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分裂的帝国：南北朝

历史大观园魏晋风度 2020-07-24 10:24:36 0

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之后，中国于589年由短命的隋朝完成统一，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处于唐朝的统治之下（618—907）。自汉朝灭亡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隋唐王朝又重新对其实施统一的皇权统治。虽然隋唐王朝自称是汉室的正统后人，但是隋唐王朝所颁布的很多律令以及行事规范都沿袭了“胡人”先辈的传统，这些“胡人”先辈指的是公元5、6世纪统治着中国北方的魏、周与齐。

沿袭的南北朝的制度包括：均田制，即最后的对国有土地进行规范的制度；府兵，即世袭军衔的最后一种形式；征收粮食税和布税；国家支持的制度化的道教与佛教；与自汉代出现的、东方与南方更加偏远疆域的正常外交关系；非汉族可参与朝堂政事，因为隋唐两朝的皇室均与汉人以外的民族有大量的通婚。

主要的创新包括：废除帮助半世袭贵族崛起的以推举制为主的九品中正制；把长安和洛阳建造成别出心裁的都城；将拥有全境近40%人口的中国南方并入帝国；创立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它既巩固了前几个世纪所发展的关系，也开启了帝国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对外关系模式。

隋朝征服南方的过程很迅速。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于581年发动政变取代北周，从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力量。552年时，四川已经被周的前身西魏所占领。两年以后，西魏又攻占了江陵一带，即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地区。侯景之乱后出现的南陈，与周国联合，在575年联合攻打齐国。但是当齐国在577年覆灭之后，周军反攻他们之前的盟友，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军事力量，将他们赶回长江一线。这时南陈看上去马上就要灭亡，只是周朝内部的斗争及随后隋朝的夺权行动延缓了征服全境的脚步。

到587年时，隋文帝的处境已经安全了，他开始准备征服南方。之前阻止北方军队南征的主要障碍是他们缺乏一支强大的舰队。隋朝的将军们开始在四川组建并训练一支主要的水军，同样，在长江中游和沿海地区也开始组建较小规模的舰队。大量的陆上军事力量也在集结。588年，以皇子杨广（未来隋朝的第二任皇帝）为名义上的领袖，侵略开始了。经过了一系列的战斗后，隋军从水上横扫南陈的军事力量，并穿越长江，占领了都城建康。南陈统治者被俘虏，只得下令让自己的部队投降。南方的家族由于担心新政权会剥夺他们的特权，在589年领导了起义，但是被野蛮地镇压了，从此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政治分裂结束了。当这两个地区关系持续紧张时，杨广在南方实行仁政，使抵抗不断减少，直至消失。他部分重建了被摧毁的南陈都城，并将其重命名为丹阳。杨广还成为南方佛寺与文学集会的资助人，并经常对其进行赞助。

如同其他新兴的王朝，隋朝建立了一系列对帝国统治至关重要的制度。除了重新由国家出资，对经典文献进行学术研究，隋文帝还支持制度化的佛教与道教，而在此之前，即574年至578年间，这两者在北方一度成为被镇压的对象。隋王朝的宗教政策包括将主要的寺庙视作由国家支持的机构，允许一定量的剃度，向佛寺赠送礼物，以及在某些场合主办宴会等。隋文帝向帝国各主要城市分发舍利，并建立了一个合法的程序和一种税收结构，由国家控制，重新分配土地，他还根据北周府兵制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最后，他与他的儿子沿袭自汉朝以来就形成的传统，继续与高丽国和中亚国家发展关系，还与现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甚至和远在日本海的一些岛国发展双边关系。

隋朝第一个重大改革是废除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曾多次为追求官职的世家大族提供便利。隋朝在中央与地方发起了一系列的官僚制度改革，包括恢复汉爵、重新启用只设两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制度。这些都是隋朝为重现统一汉王朝风范所采取的举措。然而，最重要的一个行政改革是废除中正官，以及不再依赖有家庭背景的人通过推举制来出任朝廷最低品的官员。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制度都是保证某些家族获得官位并保持其社会主导地位的关键机制。虽然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贵族圈子，也没法在一个军阀林立的世界中获取政治方面的绝对主导权，但世家大族仍享有无法撼动的社会声望，短命王朝的统治者受其阻拦，也无法彻底掌握官员任免权。583年这一制度被废除，取代它的是由中央官僚机构中的吏部选曹，并且通过年度考课加强控制，这标志着皇权迈出了压倒世家大族、重申皇权的第一步。

隋朝开始尝试引入一种新的科考制度，这一制度在宋代以后成为出仕的主要途径。587年，隋文帝下令，诸州应向中央岁贡三人，选拔人才所看重的应该是候选人的才华以及对经典的熟悉程度，选拔似乎是以地方考试的形式来进行的。隋文帝在601年大规模地取缔了地方的学堂，同时又在诸州中分发佛教舍利。他的继承人隋炀帝（605—618年在位）重新开设学校，并引入进士科，进士成为唐朝以及之后各代最高等的学位。除了地方与诸州的学校，晋朝及北魏时期还在都城设立了三个学院。零散的文字资料显示，各校学生先要通过地方组织的口试，再去参加自己所报政府机构组织的笔试。

隋朝另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建造了新的都城——大兴城，就在汉长安城东南，地处渭河河谷。（地图13）尽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汉长安古城已经衰落，但是它有利的地理位置还是让之前的很多统治者把这里当作安全的大本营。它之前当过西北好几个短命王朝的都城，其中就包括北周。隋朝创始人本人也是最先在这里夺权。通过选择这里建立新的都城，隋朝明确地将他们统一中国的壮举与继承汉室联系在一起，汉朝是上一个能够长期稳定统治大一统的中国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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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3

汉朝时代的长安城依河而建，是北方一座形状不规则的城市。新城市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遵循经典的矩形城市，每条边有约8至9.6公里长。城市的北边有一个巨大的皇家园林。在城墙内，皇城的诸多宫殿就建在北城墙之下。在它的南面，是一个用围墙包围着的区划，所有的官府衙门都在其中。这是中华帝国都城设计的新特点。外城之内的其余区域，被分为了108个区域，都用围墙包围着，其中两个是市场，106个是居民街坊。在实际建筑过程中，外墙是最先建成的，接着是宫殿群落，所以在583年，皇帝就迁入了巨大的空城。皇族成员随后在城市内建设了他们各自的王府。任何由捐款修建而成的佛寺都可以获赠天子题字的牌匾，因此很快就有超过百所寺庙拔地而起。攻陷南陈之后，大量的人口被强制重置在都城。尽管如此，直到隋唐易代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空无一人。新的王朝将这个宗教性的、行政中心转变为一个具有活力、民声鼎沸的城市。

隋朝创始人的继位者隋炀帝重建了汉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洛阳。洛阳曾是东汉的都城，同样也当过几十年北魏的都城。（地图14）重建计划在他继位的第一年即被执行。尽管这座城市只比大兴城的一半大一点，但是城里有很多复杂而昂贵的建筑，耗资巨大，而这种铺张奢侈的习惯也决定了隋朝没落的命运。由于城北被群山环绕，又有皇陵坐落于此，故而皇家园林建设在了城市的西面。宫殿群也被设置在城市的西北角，以便于出入。如同大兴城一样，新式的官僚机构建在宫殿群的南面。一条沿中轴线建成的大路从官府南门贯穿直至南城墙。因为宫城与官府布在了西边，故而沿着中轴线建成的大路无法像大兴城的主干道那样，将城市等分为两部分。

将洛阳分为南北两部分的是洛河，这种地形导致居住街坊与市场的不规则分布。洛河以北没有被宫殿或官衙占据的地区被分成了30个区域，其中两个区域合并起来组成了一个临河市场。洛河南边，紧紧挨着河并列成一条线的街坊只有正常大小的一半，这些街坊以南的区域按格子状被划分为66个正常大小的街区，其中四个合并起来组成了另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紧邻洛河以南，并通过运河与洛河相连。610年以后，洛阳西南角的一个与通济渠相连接的街坊被当作第三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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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4

隋朝的东都洛阳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大兴城。首先，官衙的分布不规则，由此造成了中轴线的偏斜。城内宗教建筑较少，事实上，隋炀帝在西部的都城还对佛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除。最为重要的是，在大兴城里有两个市场对称分布在宫殿群两侧，而与此不同，洛阳有三个市场，位置分布由是否临水来决定。这种根据实用程度设计的布局使洛阳城的这三个市场比大兴城的市场更加适合进行贸易，大兴城的市场分布则是根据宇宙观与政治模式来决定的。贸易的中心性，特别是以水运为基础的水上贸易，在城市规划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特征，是中国城市格局变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进步。

隋朝最重要的创新体现在对水运的重视上，第一条大运河的修建为大宗商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高船运提供了便利。这一庞大工程旨在通过促进人员与货物的大规模流动，使中国两大河流流经的地区能够结合到一起。这两个地区已经经历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粮食就可以从南方运到北方，因为南方现在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北方则通过不断征战与军事统治，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

大运河的修建通常被归功于隋炀帝，但实际上584年的时候，隋炀帝的父皇隋文帝就已经开始了这项连接新老运河及水路的工程。隋文帝决定重建汉朝就有的一条运河（称为广通渠）。广通渠与渭河平行，渭河容易产生淤积并且水位会季节性地变浅。广通渠的开凿使包括粮食在内的大宗商品能够从东部更加肥沃的黄河冲积平原运向人口拥挤的关中京畿地区。（地图15）运河的第二个分支通济渠连接了洛阳与淮河，然后通过一条以前就存在的旧河道（称为邗沟）在江都（今扬州）附近汇入长江，这一工程开始于隋炀帝统治下的605年。大运河的第三部分，基本上遵循古运河的航线，从京口（今镇江）附近的长江流域出发，沿着江南运河抵达杭州湾尽头的余杭镇。京城几个主要的粮仓以及设在运河沿岸的粮仓都可以用来存储和转运粮食。

大运河的最后一部分开始于608年，从洛阳附近洛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出发，向东北开凿到今天的北京附近。这是大运河中唯一需要进行大量新的开凿工作的一部分。它使得东北能够与中部平原相连接，从而也和南方连接起来，这样就通过水道将中国的所有地方连接起来。它为对高句丽（朝鲜）的军事远征提供了后勤补给，但这场毁灭性的远征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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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5

隋朝在隋炀帝的骄奢淫逸下崩溃，中国的历史学家粗暴地批评大运河的修建。但是，它对中国长期的政治统一起到了毫无半分夸张的重要作用。大运河与南方已经存在的运河网络一起使除四川以外中国每个粮食产地都能通过水道向首都进行船运。四川和长安之间陆路畅通，并通过河流与人口密集的长江下游连接。大运河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实际的交通方式，它把已经分裂了四个世纪的两个各自为政的地区重新纳入到一个政体当中。当经济与人口的增长让南方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与生产最高效的地区时，这种连接变得更加重要，南方对成为军事、政治中心的北方提供供给与支持主要就依赖这条运河。北京之所以在元、明、清朝成为首都，也是隋炀帝决定将运河延伸到东北的结果。

尽管对后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对大运河的建造者而言，这却是一场灾难。它的修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就其本身而言，这本来并不会带来灾难，但是隋炀帝还在其他很多类似劳民伤财的工程上挥金如土。他在都城及其他地方建造了巨大的、装饰精致的宫殿，其中包括洛阳西部园林中富丽堂皇的宫殿群落，在运河几个关键港口、在北部边境、在江都和丹阳等南方重要城市及其邻近地区修建宫殿。当隋炀帝巡幸时，这些行宫为他提供舒适豪华的下榻之处。尽管它们在政治和战略上有存在的意义，但它们也代表了对国库的超常消耗。

这些建筑是隋炀帝“欲望迷宫”这一神话的现实灵感，他在江都，即“江边都城”，幻想出一种城市结构，在这里他可以在隐秘的深宫中放纵地享受每一种愉悦感官的活动。在帝国晚期的小说中，这一建筑及其居住者成为任性、淫荡的固有意象。甚至当隋朝因这些巨大的工程建设而破产时，隋炀帝仍然发动了对高句丽的一系列远征，这些战争最后导致了隋朝的崩溃。

与运河系统的其他部分不一样，其东北分支旨在将供给从中部地区运送到前线的军队中，同时也将这个地区与帝国绑定在一起。东北的军队最初只是进行防御，但是外国的发展进步使其投入一系列毁灭性的进攻之中。当隋朝经过近30年的统治，政权逐渐稳固之后，他们试图恢复中国在东亚世界应有的中心地位。他们在南方发动了几场战争，虽然没有获胜，但也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在中亚取得更多的战争胜利，在那里，高昌及其他几个主要国家投降并对其朝贡，认可其宗主权。他们最开始在政治上成功地将当时控制中国北方广大地域的突厥划分为两个国家，并操纵着地处现今蒙古的东突厥内部的王位争夺战。

然而，当隋炀帝与臣服的东突厥统治者在607年进行会面时，他遇见了一个来自高句丽的使团。因为担心这两个潜在的北方敌人会结成同盟，隋朝发令要求高句丽正式臣服于中华帝国。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隋炀帝等到609年大运河的东北分支完工，随后组建军队，于初夏时征讨高句丽。但中国军队被沿着辽河的一系列坚固城池所阻挡，夏末雨季的到来也使其无法进一步向前进军。

613年的第二次远征激起隋帝国境内许多遭受洪灾的地区发动叛乱，这次征战因为在洛阳不远处爆发的起义大军而被迫中断。坚持远征似乎已成为隋炀帝的个人情结，于是他在614年又发动第三次远征，尽管这个时候国内已经因公开的叛乱而四分五裂。隋炀帝与他的军队抵达高句丽的首都，从高句丽王那里得到投降臣服的承诺。当这个承诺没有被兑现时，皇帝下令发动另一场远征，但是这个时候，全中国都陷入了公开的叛乱之中，没有军队响应皇帝的号召。国家崩溃，陷入内战，皇帝逃到了他心爱的南方。618年，他在江都被他所青睐的将军的儿子谋杀。尽管他也取得了真正的成就，但在历史的记载中，隋炀帝依然是一个残暴狂妄、毁灭自己王朝的暴君。

隋炀帝的垮台与随之而来隋朝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隋炀帝性格的缺陷，但见微知著，这也预示了帝国晚期社会基本架构所导致的一些矛盾。隋炀帝愿意遵循对突厥分而治之的经典战略，但又毫无理由地坚持对朝鲜北部进行实质上的征服，这可能是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游牧民仍保留着异质性，而定居族群则应当被囊括在中国领域之内。然而，东北的各个民族同样具有这种心理和品性，已在中国北方建立过燕、魏、周、齐等国，并且在后来一再抵制中国将其纳入版图之内的尝试。因此，帝国晚期能够征服中国全境或者大部分地区的那几个朝代——辽、金、清——都起源于东北。这些族群与中华帝国之间的紧张军事关系致使靠近东北边境的北京成为最首要的帝国都城。

隋炀帝在不知不觉中为后世地处东北的政治中心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并认为他所统治的帝国最关键的就是要对那些区域进行直接的统治。他将自己的都城设置在运河与河流的交汇点洛阳，但明显他更喜欢繁华的、发展更先进的长江下游的生活，他在那里越待越久。他拒绝把在战略上具有更安全位置的大兴城当作都城，而大兴城是关中地区的中心，还是北周与隋朝统治精英的地方基础。隋炀帝不仅拒绝在旧的都城居住，他还从长江流域选拔人才任命为掌握此地实权的重臣，也是朝廷中的最高官职。隋朝末期，国家陷入分崩离析之中，官员们催促隋炀帝撤退到更加安全的关中地区，这里有他最好的将军与最忠诚的军队，但是他仍然拒绝了，并选择了江都，在这里面对命中注定的失败与死亡。

尽管隋炀帝对南方的依赖主要基于个人情感，长江流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确实成了中国的人口、经济与文化中心。因此，隋炀帝个人与政治上的悲剧，这种对军事征服东北的执着和对南方个人生活的痴迷，造成了他整个人的一种分裂，这从小处体现了帝制中国晚期在地理布局方面产生的矛盾，疆域被划分为军事占主导的北方与经济、文化占主导的南方。然而，在隋朝的悲剧与帝制中国晚期基本元素的出现之间，唐朝复杂多变的历史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