺造成了物质基础。

至于西晋的兵制，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西晋初年的军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中央直接指挥着一支数十万人的大军，担负着守卫边境、防备外敌的职责，当然也负有警卫朝廷、维护国内秩序的任务。统率和指挥这支军队的首长，是各种名号的将军。西晋规定，骠骑大将军以下诸大将军，有持节、都督之号。都督诸军为上，监都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持节都督威权甚重。西晋的士兵也与曹魏一样，由世执兵役的士家征调而来。如武帝平吴时，就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取三人，限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岁。除了中央的军队以外，地方上的州郡兵也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西晋的州、郡长官也掌兵事，他们拥有从地方上征调来的州郡兵。应该说，州郡兵对于地方治安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晋武帝在平吴之后，以为天下统一了，可以息役弭兵了，因而下诏罢除各地的州郡兵，州郡一概罢去军队，大郡只留武吏百人，小郡则留武吏五十人。把州郡兵全部予以裁撤，使西晋政权失去了在地方上维护自己统治的镇慑力量。当时，吏部尚书山涛就以为不宜裁撤州郡武备，晋武帝不听。其结果是州郡没有了武备，而各地的宗室诸王却拥有自己的军队；另一方面，当刘渊、石勒、王弥等起兵反晋时，州郡大都没有自己的武备，无法有效地将他们制止在初起阶段。晋武帝背弃了“忘战必亡”的古训，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西晋时期，还有一部分由宗室诸王控制的王国军队。按照规定，大国置上、中、下三军，有兵五千人；次国置上、下二军，有兵三千人；小国置一军，士卒一千五百人。西晋共分封五十七王，即使按每王有兵三千人统计，这支王国军队也有约十七万人，在当时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但在实际上，这些王国军队是西晋中央政权所无法指挥的，它并不是屏藩朝廷的力量，反倒是诸侯王争权夺利的工具。特别是州郡武备被裁撤以后，王国军队所造成的危害就更加严重了。

刑法在政治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早在司马昭为晋王时，就命贾充、荀、荀勖、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制订律令。至泰始四年（268），新律终于修成。“泰始律”依据汉律九章，增加了十一篇，共计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字。此外，西晋的法令还有户令、学令、贡士令、官品令等三十余种。律、令合计，共有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六十卷。也许是考虑到律、令条文过多过烦，新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确实难以掌握和遵守，所以在新律呈送给晋武帝时，中书侍郎张华就提出把新律死罪条目揭示在都亭、驿传等公众场所，让百姓知晓，以免触犯刑律。张华的建议被晋武帝接受了。

西晋的刑名有死刑、髡刑、赎刑、夷三族、罚金、徙边、禁锢等。当然，这些刑法主要是用来对付平民百姓的。世家大族则享有逍遥法外的特权。与前代一样，西晋也有“八议”，即皇室的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人，即使有罪也可以议减甚至免予追究，何况贵族官僚还可以用金、帛等财产赎罪。这些规定，无疑又是有利于维护门阀世族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