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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亲戚关系与佛教

历史大观园 魏晋风度 2020-07-24 10:22:19 0


南北朝时期大家族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结构中对血缘关系的重视有关。这一时期的家族也越来越信任宗教组织,并从宗教仪式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特别是在佛教秩序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对来世的重视。为确保死者能够转世投个好胎,一些佛教仪式变得非常重要,它们对于维系家庭与祖先之间的关系也至关紧要,因此不断强化了家族的结构。在某些时代与某些地方,道观——特别是灵宝派的传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用佛教和道教来为家族服务的最早例子完全来自一些壁画以及与之相辅的碑刻。因此很难从空间和时间范畴来系统性地总结这方面的发展。很多变化也许是地域性的。以佛教来超度祖先,并为整个家族的现世和来世祈福的最早、最明确的例子,来自石窟的壁画,或者是独立石塔(包含佛教圣物的圆顶或锥形的纪念塔)的侧面或背面,或者是石碑(在石板上刻字,因纪念的目的而竖立)的侧面与背面之上。佛的形象出现在汉墓以及3世纪时陪葬的水瓶上,但是不清楚这些形象是代表着特定的佛教信仰,还是仅将佛陀作为众神之一而引入他的形象。在有些情况下,佛陀与西方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也和西王母有关。西王母通常被刻画在墓葬中,以保证墓主人在死后能够获得平安幸福。因此,最初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出现的佛祖形象大多只是中国传统信仰的一种延伸。

4世纪的时候,这些存在于墓葬之中的早期佛教形象消失了,取代它的是经典的宗教圣像。尽管提及石刻佛像的文献可追溯到4世纪,幸存的最古老的雕像来自5世纪初。有13座还原的石塔——高度从17厘米到1米——在中国西北的凉州被挖掘出来,其中有7座石刻上的日期是426年到436年。在这一时期,这个地区是被信仰佛教的匈奴家族统治的。从3世纪开始,那里就建成了一个僧侣团体,就是在同一时期,附近的敦煌出现了最早的、远近闻名的佛教石窟。

但是,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墓葬中看不到佛教的任何影响。嘉峪关墓葬中的画像砖上描绘了家庭与日常生活的许多场景,其中也有一些传统的宗教形象,如西王母、东王公、伏羲与女娲、镇墓兽,以及与祭祀土地有关的树木形象。一些墓葬(包括没有任何装饰的)与那些被发现的汉墓一样都有“镇墓文”。有一类文本指出,装粮食的瓶子和铅制的小人像能够承担死者生前犯下的所有罪恶,但是两位神——青鸟公和北极星——保证死者会对自己犯下的罪孽负责,使之与生者完全分离开来;第二类文本认为有两组星辰能够替死者承担罪责,清洗所有罪恶,并保证他们与生者再无关联。这些在汉代都有先例可循,除了在一片陶瓷碎片上发现了一个佛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佛教对丧葬习俗产生了任何影响。

传统的丧葬制度在这一地区保存了下来,那13座报恩塔成为佛教与早期传统相融合的显著证据。(图19)这些佛塔看上去是由手工工场生产出来的,随后购买以使用。它们有一个八边形的底座,一个圆形的滚筒,一个有壁龛的圆顶,一个突出的顶子——上面细小地刻着一系列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经典的摘要版本,按惯例刻在塔顶上。有一些在顶部刻有北斗的形象。圆顶有八边,与八边形的底座相对应,七条边上有相同的佛陀形象,第八条是戴着皇冠和珠宝的菩萨。这些代表了六位往世的菩萨,历史上的佛祖释迦牟尼,以及代表未来的佛陀弥勒佛。圆形的滚筒上有经典佛经的选段——滚筒上写有经文是一大特色——随后是题献,一般包括捐献者的名字、日期、购买时的情况以及捐献者的愿望。八边形的每一边包括一个戴着光圈的形象,分别是四个男子和四个女子,所穿服饰表明他们是从印度或中亚来的。在这些形象的右上角有《易经》中的八卦之一。

历史解析——亲戚关系与佛教

图19 北凉的祈愿石塔,敦煌附近

这些事物表明很早就有了佛教意象与传统的中国宇宙观的元素相融合的例子。在汉朝,北斗七星和六十四卦就在占卜的过程中联系在一起,在南北朝仍继续被使用。八卦在传统上与家族成员相关,即父亲、母亲、三个儿子以及三个女儿。佛塔上雕刻出的八卦与之类似,也被划分为四个女性和四个男性。

这些物体上的石刻融合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这至少说明了两点。首先,俗家信众自己支付雕刻的费用,只有一次例外。有时候甚至全家人都是赞助者。由于没有人声明自己的头衔,也许他们中间没有官员,但是,能花钱雇佣书法家和仆人表明了他们也算相当富裕。第二,对善行致谢时,首先要对皇帝感恩,其次是对各种各样的亲属群体,包括“七代以来的直系血亲”、兄弟、未详细说明的祖先以及其他亲戚。他们表达愿望,希望所有家族成员都能够有运气见到弥勒佛,也就是说,希望所有人都能在未来佛居住的极乐世界重生。因此,这些佛教雕刻的首要功能是确保祖先能够更好地重生,并且使家族繁荣。尽管这些雕刻为这一地区所特有,通过刻画佛祖形象来保证祖先和家人获得福祉,这也说明了新宗教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与这些佛塔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座纪念碑,它是424年一个叫作魏文良的男人要求雕刻的。这座碑有很多汉代墓葬的元素,描绘了灵魂前往死亡世界的过程。但与汉代明显不同的是,这些形象之上还有一对人物,他们打着佛教的手势,意思是“无惧”与“赐予希望”。此外,一个人物的服饰表明他是道教的神,但是他却被描述为“佛门弟子”。其他石碑也将佛教与道教的神明结合到一体当中,或者在佛教神的位置上摆着道教神,让道教神打着佛教神的姿势。有一些石碑被刻上了愿望,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石碑使其祖先与亲戚受益,这是一种独特的佛教信仰的形式。

敦煌的早期石窟雕刻也出自同一时期,这表明佛教雕像发挥了一定的政治功用,并能表达对死去亲人的怀念。对敦煌的征战在一场大屠杀中达到高潮。不久以后,征服者下令开凿了三个石窟,上面刻出壁画,以供禅师作法之用。中央的壁画描绘了未来佛弥勒佛,弥勒佛帮助冥想,并为实践提供目标,周围的墙壁上画满了现在佛以及他前几世的肉身形象。这些图像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它们都描述了佛陀在成佛之前所承受的肉体上的痛苦和伤害:被一千个钉子刺破,从他身上切下千块的肉片,将自己的肉给饥饿的老鹰以挽救鸽子的性命,或者放弃自己的头颅以履行诺言。这些故事可能旨在减轻胜利者的罪行,并以可视化的形式表明他们亲戚的命运。这些亲戚虽悲惨地死去,但在新宗教的帮助下,可能会有一个幸福的来世。以这样的故事来装饰石窟在龟兹已经是寻常之事(龟兹是敦煌石窟最直接的榜样),但选择这几个特殊的故事可能与最近的政治事件相关。

在石头与青铜雕像上刻写铭文,以佛教来保佑死去的亲戚能有幸福的来世,这种习俗在北魏、周、齐王朝还继续存在着。因此,495年的时候,一位周姓女人供养雕凿了释迦牟尼像和弥勒佛像,这是为了她“亡夫故常山太守田文彪、亡息思须(颜)、亡女阿觉(贲)”,她祈求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都能“遇见三宝(佛宝、法宝、僧宝),来到弥勒佛(未来佛)的世界。如果他们堕入三恶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希望他们可以快速地超脱”。佛教再一次被借用,以保佑家庭成员死后也能幸福。

由一个村子里全部的虔诚佛教信众资助的雕像表明,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为自己、自己活着的亲戚及祖先获得宗教上的福祉。皇帝和国家的福祉则是次要的。一些石碑上提到了一些方法,让孩子也能获得启迪。有一个540年建成的长方形的石碑,它描述了一个场景:“此是定光佛教化三小儿补施,皆得须陀洹道。”也就是说,他们最终会获得启迪,而且不会逆生。

在接下来的隋朝,石窟壁画上绘有极乐世界,家庭成员可在这片被神保佑过的天国获得重生。在唐朝,这种实践变得更加普遍,“家庭石窟”的传统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佛教与死亡之间的紧密联系最后一次从艺术史上得到证实,是3世纪以后的墓葬结构都按照佛教寺庙或石窟的结构重塑的,而原来只是按汉墓的模式建构的。

佛教在界定生者与死者间的关系时,扮演了中心角色,这一点可以从艺术与石刻作品中找到证据,同时,也有一些文献来佐证这一观点,它们阐述了中元节是如何在那一时期成为表现中国传统礼仪风俗的重要节日的。父子关系构成了中国的主要亲属关系,而这个新节日则着重体现儿子对母亲的孝顺。在5世纪的叙述中,中元节的来历是因为佛陀的弟子目连借十方僧众之力将其母亲从恶鬼道解救出来并使其重生。通过在农历七月十五日对十方僧众进行供奉来实现这一目标。七月十五是夏季避暑之末,一季的苦行使他们的精神力达到顶峰。他们集体的功德不仅能够解救目连的母亲,同时还能解救“七代六亲”,相同的形式一再出现在奉献者的铭文中。

这个故事成为这一年度节日的起源。在中元节,俗家弟子从自己收获的水果和粮食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奉给僧侣,以求死去的亲人能够过得幸福,悲伤的家人也能够恢复平静。《荆楚岁时记》完成于约561年,它表明在6世纪中期,中国南方各地都在庆祝中元节,寺庙被精心装饰,还举办有音乐和歌曲的集体庆祝活动。这个节日以及与其起源相关的神话故事都将碑文和画像中没有明确点出来的东西夸张地表现了出来:对信徒而言,佛教已经成为超度祖先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家庭结构的重建也非常重要。传统的祖先崇拜只是与亲属有关,唯一对非亲属的供奉就是对国家的献祭。在新秩序中,只有通过向僧侣献祭才能有效祭祀祖先,所以佛寺成为建立亲属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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