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文学理论

即使创作抒情诗成为衡量文人地位的标尺，作家们仍然力图证明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追求。这一理论最早出现于曹丕《典论》中留存下来的关于文学的一些片段中。曹丕认为文学不是为道德服务，而是人类活动的最高形式，是衡量一个人人生的首要方式：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标志着文学思想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早期的讨论中，获得不朽名声的标准过程就是“立德”“立功”和“立言”。但是，这里的“言”指的是政治言论或圣贤的道德教化。尽管早期的作者如司马迁坚持认为文学能极大地帮助一个人扬名后世，但也只被当作政治生涯不成功之后的一个勉强之策。通过文学作品流芳千古这一想法放在曹丕身上显得特别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我们从他对诗歌的社会功用的讨论中可以知道，曹丕所有的诗人朋友都死于瘟疫或战争。在文章结尾，他反思了人生的短暂以及与朋友离别的伤怀。

除了这种新出现的、对文学中心性的强调，曹丕的文章第一次探讨了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其作者的品性：“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在得出这种“以气为主”的判断之前，曹丕列举了他那个时代顶尖作家的优势与劣势，他们的“气”往往能用来解释他们的一些倾向。每位作家都有一种与众不同、与生俱来的“气”，这种“气”能使他偏重于强化诗歌的某些方面，而去弱化其他方面。因此，这里的讨论将某人写作的风格和他与生俱来的个性结合在一起，写作就不再只是通往永生之路的阳关大道，也成了表现一个人内在本质的最重要形式。

下一个文学理论的伟大著作是陆机的《文赋》，《文赋》中提出了南朝文学讨论的最基本议题。这首赋的创新重点在于把重心放在创作活动本身之上。因为赋希望深入全面发掘一个主题，陆机试图描述创作一篇文学作品的整个过程。陆机首先介绍了写作前的精神状况，接着讲述开始创作之前的思考，最后再描述创作活动本身。按晋朝的传统，为求完整应将一首赋置于某个宇宙观当中，所以陆机也首次提出最高等文学是表达宇宙间秩序与原则的观念。之后，陆机在王弼、郭象以及其他玄学家对精神与宇宙的认知的基础上，阐述了文学创作的新模式。

陆机是最早将情感看作诗歌中心的作家之一。在对文体的分类中，陆机写道：“诗缘情而绮丽。”在这里，他以更广泛、更多变的“情”取代了儒家传统经典中宣扬并已极度道德化的“志”。这也使他坚持认为诗歌就应该用来描写感官和肉体所体验到的美好。随后，许多诗人都认为情感表达是诗歌最重要的功用，其中就包括6世纪早期的评论家钟嵘和刘勰。这种前所未有的、对情感表达的偏好，标志着诗歌不再被当作一种有效的、向公众喊话的工具，而成为表达诗人内在情感的一种方式。

陆机的另一个主张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诗人所激发出的情感是对这个世界以及世间万物的一种回应。因此，诗人应该将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之后，他应该：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

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这里，诗人的心灵与一年四季相契合，他的感觉也随着每个季节出现的不同事物而起起落落。

感觉与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在3世纪的许多诗歌中都能体现出来，又被后来的评论家们予以理论化。举个例子，刘勰在他的文学论著中用一章来论述物质世界对诗歌的影响。他与陆机一样，阐述了一些类似的主题：“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这种主张坚持认为事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诗歌是用来描述事物与心灵之间的相互交融的，这类诗歌逐渐兴起，山水诗的主题也与之类似。

陆机的赋同样描写了诗人是如何在精神上做好写作准备的，他认为通过适当的准备，可以开发出超自然的感知力与创造力。诗人首先以静思来清除脑中多余的想法，密封视觉与听觉以排除干扰。这使得诗人进入一种启蒙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已经做好准备的头脑会充分发挥想象力，将周围的物质世界转化为文字：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晢而互进。

这种净化心灵的主张来自早期的道家经典著述，特别受《庄子》的影响。在《庄子》中，圣人的虚一而静能够使他拥抱天地万物。陆机对这些经典的探究表明道家思想在后世玄学家的阐释下重新发扬光大起来。最后的几行，颠覆了过去的看法，情感不再是通过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而激发出来的，这强调了诗人灵感的重要性，能够融会心与物。

下一位主要的文学理论家是钟嵘（459—518），他原创性的贡献较少，但是他的《诗品》将从古至今所有的诗人按其优秀程度予以自上而下的分类。这种分类方式起源于汉代，当时班固按道德特征将人分为几等，随后的九品中正制也是按天赋与品性将人分等，以此来选拔官员，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精英的地位。这种从以道德品性或政治才能论人到以诗歌技巧论人的变化，表明文学艺术越来越被视作一种独立其身的成就，而非伦理或政治的依附品。

钟嵘是第一个强调诗歌直接性的批评家。他主张作家应该避免从早期著作中引用过多的典故，而应该直接描写这一刻的现状。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他强调对物体进行详细而娴熟的描写，并认为这是诗歌的一个优点。对于自3世纪末以来的诗人而言确实如此。因此，他将张协（卒于307年）归为最高品的诗人，一部分原因就是他能够对外部世界进行巧妙的描写。对描述性语言的强调是南北朝诗歌的主要特征。

然而，钟嵘同样是第一个强调描写不是以自身为目的而是要有更深刻意指的批评家。因此，他表示，张协诗歌的最大优点在于“味”，这种“味”来自多彩的语言和如同乐曲般的音律。同样，颜延之诗歌的价值在于巧妙描写所引发的强烈情感。“言外之意”的理念是有启发意义和有深意的，它常被描述为“味”，只有不断地反思琢磨才能够品出诗歌之味，而“味”也成为诗歌鉴赏的根本。钟嵘对“兴”的概念进行了再创造，提炼出“味”。在汉代对《诗经》的注解中，“兴”一般是指诗歌开头所描绘的一个自然意象；在钟嵘的著作以及随后他人的评论中，它与“味”关联密切，意味着一种像“情绪”的感觉，如同在下文中所说的：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在这里，“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写诗技巧，而是作诗最首要的、无所不包的原则，界定语言最高品质的原则，它会在读者脑海中徘徊，并与读者产生共鸣。

刘勰的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到20世纪，它被看作中国文学理论最伟大的论著。这种评价的转变反映这本著作的独特性。它对传统文体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包括散文、书信、序跋以及散的笺记等。这种结构化的论述是前所未有的——它分析式地叙述了文学发展史，阐述了文学的创作过程，列举了文学的几种类型——几乎可以认为这本书是受到佛教和其他印度理论经典的激发而产生的。前几个世纪进入中国的例子展示了如何运用有限但却细致的格式来全方位地探索一个主题。这些文献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处理特殊的类别，另一部分则针对行文风格和语言，这一点也和研究诗学的梵文文献类似。刘勰是一个孤儿，他成长于佛教寺院，成为僧祐和尚的俗家弟子，他也是一位非专业的学者，撰写过大量有关佛教的论述。因此，尽管《文心雕龙》中只有一个地方很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只有少量新词是在翻译梵文原著时创造的，它对文本的系统化组织与著述时的基本思想模式，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清楚地表明刘勰的著作极大地受到佛教经典的影响。

尽管刘勰著作的架构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却是对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观念最充分和最系统的论述。除了研讨所有已知的文体，这部著作还包括了其他的主题，比如从宇宙观的角度来探讨写作的起源、物体外观的重要性、情感的作用、作家个人品性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有修养之人通过想象所具备的超人般的能力，能够直接贯穿时间和空间。关于最后一个主题的篇章是最有影响力的文段之一。在简短介绍了能在时空中自由移动的“神思”之后，文章继续说道：

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在这里，刘勰将陆机和其他人的观察发展为一系列详细且系统化的论述，探讨了人的心灵是如何与物质世界相互交融而创造出如此的文学作品。整个过程都建立在玄学的唯心论和宇宙观的基础之上。

刘勰思想中关于文学自发性的新想法主要体现在他对经典的讨论上。《宗经》一章中，刘勰认为五经完善了“道”的概念，也是所有文学创作的源泉。这种论点与传统观点一致，因为汉代的藏书阁就已经把各类文学作品的经典收集成册。然而，汉代学者普遍认为，经典以及由之衍生出的各类著述都是由统治者及其手下官员写成的，所以文本内容和整个社会的政治倾向相一致。刘勰及其所处的时代将文学看作独立的存在，刘勰坚持认为经典不仅仅是经典的历史文献，更是文学的范本。因此，他主张经典是“文章奥府”，并引用了汉代学者扬雄的观点，认为经典的文风像是“雕琢过的玉器”。他还断言，儒家学说之所以屹立不朽，是因为孔子的文字表达“辞富山海”。这样，文学的力量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不是如早前所主张过的社会秩序决定文学话语权，取得文学成就成为获得社会权威的重心所在。

最后一个体现出文学自发自治的方面，就是这一时期编撰的很多文集均由诗歌与文论组成。在结集中选择与编排文章的原则通常反映有关文学本质的看法，文集本身又进一步完善这些观念。汉朝毛亨、毛苌曾编选、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是现在仅存的关于诗经的汉代注释，它认为诗歌是在表达规范性的、权威的意志，而它对篇章的安排则是按周朝的地理结构与时代顺序进行的。同样地，《楚辞》也是集合了几个时代不同类型的诗歌，再被当作一个诗人的诗作来重新解读。这些对文集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即对忧思充满激情的见证。同样地，完全由美文组成的编撰文集，标志着文学逐渐被当作自主自发的创作，这些文集的内容也反映了这种自主自治的边界所在。

已知最早的、将文学视作一种艺术的文集是由曹丕完成的，这也是文学自觉理念的第一个标志。217年左右，曹丕将他的四位友人所作的诗歌编辑成册，这些朋友都在当年的一场瘟疫中病逝。5世纪早期，谢灵运编撰了主要由五言诗组成的诗集，这部诗集陆续被后世的几位作家修订与完善。7世纪的《隋书·经籍志》列举了107部文集，有2213卷之多，其中也包括一些文学批评。这些文集大部分编撰于梁朝，那个时代留存至今的两部文集向我们提供了唯一已知的文集内容。

在现存文集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文选》，它是在皇太子萧统（501—531）主持下编撰的。萧统是文学活动的主要支持者。《文选》收录了超过130位作家的761篇作品，有散文也有诗歌，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跨越到公元6世纪。在对文学的理解上，它保持中立，其序言重申了文学作品所扮演的社会与政治角色，但是与此同时，其内容却排斥了经典、哲学与历史内容，它所展示给世人的“写作”全部是诗歌与散文，与齐、梁王朝时代出现的“集”中所指文学类别相对应。这一类别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文集创作，清楚地表明自觉自发的文学创作正在逐渐兴起。

文集的篇章编排把保守、务实的文学观与更现代的审美眼光混杂在一起。诗歌部分被划分为赋与抒情诗，前者是汉代最为尊崇的体裁，后者则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占据绝对优势。赋最开始都是以皇家意象为主题，比如描绘都城与猎苑，后来才涉及更为私人化的主题，比如远游、音乐、艺术等，最后是情感的表达。抒情诗开始于道德劝诫，随后关注一些社会主题，比如宴会的举办或历史的发展，最后则是用来表达个人情感或者描绘山水风景。萧统所编梁朝的宫体诗，摒弃了那个时代极为流行的咏物诗、艳体诗。对散文部分的组织也按照同样的方式，从那些更为公开、严肃（诏诰或记事之史）的主题转向更为私人和情绪化（最显著的是私人信件）的主题。因此，《文选》在整体上体现了“美文”的中心地位，但是在其内部结构上，选文则更偏向保守，还是更加侧重公共话题和政治主题。

萧统死于531年，他的皇太子之位被弟弟萧纲取代。萧纲对文学有不同的理解，这一点体现在另一部文集——《玉台新咏》之中。萧纲是后来所谓宫体诗的主要支持者。这部集子是表现宫廷生活的诗歌的结集，包括描写宫阙的、珍稀事物的、园林的，当然首要是描写宫中仕女的诗歌。其序言便显示出对女子的关注，序言描写了宫廷美妇的婀娜身姿，讲述她们如何创作雅致的诗歌（也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女性诗人），随后讨论了她们的写作动机：

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于百娇；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庶得代彼皋苏，蠲兹愁疾。

这篇序言表明编者是为宫廷仕女的消遣而编撰诗集，并为她们的创作提供样本。这就说明诗歌的主题是社会消遣或娱乐，它是对朝臣以女性口吻来模拟创作的经典模式的一种变形。

这部诗集的内容与其序言相匹配。《文选》主要收录汉、魏、西晋时的作品，与之相反，《玉台新咏》四分之三的内容，写作年代都在编撰文集之前的100年以内，有两卷还包括活着的诗人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就是它的资助人萧纲。其诗歌同样反映了当时的品位，强调艳体诗、巧妙的双关语以及对事物的详尽描述。大部分汉代乐府诗都被排除在外，而很多南朝流行民歌的代表作都得以保留，比如都城地区的“吴歌”和长江中游城市江陵和襄阳的“西曲”。这些主要是绝句，内容多是爱情与求爱，充满地方语言特色。但这部诗集最首要的特点，还是它拒绝传达任何严肃的道德或政治目的，并将文学艺术看作雅致的、精英的娱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