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叠加与借用

尽管道教与佛教来源不同，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它们却经常能交融在一起。这两种宗教都规定了宗教专家，建立了住宅机构，编制规范的经文，并阐释了其神学系统。这些都是互相借鉴的，尽管在多数情况下是佛教为完全成熟的道教体制及其实践提供范式。这两种信仰中发展出可观的常用词汇，所涉及的事物包括信众组织，佛教和道教的雕像，以及在雕塑与绘画中佛、道神灵的联合。某些铭文认为佛教是“授人以道”，反过来也可以说道教是“授人以佛”。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信仰都参与到这一时期主要的几个文化发展中，最显著的是末世论与轮回信念。这个时代出现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末世论教义，即世界或世界秩序即将毁灭，随后将诞生一个由信徒控制的新的、纯洁的世界。这种观念源于汉末道教徒起义时的末世论与南方世家大族中的道教徒所设想的蜕变了的神启。与此同时，迫在眉睫、世界毁灭的大灾难观念也在佛教中凸显出来。所有世界终将灭亡的观念是标准的佛教主题，但是在3世纪的中国，它是与标志着世界末日的大灾难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火灾和水灾。在4世纪与5世纪，这种联系在佛教传统中变得更加广泛。

《妙法莲华经》是佛教经典中最有影响力的经典之一，从255年到406年被翻译了五次，描述了即将到来的世界毁灭的场景，只有那些逃到佛教净土中的人才能幸存下来：

常在灵鹫山，及余诸住处。

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

我此土安隐，天人常充满。

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

宝树多花果，众生所游乐。

这样的场景将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与花园净土的美好愿景结合起来。这个来自《妙法莲华经》的场景在5、6世纪的壁画中出现过几次。

更为广泛的是与弥勒佛以及月光菩萨相关的末世论。弥勒佛通常的形象是弥勒净土住持，在净土，虔诚的信众希望得到重生。有些时候，弥勒佛是在遥远的未来为信众在世上创建一个幸福的净土。在6至7世纪少量的文献中，弥勒佛成为一个救世主，他将会在末日之战后带领自己的信众进入一个重生的新世界。在佛教经典中并没有这样的场景，于是人们猜测它是对道教模式的吸收借鉴。月光菩萨出现在中国的几部经典中，这些经典预言毁灭世界的大洪水将在月光菩萨所创造的信仰净土中终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形象在印度代表的只是一个信仰佛教的虔诚的儿子，他将自己的父亲带入了佛教。末世的场景完全是中国人发明的，它包括在特定的年岁中要发生的事件，这些都与道教对世界行将结束的预言相同。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佛教末世论的主要内容来自道教。弥勒末世论与那些和月光菩萨相关的预言，经常被佛教僧侣与信众用以诉求更高的政治地位，这便如早前道教的末世论被用来支持政治纲领一样。

佛教末世论的另一条线索来自佛陀灭度。这一教义在印度发展，但是在中国，受到道教末世论的影响，它变成更为复杂的、更为直接的三阶段下降说，这一说法更为直接，人们宣称佛祖的教义已经或即将消失殆尽，这会在现实世界带来严重后果。在早期的例子中，比如434年北凉的石塔上，其题记对佛灭度后的末世发出不少的哀叹，因此就需要对图像进行崇拜。然而，在6世纪，这导致了更加极端的行动。一些僧侣开始在石头上刻写完备的佛经，以待随后的新佛出世。6世纪的《仁王经》认为，佛法的衰退意味着国王将取代僧侣成为佛教的主要捍卫者，背诵经文以保佑国家将成为佛教的中心礼仪。8世纪时，为应对吐蕃的入侵，不空重新翻译了《仁王经》，《仁王经》成为佛教密宗的中心文本，执经的僧侣们也成为官府的臂膀。

对待佛法终结最根本的方法来自6世纪晚期出现的三阶教，这一运动宣扬佛法终结的时代僧侣与信众之间的一切区别都被磨灭。它主张僧侣与信众的大融合，就如梁武帝安排的那种广泛的集会，以此替代传统的、体制化的佛教。它的传教人宣称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他们同样规定了信众的慈善义务，这成为他们实践活动的中心环节。因此，他们建立了“无尽藏”，所有人都能对其进行捐献，以此向穷苦者布施。“无尽藏”的存在贯穿隋唐，直到8世纪中期才被废止。

除了末世论，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共有的第二个主要概念是转世，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更为重要。这个观念虽然随着佛教进入中国，但是它逐渐被各种道教思想所吸收，因此有利于被整个中国社会广泛接受。中国人对转世观念的全面接受，源自4世纪末期道教的灵宝派，它的出现是道教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灵宝派的学说中，佛教概念和术语成为道教文献中重要且持久的元素，这使得一些学者简单地将这一传统看作对佛教的直接采纳。然而，灵宝经典中对转世轮回观念的论述是针对佛教教义的矛盾而形成的，在这一矛盾中突出了生与死的紧张关系。

一方面，佛教的辩护者，如郗超（339—377）主张业力轮回的学说，这意味着每个个体都要对他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但是其他佛教徒声称功德可以转移到祖先身上，以保证他们获得更好的重生，因此主动制造佛像、庆祝中元节。灵宝派通过精心的阐述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以道教为基础分析了身体各部分的构成，建构了历史阶段下降的模式，通过符箓召唤祖先，通过彼此的行为来体现亲属关系，并生成了一种转世理论，强调亲属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亲属关系的持久性。它还发展出复杂精细的仪式，通过这些仪式能超度某人不幸的祖先。转世的观念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宗教常识的一部分。

佛教的兴起及其与道教的相互作用，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宗教宇宙观的几个特征。首先，汉代意象比较模糊的死后世界被更为形象、更具体的一层又一层的天堂和地狱所取代；引入了恶鬼道（因为有罪而被惩罚不能享用牺牲祭祀品）的信念，还出现了新类型的恶魔，佛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其次，它也从根本上将灵魂世界道德化，很少有证据表明汉代人相信地下世界的奖励与惩罚，最常见的操作原则似乎是，被埋葬的人在地下世界所受到的待遇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位置对应，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礼而不是作风。然而，佛教的一个简单化的愿景就是因果报应，人的现世行为会决定他死后是过得更好还是更坏，会上天堂还是会下地狱，这在南北朝时期及之后的时代成为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看法。与此相关的是第三个主要的变化：佛教在中国的丧葬礼仪与节日中成为不可缺少的角色，因为它要超度死者。佛教礼仪能带来僧侣与佛陀的精神力量，将祖先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并且让他们尽快在净土中重生。

尽管北周统治者在574年到578年之间灭佛，但佛教在隋朝成为主要的国家宗教。这个王朝的创始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将自己的崛起归功于佛陀，并创制国家佛教的一整套仪轨。这些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得到发展：皇帝的菩萨戒，建立国家寺庙并赐予产业，僧侣的度牒，赞助读经，向佛教定期捐献，等等。他同样修建了一百多座佛塔来保存舍利，希望能以此为他的王朝积累功德并能使之长存。

然而，隋文帝的祈祷没有得到应答，隋朝在他儿子统治时期便灭亡了。继之而兴的唐朝，在礼仪上给予道教优先权。尽管它继续支持佛教寺院，但国家资助佛教的鼎盛期可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样，大唐帝国时期是佛教作为中国社会哲学力量的最高峰，佛教将其宇宙观传播到寻常百姓中。它的因果报应观念、极乐世界与地狱观念、节日超度的观念，还有它的慈悲的神，都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