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抒情诗

抒情诗最早出现于汉朝，当时多为无名氏所作乐府诗和“古诗”。前者描写了精英和普通人生活的点点滴滴、各个方面，后者则多感慨伤怀于人生的短暂，而声色犬马所能带来的愉悦感又那么短暂。在这些诗歌形式的基础上，署名的抒情诗出现了，但乐府诗和古诗仍以匿名诗歌的方式继续发展。这种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在中国南北分裂以后，南方与北方的乐府诗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北方的乐府诗，作于非汉人统治的军事王朝，强调雄壮的英雄主义，叙事多和军事有关。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这一时代同样产生了现存最早的关于木兰的故事。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一开始很多描写豪迈气概的诗歌的确写于北方，但后来“北方英雄主义”的诗歌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传统，很多南方诗人按想象中典型北方人的口吻来写相同题材的诗歌。

南方最著名也最流行的是无名氏创作的四行情歌，按照题名所示的曲调进行歌唱。有一些明显是按女性的口吻写的，而另一些看上去男性或女性都可以来吟唱。它们经常直白地表现情色欲望，但是有时也使用双关的修辞手法来表达情思，比如“莲”表现“怜”，或者“丝”表现“思”。在6世纪，这些情歌在朝廷上非常流行，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女子乐坊来进行合唱表演。其中最著名的是子夜歌，子夜的意思是“午夜”，但同时据称也是指一个著名女乐伎的名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揽裙未结带，约眉出前窗。

罗裳易飘飏，小开骂春风。

这些歌曲既影响了南方朝廷上宫体诗的发展，也对后世主要诗歌形式——绝句的出现有很大影响。

在汉朝末年，著名文人也开始创作乐府诗以及相关类型的诗歌，那时候实际的大权已落入曹操和其他军阀手中。曹操自己就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其诗作以其沙场征战精神和雄浑而质朴的语言闻名。他身边汇聚了那个时代最好的几个诗人，史称“建安七子”（建安是年号，196—219年间）。曹操的两个儿子——太子曹丕与幼子曹植，同样是著名的诗人。曹丕是中国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而他的弟弟则是以抒情诗赋来表达个人内在思想与情感的最佳典范，他是有修养的文人的榜样。

在解读曹植的诗歌时，通常都是从他与兄长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导致他早逝的失败的政治生涯来入手的。因此，对曹植诗赋的评价与对他个人品性的判断融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为对曹植在中国诗歌史上重要性进行判断的一种阻碍。但是，它同样表明了曹植获得成功的本质所在。曹植是中国最早的抒情诗人之一，以前的诗人都是匿名的，这些诗人却将自己的经历与体验当作诗歌的核心。在创作悲剧性自我的过程中，曹植的多面个性都融入了诗歌之中，他也成为中国抒情诗基本预想的一个先例，随后被解读为面对实际体验时能有一种后天培养出的敏感，并如实将此回应表达出来。中国读者通过曹植的传记理解他的诗歌，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种新体诗，曹植是其首个典范。

曹植运用多种形式把自我与诗歌融合在一起，这些都成了中国抒情诗的特点。他与圈子里的其他诗人改造了汉朝的“旧诗”，创造了“表现与回应的新诗歌”（poetry of presentation and reply）。这清楚地表明诗歌扮演了社会交流的角色。在“旧诗”里，作者描写了一些标准的场景——喧闹的街道、孤独的台阁——随后陈述由此引起的感受，在“表现诗歌”中，曹植先描写了自己所目击的场景，将其与朋友所受的困苦联系起来，随后给予安慰或鼓励。

细节的描述，通常构成了诗歌的主要部分，它传达出这样一种感觉，即作者见证了最初的场景，并对此进行反思，然后向朋友讲述了自己的感受，这样就使得作者与诗歌紧密联系起来。在曹植的手中，诗歌除了是诗人个人体验和内心感受的反映，也变成谈话的一种形式。在他大多数朋友离开人世、自己也因政事被流放之后，曹植基本上彻底放弃了“表现与反应”的写作风格。他最长的也是最后一首以此形式创作的诗歌非常详尽地描述了离别的伤怀、旅途的痛苦，以及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如何渗透到周围景物的方方面面当中。

曹植和其父曹操一样，努力发展乐府诗。曹操改造了乐府诗的形式来描述自己的政治诉求及一路上的艰辛。曹植则改进乐府诗，并借此表达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曹植仿作了经典的乐府诗《陌上桑》，与原作中从几个视角描述漂亮的罗敷不同，曹植的版本只展现了一个观察者的所见所闻。原著中罗敷的出场是通过列举她的服装与配饰来完成的，在曹植笔下，罗敷的举止与服饰的每一方面都表现出优雅与灵动，使之具有统一的特性。原著中的罗敷是结婚了的，但在曹植诗歌的结尾，罗敷作为一个单身女人出现，她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选择等待真正的高义贤良之士。显然，罗敷代表了诗人自己。曹植将整首诗改写为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思。

关于英雄少年的诗歌中，也有类似的对诗人自身理想和所受苦难的沉思。对过往圣贤与忠良的引用，反映出历史有多么捉弄人，也反映出命运的曲折，但是最终揭示了诗人自身处境的不公与所受的痛苦。即便是他所作的俗如煮豆的诗歌，也含蓄地影射了他与作为统治者的兄长曹丕之间的关系。在对历史悠久的宴会诗再创作时，他改变了以前同类诗歌中情绪与主题的快速更迭，转而对宴会场景及其对参与者的影响进行持续的反思。他最常使用的乐府诗主题是“游仙诗”，根据《楚辞》改编而来。在这些诗歌中，他借向仙界飞升的旅程，对自身所处世界的堕落进行批判，并试图从痛苦中寻求情感的释放，但人们不清楚他是否真的相信有这种超越现实的世界存在。

下一代诗人则以竹林七贤为带头人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甚至是亲戚关系，但据我们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在同一地点聚齐过，有些人可能都从未见过面。最伟大的诗人是嵇康和阮籍，特别是阮籍，他著名的一组《咏怀诗》标志着对中国抒情诗的又一次重大创新。阮籍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深化了抒情诗，使之更加具有普遍性。阮籍展示了一个成熟的诗人不仅仅能通过描绘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也能借助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人的视角来描绘这个世界或者历史，从而洞悉整个人类存在的意义。阮籍并不是只描述自己所处的特殊境况，也不是对人类生活泛泛而谈，而是痛苦艰难地寻找个人存在的意义，并思考人之种种悲伤与脆弱。

阮籍的新尝试获得了成功。他将叙述顺序进行了调整，叙述不再是一条直线式的铺陈，而是在脑海中画了另一幅图，各种自然意象与文学典故自由融合在一起，从而激起诗人的各种情绪与情感。阮籍的大多数诗歌都没有受到单一意象的局限，而是通过收集不同的意象来界定某种情绪或感觉。正如下面这首诗歌，它是《咏怀诗》中的第七十一首：

木槿荣丘墓，煌煌有光色。

白日颓林中，翩翩零路侧。

蟋蟀吟户牖，蟪蛄鸣荆棘。

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

衣裳为谁施？俛仰自收拭。

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

这首诗中，各种植物、动物、瞬息万变的自然以及人生有限这些内容同时出现，这些原本绝不可能被融合到同一场景当中，因为均来自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环境，也不能按照常规的记叙顺序排列下来，但它们还是被组合到一起，形成了对存在之虚无的思考。在其他诗歌中，人的肉身的不堪一击与社会和政治的崩塌联系在一起，这便是他所处时代的特征。

4世纪到5世纪早期，山水诗与隐逸诗兴起，齐、梁王朝的诗人有机会与皇子接触。皇子们的宫殿既是中国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学中心。下一波极具创新精神的诗人出现于5世纪末期的永明时代（483—493），他们以齐朝竟陵王萧子良著名的西邸为活动基地。这个诗歌圈子以“竟陵八友”著称于世，它最杰出的成员包括沈约、谢朓、王融。这些诗人最著名的成就就是把声律和对偶方面的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上。对音律的使用在唐朝发扬光大，并使“律诗”成为中国诗歌的理想形式，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韵律的规则归纳起来是“四声八病”。“四声”指的是平、上、去、入，是那个时代语音的特征。在唐朝的“律诗”中，声调只是被划分为两类——平与仄，但是今天的研究已经确认，较早时代的记述表明，使用“永明体”的诗人们会在其诗歌中积极区分全部四声。“八病”特指一些出现缺陷或者不够有力的声律组合。唐诗被音律规则紧紧限定，而这些早期的规则大多时候只是在禁用一些固定的音律组合。整个系统以保持音律的活泼与灵活性为名，旨在避免重复，并鼓励音律上的各种花样。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此时音律被逐渐重视起来。正如同当时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讲的：

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摛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被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而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这种看法认为诗歌的音律与它的字句一样，根植于人的语言，是诗人心灵的产物。因此音律本身与诗歌的意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诗歌音律的重视，有几种原因。这一时期诗歌已经从音乐中独立出来，评论家钟嵘批评新的音律体系时提出了这样的反问句：“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但这恰恰是新的声韵体系出现的原因，因为它要创造一个独立于音乐之外的和谐之声。沈约为规则化的韵律做了辩护，他指出，汉语有四声，而音域则有五音。新的韵律使诗歌在从音乐结构所施加的强硬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仍能保持和谐与乐感。

对音律模式的新兴趣也反映了随佛教一起被引入中国的印度文学的影响。因为长期接触梵文和中亚的其他语言，并接触了大量据此翻译成汉语的作品，中国学者与诗人对自己的语言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也受到鼓励，要在自己的诗句中更多地展现汉语的语言特色。中国南方的佛僧在了解了吟唱梵文时所使用的“三声”（更准确地是“抑扬之声”）之后，也借鉴此模式来吟诵佛经。竟陵王萧子良不仅支持并资助了那些永明派的诗人，也在西邸支持公开吟诵佛经的活动。在作诗时对吟唱和抑扬顿挫之声调的强调，为中国音律的理论化提供了一个范式。梵文文学不仅为那个时代受佛教影响的诗人们提供了新的韵律，同时还提供了它自己关于音韵学的理解，其中有对“缺陷”或“病”的详细列举，这为新的汉语理论提供了范式。因此，大量涌入的梵文使人们对中文的音律特性有了更系统化的思考。

围绕着后来成为梁朝简文帝的萧纲（503—551）又形成了一个诗人圈子，发展了“宫体诗”，它在后来的中国文学史中成为被批评与谴责的对象。尽管如此，“宫体诗”仍旧是当时的主要诗歌形式，著名的大唐诗歌能够包含这么多的作诗技巧，它也功不可没。“宫体诗”在很多方面是南朝诗歌发展的一个极端趋势，旨在使诗歌成为完全自主自发的领域。在萧纲关于诗歌的论述和他自己所作的诗歌中，萧纲明确地拒绝了道德与政治的干预。道德与政治观曾经统治了汉代诗歌理论，虽然在后汉诗人的作品中式微，却仍然存在。他甚至贬斥曹植的一些文学批评理论，而曹植被当时的评论家钟嵘看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萧纲认为，诗歌完全是用来表达内心感受的，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精致而华丽的语言，因此永远也不该接触沉重的公众话题。这些主题对于语言活泼的诗歌来说过于严肃，而且已经出现了专门涉及这类话题的文体，比如呈文与散文。诗歌应该是一种优雅的、略带情爱的文字游戏，目的在于表达并加强宫廷生活所具备的情趣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