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冠冕帽帻巾

提到男子头上的饰物，现代人立刻就会想到帽子，而古代人则首先想到冠。先秦时期的礼仪即规定，男子在20岁时举行加冠的仪式，称为冠礼，这表示男子已进入成年。流传至今的成语“年方弱冠”，即源出于此。当然，有资格举行加冠仪式的只有士人，庶人到20岁时不加冠而戴巾。至汉魏时期，冠更成为官吏的专用物品。比冠使用级别更高的还有冕，因东汉以来冠冕为帝王及地位较高官员所专用，冠冕遂成为地位较高官员的代称。冕与衮服（详见下一节）是搭配使用的，是帝王及王公大臣在祭祀及元会（即元旦日举行的朝会）等重要庆典上穿着的礼服，亦称冕服或衮冕。汉魏之际人刘熙《释名》称：“祭服曰冕，冕犹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莚下，前后垂珠，有文饰也。”将冕的用途及形象作了大致的说明。冕的形制各代大致相同，但又有一些小的改动，这里以西晋时皇帝的冕为例说明冕的基本构造。冕的主要部件为冕莚与冕旒，冕莚即冕板，宽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加于通天冠上，在冕莚的前后垂有冕旒，前后各有十二旒，以珊瑚珠制成，其具体形象可参见唐代阎立本所画《古帝王图》中的晋武帝像。东汉时冕旒使用真白玉珠，三国魏明帝改用珊瑚珠，西晋沿用魏制，东晋初缺乏珠玉，以翡翠珊瑚杂珠制作冕旒，东晋成帝时改用白璇珠。南朝时亦称冕为平天冠。皇帝的冕有十二旒，皇太子九旒，三公八旒，诸卿六旒。较为特殊的是北周宣帝宇文莚，他在继承皇位后不久即传位给儿子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所戴冕的冕旒加为二十四旒，其余车服章旗亦皆倍于前王之数，但在其死后此制即废止。

冠的种类相当多，而且变化也很大，有些秦汉时期常用的冠在这一时期已很少使用，沈约撰写《宋书》时对长冠、术士冠、方山冠、巧士冠等即未加描述。因此以下主要介绍在这一时期使用较多的冠，对使用较少的则从略。

通天冠是皇帝在朝会时戴的冠饰，据《晋书·舆服志》记载：“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竖，顶少斜却，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莚，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不过，汉末人蔡邕《独断》认为：“天子冠通天，汉制之，秦礼无文。”通天冠为皇帝所专用，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冠前加有金博山，目前尚未发现较为典型的图像，一说山东嘉祥武氏祠东汉画像石中齐宣王所戴前部高耸，且向前稍倾斜的冠为通天冠，一说传世东晋顾恺之所作《女史箴图》中汉元帝所戴即为通天冠，但两像相差较多，与文献记载又都有不尽符合之处，故其形制的确定还有赖于将来的考古发掘。金博山虽为通天冠的显著标志，但有时亦加于其他冠上，如南朝梁武帝为太子萧统举行冠礼，特别下诏在太子所著远游冠上加金博山。另外，沈从文认为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嵌玉金冠饰即金博山，如确为金博山，则金博山的应用范围实际上比文献所记载的要大一些。

远游冠亦是皇帝所使用的冠饰之一，与各色杂服相配用，在祭祀、朝会等正式场合以外穿戴。不过其主要用途是供皇太子及宗室诸王使用。远游冠的形制与通天冠相似，只是冠前不加金博山，有展莚横于冠前。据说为东晋顾恺之所作《洛神赋图》中王者形象（一般认为是曹植）所戴之冠即为远游冠。

进贤冠是文职官员的主要冠饰，其形状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体现等级差别的主要是冠上梁的数量，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分别称为五梁进贤冠、三梁进贤冠（或称进贤三梁冠），二梁及一梁则多加在进贤后，亦有简称为二梁冠、一梁冠的。其中五梁进贤冠为皇帝专用冠饰之一，使用范围与远游冠相近似；三公及乡、亭侯以上有封爵者使用三梁进贤冠；诸卿、大夫、尚书、刺史、郡国守相、博士及关中、关内侯等使用进贤二梁冠；朝中低级文职官员则使用进贤一梁冠。河北望都东汉壁画墓、甘肃酒泉丁家闸5号墓前室西壁壁画《燕居行乐图》中官吏所戴进贤冠的形象皆相当清晰，因此，目前对进贤冠形制基本上没有异议。

高山冠，是谒者、谒者仆射等官员所戴的冠。在东汉时高山冠高九寸，以铁为卷梁，顶直竖，与通天冠相似，但没有加金博山，亦无展莚。三国魏明帝曹睿因其与通天、远游冠差别不明显，故对其形制进行改造，将高度降低，加介帻，帻上加物以象山，让行人、使者等官员使用。一说从正面看，其体侧立而曲注，故亦名侧注冠。魏明帝改造以前的高山冠可参见山东孔庙汉画像石中孔子弟子像，目前笔者尚未见到改动以后的冠制形象。

武冠是武职官员及皇帝侍臣所用的冠饰，亦作为皇帝配用杂服的冠饰之一。武冠一名武弁，亦名为大冠、繁冠、建冠、笼冠。皇帝侍臣的武冠上还另有装饰，《晋书·舆服志》记载：“侍中、（散骑）常侍则加金莚，附蝉为文，插以貂毛，黄金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汉代人认为这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冠戴的遗制，北方寒冷，胡人多以貂皮暖额，后世仿此，遂以附冠，秦灭赵后，将此冠赐给侍臣使用，汉魏以后，皆沿用其制，有时亦将此简称为貂蝉。由于侍臣的冠饰华丽，故成为朝中大臣向往之职，或只为得到冠饰而兼任侍臣。西晋赵王司马伦篡位后，同谋者都得到越级提拔，每次朝会时，貂蝉满座，当时流传的谚语称：“貂不足，狗尾续。”另外，在武冠的两侧竖插鹖羽，称为鹖冠，是虎贲等宫廷卫士使用的冠饰。武冠的基本形制是内衬平上帻，上加涂漆纱弁，制作弁的织物本来相当稀疏，但涂上漆之后，即成一笼状的硬壳，因此亦被称为笼冠。山东沂南画像石中室北壁执剑者所戴即为武冠，甘肃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出土有武冠的实物，鹖冠的形象见于河南汉代画像砖及北魏宁懋石室执戟盾武士，皆可供参考。

法冠，是侍御史及廷尉正、监、平等执法官员的冠饰。冠高五寸，以铁为柱卷，取其不曲挠之意。亦称獬豸冠，传说古代东北荒有一种叫獬豸的动物，头上长着一个角，能辨别曲直，有人相争，它就去顶触无理之人，后仿其形状制成冠，为执法者所专用。不过这一时期的法冠是有两个角，与传说中獬豸的形象不同。

樊哙冠，是皇宫殿门卫士所用的冠饰。冠高七寸，宽九寸，前后出各四寸，形制似平冕。据说项羽在鸿门宴上要除去刘邦，樊哙听到事情危急，将衣裳撕下，裹住铁盾，作为冠戴上，闯入营中，救出刘邦。后来依照其形制成冠饰，就称为樊哙冠。在晋及南朝时期一直沿用下来。

笼冠，这种笼冠与前述武冠（亦可称为笼冠）的形制不同，出现时间亦晚得多。这种笼冠不见于史书《舆服志》或《礼仪志》的记载，但从目前出土壁画、石刻、陶俑及石窟寺的雕塑、壁画来看，当时在社会上应用的相当广泛。这种笼冠的上部为圆顶，且明显较武冠高，北魏宁懋石室石刻中穿着朝服旁有一女性扶持的官员所戴的笼冠即相当典型。另外，两种冠的使用范围也有所不同，前面已讲过武冠是武职官员及皇帝侍臣的冠饰，而这种圆顶笼冠亦作为文职官员或侍从的冠饰。很有可能这种圆顶笼冠是北魏孝文帝改革服制时参考武冠而制作的，其使用范围较原武冠的使用范围要大一些。据《南史·陈庆之传》记载，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三年（502年）从南方进入北魏的褚莚在参加元会看到大臣们的服饰后曾作诗记述南北服饰的不同，诗中的“帽上着笼冠”，指的大概就是这种与南朝服饰不同的笼冠。洛阳邙山出土持剑石人（据考证系北魏静陵神道的翁仲武士）及西魏时期开凿的敦煌石窟第288窟中东壁下层南侧的供养人头上所戴的皆是这种圆顶笼冠。另外，还需提出的是，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甬道西壁门卫戴圆顶笼冠，且冠侧插有一毛皮状饰物，释文认为所插物为貂毛；前述宁懋石室线画中女性扶持官员的图像共三幅，官员皆着圆顶笼冠，左、中侧官员冠上簪笔（详见下一节），而在有关著作中多被忽视的右侧官员冠上所加饰物正与娄睿墓门卫冠饰相似。两相对照，似可确定此即文献中屡屡提到的簪貂形象。目前尚未见到传统武冠上簪貂的形象，因此，这两幅图就使得对侍臣冠饰的研究从单纯文献考证发展到文献与图形相互印证的阶段。

小冠，亦不见于史书《舆服志》的记载。在东晋末期曾流行一时，《宋书·五行志（一）》：“晋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宋武帝）永初（420-422年）以后，冠还大云。”但实际上小冠在南北朝时期还颇为流行，在北方的使用范围也相当广，南京石子岗出土的东晋男侍俑、河南邓县画像石墓墓门壁画中的门官、河北景县封氏墓群中出土的著裤褶外加两当的男侍俑及着裤褶的文侍俑、北魏元邵墓出土的文侍俑等皆戴形制相近的小冠。

帽在汉代的地位较低，应用范围也较窄。许慎《说文》中将帽写作莚，“莚，小儿及蛮夷头衣也。”段玉裁注：“小儿未冠，夷狄未能言冠，故不冠而莚。莚，即今之帽字也。”在魏晋时期帽的应用已呈扩大趋势，如著名隐士管宁在家就经常头戴皂帽；吴主孙权曾赐大将朱然御织成帽；当陆逊击败曹休统率的大军凯旋而归时，孙权脱下自己所戴的翠帽给陆逊戴上；魏明帝曹睿亦着绣帽以接见大臣杨阜；晋代名士王濛帽子破了，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可见从民间到宫廷，帽已在相当程度上为成人所使用，不再是小儿的专用物品。不过，此时帽仍是一种非正式服饰，所以杨阜见到曹睿著帽后，加以劝谏，指出这不是帝王接见大臣所应穿着的服饰。以后，随北方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他们着帽习俗的影响也日趋扩大，帽逐渐进入朝堂之上，成为一种得到舆论认可的正式服饰。另外，纱帽的出现也使得帽与冠在形制上的差别明显缩小。因此帽与冠不仅不再有地位高下之分，而且有被混淆的趋势。

纱帽在南北朝初期首先流行于南方，到南北朝后期在北方政权上层亦颇为流行。纱帽分为白纱帽与乌纱帽两种，区别主要在于颜色，至于形制则变化较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白纱帽又名高顶帽，上部较高，主要供皇帝在宴席起居时使用，并成为皇帝的标志之一，如南朝宋明帝刘彧与刘休仁等杀死前废帝刘子业，“于时事起仓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犹著乌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备羽仪”。一说传世唐代阎立本所作《古帝王图》中陈文帝陈蒨所戴即为白纱帽。除皇帝以外，南朝陈时皇太子在上省戴乌纱帽，在永福省则戴白纱帽。南齐时垣崇祖在抵御北魏军队时，曾着白纱帽，肩舆上城，指挥部下击败魏军，但此外大臣着白纱帽的事例相当少见。乌纱帽在南朝则为士庶所通用，无贵贱之分，只是流行样式时有变化。北朝时纱帽的应用范围较南朝为小，只应用于政权上层，而且有诸多限制，如北齐时规定，在皇宫中只有天子可以戴纱帽，官员们在自己府第接待宾客时可以戴纱帽。

如果说纱帽是从南向北流传的，那么鲜卑帽则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带入中原地区。鲜卑帽，顾名思义，源出于驰骋在北方草原上的鲜卑族，又随鲜卑的内迁而传入中原。鲜卑帽又被称为突骑帽、长帽、大头垂裙帽等，在目前出土文物介绍中多称之为风帽。其特点是圆顶，与人头部的自然曲度大体一致，帽的前沿位于额部，在脑后及两侧都垂至肩部（下垂的部分被称为垂裙）。鲜卑帽随其主人进入中原后一度颇为流行，但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服制后逐渐被冠冕等汉族传统服饰所取代，到北朝后期再度流行，在西魏、北周时甚至成为官员在上朝及宴会时所穿戴的正式服饰。不过，在西魏、北周流行的原因既是由于北方边镇军人掌权而引起的胡化回潮，又包含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因素。垂裙的本意是在野外用以遮蔽风沙，但亦可用来修饰仪容，西魏、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脖子上长有瘤子，又不想被别人看到，故在谒见皇帝时亦不摘下帽子，他的这一习惯被部下所仿效，遂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改革服制前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中第17窟南壁东龛男供养人所戴的帽子即为当时流行的鲜卑帽，北魏元邵墓的骑从俑、北齐范粹墓的鲜卑侍吏俑、北周李贤墓的骑俑及风帽俑等所戴的则是北朝后期再度流行的鲜卑帽。

需要提及的是，这种鲜卑帽与汉代时期曾传入中原的匈奴式胡帽不同，那种胡帽顶部为尖锥形，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山6号墓汉代匈奴墓葬出土有薄毡做成的尖顶帽，或带护耳，或不带护耳，类似的帽子亦出现于山东沂南画像石和河南汉代画像砖，表明其曾传入中原地区，在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中戴相似帽子的人也很多，说明当时在河西地区还相当流行。一说流行于北朝后期、隋及唐代初期的浑脱帽形状亦与匈奴式胡帽相似。

合欢帽是当时应用的另一种式样。《邺中记》记载，十六国后赵统治者石虎在出猎时就头戴金缕织成合欢帽。西安草厂坡北朝墓中出土的持弓武士俑所戴在正中有一道接缝的帽子，据认为就是合欢帽。西晋人束晰《近游赋》称：“老公戴合欢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则表明中原地区的汉人也使用合欢帽，但这不属于正式服饰，而只是乡村野老的随意穿着。

此外，还有一些帽子的样式见于文献，但其形制已难于考证。如三国时孟达曾送给诸葛亮白纶帽；南朝齐武帝永明（483-493年）中萧谌开博风帽后裙之制，为破后帽；永明末，民间制作倚劝帽；郁林王的幸臣徐龙驹尝着黄纶帽；东昏侯永元（499-501年）中，他的左右曾制作“山鹊归林”等四种新帽式；东魏时，司徒高昂好着小帽，当时就称之为司徒帽。

帢，亦称帢帽，或写作，是一种介乎于帽与巾之间的式样。东汉末期，由于连绵不绝的战乱导致物资匮乏，曹操为解决将士的服饰问题，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帢就是其中的一种。帢仿照古代皮弁的样式，用缣、帛等材料做成，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贵贱。最初只是在军中使用，魏、西晋时期在社会上亦有所应用，以后则演变为专用于庆吊时的服饰，在其他场合较少穿用。

帻，最初是包裹头发使之不覆盖脸部的头巾，以后逐渐发展为一种便帽，成为地位较低不能使用冠者的头饰，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的亭长、武吏等多戴帻。另外，从汉代起帻又与冠结合起来，成为冠下面的衬垫物，出现于朝会等正式场合。在这一时期继承了汉代的传统，帻既是低级官吏的头饰，亦作为冠的组成部分，为高级官员所戴用。同时，在家居宴会等非正式场合，高级官吏亦除去冠，将帻作为便帽戴用。

帻主要分为介帻与平上帻（亦称平巾帻）两大类，介帻的顶部为屋顶状，平上帻形如其名，顶部呈平坦状。两类帻的用途也不相同，介帻供文吏使用，并与进贤冠配合使用；平上帻供武吏使用，并与武冠结合在一起。介帻的下部是一圈较宽的硬边，被称为颜题，顶部呈屋顶状；作为进贤冠的衬垫物时，颜题伸延到脑后时向上翘，形成两个尖耳。平上帻亦有颜题，上部平坦，作为冠的衬垫物时形状不变。另外，未成年儿童所戴的帻没有上面的顶，以表示尚未成人。

巾，起包裹头发作用，最初是不分尊卑贵贱的，但在冠出现以后，则逐渐成为士大夫以外的庶人所用的头饰，所以刘熙《释名》中对其解释为：“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当自谨修四教也。”不过在这一时期，使用冠与巾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出仕，隐士及未出仕或致仕的士大夫都以巾来表示自己的非官员身份。东汉末豫章太守华歆着巾出迎孙策，即表示其已放弃太守的官职，而以士大夫的身份来迎接孙策；西晋征南大将军羊祜在与从弟的信中提到安定边事后，“当角巾东路，归故里”，则是指致仕。使用巾不再是地位低微的标志，反而成为文雅的象征。这一改变肇始于东汉末期，“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自此文人雅士在非正式场合多戴巾，而不着冠，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壁画和传世的北齐校书图中的士大夫即多数戴巾。有些名士甚至戴巾去谒见上司，以示风雅，东晋谢万就曾着白纶巾，披鹤氅裘，执手板去拜见会稽王司马昱。巾多以葛布制成，东晋南朝著名隐士陶潜在家时常着巾，一次郡太守去看陶潜，正赶上陶潜所酿的酒熟，陶潜取下葛巾来滤酒，滤完后又戴到头上。由此事亦可看到当时名士的放达作风。除士大夫外，庶民百姓也戴巾，这在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及北魏宁懋石室画像石中亦有所反映。戴巾的方式原先是用整幅的布向后包裹头发，故亦被称为幞头，至北周时，武帝宇文邕进行改革，在巾的四角加上四条带子，遂形成流行于隋唐时期的幞头形象。

此外，再介绍当时男子的一些发式。睯角，即将头发梳起来在头的两端形成两个角，一般认为是男童的发式，但在这一时期亦为某些成人所采用。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中竹林七贤画像砖中嵇康、刘灵、王戎三人头上皆梳成睯角髻，传世《女史箴图》中射鸟人及北齐校书图中坐胡床执书观看的文士亦梳睯角髻，则在当时似并不少见。一说此发式称双环髻。南朝齐时风流宰相王俭作解散髻，斜插帻簪，时人争相仿效，亦颇为流行。

最后，谈一下拓跋鲜卑的辫发传统。拓跋鲜卑在南朝史书中常被称为索虏或索头虏，胡三省已指出其原因：“索虏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拓跋鲜卑这种辫发的习俗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服制时亦被革除，代之以汉人的冠冕等制度。不过在北朝后期的胡化回潮中，曾被禁止的辫发又死灰复燃，在社会上再度流行起来，北齐宗室诸王中如琅邪王高俨等亦恢复辫发。除拓跋鲜卑外，柔然族、突厥族及与拓跋氏系出同源的鲜卑秃发氏等亦有着辫发的习俗，在敦煌石窟第285窟中的西魏供养人及甘肃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墓葬壁画中从事农作者皆为研究辫发提供了具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