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制度化的道教

东汉王朝与南北朝见证了中国宗教的变革，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组织化的宗教运动。这些信仰使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有了新的认知，并建立起新的超越了亲属关系、地域局限以及政治阶级的新体系。有些社会、情感和文化方面的需求，从前的祖先崇拜和社稷神崇拜都没法予以满足。还有，那些与家族、国家连接在一起的早期宗教实践，在南北朝时期被道教与佛教这两个伟大的制度化宗教的理论阐发改变了形态。寺庙作为城市中的半公共空间兴盛起来，园林作为极乐世界的缩影得以发展，一个靠佛教信仰连接的泛亚洲世界出现，再加上道教和佛教对家庭也会产生影响，这些思想与行为的新形式永久地变革了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

佛教是东汉时期由中亚与东南亚商人带入的外来信仰。这个新的宗教得到精英分子的青睐，并逐渐普及到整个社会，直到它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中国，道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至少在战国时期便已存在道教雏形与其宣扬的信念。道教形成了组织化的运动，大约与此同时，佛教也进入中国。但是，在佛教发展提供范式之前，道教都没有发展出道观、道士等级和教规等。

长生不老的观念出现在战国晚期，在激励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封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生不老同样是汉代墓葬艺术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其中包括对西王母朝廷、骑着神兽翱翔在天空的神仙或在峰峦叠嶂中博弈的神仙的描写。哲学与养生保健文献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观念，人能够通过改变身体形态来实现长生不老。公元1世纪时候，王充的著作批判了这种观念。

成为道教基础的第二个早期观念来源于启示经典。在一些叙述中，神女或哲学家老子向圣人或其他一些凡人授受经书，并由这些人在俗世重建起秩序。在另外的版本中，特定的经书并不是由拟人化的神授予，而直接从自然世界不言自明的运作规律中生成。这种观念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易经》的陈述中，也出现在西汉晚期并于此后盛行于世的“谶纬”文献中。经典之一《太平经》出现在东汉，后来逐渐成为道教第一场大规模运动中的神圣教规。

道教的第三个根基源于这样一个信念：死后的世界也是由天上的一个官僚机构所统治，拥有类似于早期帝国的政治体系。关于这一信念的证据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以及东汉时期的“镇墓文”中。那里提到一个天上的君主，他控制着一些管理坟墓、山陵、蒿里（死后世界）等地的行政官员。这种官僚体系确保墓中的长眠者能远离地下世界的邪恶势力，同时也保证死者无法返回阳间打扰生者。因此，这种墓葬习俗在本质上是可以驱邪的，可以驱除来自阴间的邪恶势力，也可以将已故之人从阳间彻底地清除出去。道教基本接受了这种官僚模式，但是又增加了一些拯救灵魂的说教，即允许一些圣洁的灵魂升入天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能占据一官半职。

史料有记录的中国第一个有组织、大众化、流行的宗教运动发生在公元3世纪。在中国北方平原大旱之际，许多人聚集在路边，携带着一束束或一秆秆的麻与稻草穿越乡野。他们声称这些物品是西王母赐予人们的护身符，可以避难保命。整个夏季，他们聚集在城镇与城市中，在那里举行大众信仰的仪式。在都城，他们歌唱、跳舞，手举火把穿越街道和屋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期盼迎接西王母的降临。秋季过后，大旱消失，这种场面也就在官方记录中消失了。

史料中关于人们对西王母狂热崇拜的简短记载，是我们仅有的文字证据。但是从其他文献中，我们知道在汉武帝时代，人们认为西王母居住在大地最西边，可以长生不老。在西汉，人们将西王母与昆仑的传说联系在一起，认为昆仑山是连接大地与上天的地方，在非常遥远的西方居住着长生不老者。因为这两个传说有共同的地理位置，也都提到了长生不老的特性，因此这两个传说就合并了起来。在东汉墓葬图中，西王母经常出现，她是管理位于西方的极乐世界的主神，那里有长生不老的蟠桃，没有人会死亡。东汉时期卜卦的碎片表明西王母仍然是拥有巨大神力、有保护力量的天神，她可以保佑人们平安并带来财富和子孙。人们也可以借助一些方术穿越时空到达西王母的天上世界中。从公元前3世纪对大众运动的记述中，我们同样了解到，人们可以用歌舞和护身符等方式召唤她。

西王母信仰要早于道教崇拜，但是它揭示了制度化教义出现的主要原因。在汉朝的宇宙论中，上天与君主是紧密联系的，也就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作为天子，只有他一人能够祭天，当他行为不当的时候，上天会用干旱与瘟疫来进行惩戒。人民遭受痛苦与死亡，但是他们无法通过良好的行为或者虔诚的祭祀来满足上天，借以躲避灾难。这样，西王母就成为一个可作为替代的最高神，她向大众开放，能拯救那些呼喊她的人。就这样，她成为道教神祠中的重要神灵，等同于佛教神祠中的佛祖和菩萨。不仅如此，对于西王母狂热崇拜的仪式还有一些特点，如向往长生不老，追求在神奇旅程中穿越时空，对充满神力的护身符的运用，灵魂出窍和入定等，这些特点和古代中国萨满教的实践特征颇为相似，它们后来都成为道教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王母信仰可以被看作原道教运动，是中国制度化宗教的直接祖先。西王母后来被列入道教神序列中，在道教徒和一般民众心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受末世论的影响，山东发生黄巾起义，四川出现五斗米道，它们体现了以后道教的两个新特点：神授经书与末世论，预言旧的秩序将被扫除，种民所居住的太平盛世即将来临。最早的道教经书宣称，太平世是在公元前7世纪，以“太平”命名的这部书被献给东汉朝廷。另一部同名的经书形成于公元2世纪，它是黄巾军的核心经典。这一运动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五斗米道，据说就是建立在142年的非文本启示的基础上。他们将追随者按军事单位组织起来，以便于统一信仰和集体行动。他们首要的宗教实践包括通过忏悔罪恶与执行苦修来治愈疾病与延长寿命（其信念是，疾病是因不当的行为与违反禁忌造成的）。

这两个运动教导称，除了个人犯下的罪恶，人们还要对家族集体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罪恶负责，这些罪恶只有通过集体赎罪、传道甚至分裂并创造新国家等方式才能得以清除。他们同样使用冥想、呼吸吐纳以及其他的保健卫生和饮食学方法来延长寿命。这些运动明显都根基于老子信仰。老子被认为是《道德经》的作者，他在这一时期被理解为广大无边的存在，会定期转世以拯救受伤害的人们。五斗米道更是将《道德经》看作经典，认为它的字句有神奇的力量。

虽然黄巾起义在184年被镇压了，但五斗米道的张天师家族在四川一带建立了道教王国。这个国家被分成几个治（教区），治负责登记人口，由“治头”管理，这是从汉代地方社会中吸取的管理模式。五斗米道按照军事化的方式将教徒列籍、划分阶层，并决定他们在入教仪式及以后定期仪式中的位置。他们同样规定了每年一月、七月和十月的十五日为举行仪式的节日。在这些聚会中，政府会告知民众运动的概念意义，以及一些教规教律。同样还有一个赎罪的禁食习俗，信徒在身上涂抹泥和木炭，捆绑双手，念出罪恶之事，以此获得救赎。个人忏悔的行为包括修建道路，这是一个以“道”来证明自身神圣性的活动，还包括修建义舍，它既是地方的行政中心，也是往来官员的落脚之处。这个国家还修建了特殊的“静室”，让人们来这里默想自己的罪过。

215年，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向曹操投降，大量的信众被重置在洛阳、邺城周围，以及东北地区的其他地方。这次道教信众的重新安置，使道教能够传播到中原地区。道教的领袖似乎对曹氏家族施加了一些影响，并在曹魏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到了3世纪末期，西晋王朝开始瓦解，在李氏家族的领导下，被重置的道教徒又辗转返回到四川，建立起道教神权统治的国家，称为大成国。因被川蜀的大山所环绕（四川与中国的大部分区域相隔绝），所以在这里一再建立起道教国家。大成国一直持续到4世纪中期，它亡于桓温之手。随后，道教的信众和教义再一次分散到各地，但是以后的道教都是由四川的神权政治延伸而来，所有的道教派别都将它们的根基追溯到张氏所建立的天师道。

道教的大众运动传播着集体赎罪的末世论，而对个人长生不老的追求曾经吸引了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一点也继续吸引着东汉的精英们，特别是中国南方的世家大族。这一传统在4世纪中期葛洪（284—363）写成的《抱朴子》中达到了顶峰。他从老师那里接受了图书资料并进行整理，这些资料表明在文化阶层中一直存在着一系列的传统活动，但可惜的是，这些资料都没能留存下来。因此，他那漫长却不系统化的、追求长生不老方术的工作，就成为道教兴起以前唯一的、与实践有关的证据。

道教的终极信念就是长生不老，这种变化和那些自然界的变化类似，比如蛇蜕皮、蛹化为蝶等。葛洪的部分任务就是试图让读者相信长生不老是的确存在的。这种主张是对他所相识的干宝写就的著作的回应。他还认为，这个时代道德品质的下降，使得长生不老者不愿与人们居住在一起。最高层的长生不老者是天上的神仙，他们可以登上天国，并在天国中占有一席之地；次一级的是地上的神仙，他们云游于群山之中；最底层的是尸解仙，通过提供一个替代物作为尸体来瞒过管理灵魂的官僚，假死后脱。有时候，后两个概念是过渡阶段，它们为信徒提供足够多的时间，使之最后能飞升天国。葛洪坚持认为，真正能够长生不老的人应该是要离开社会、归隐山林、修身养性、培育艺术的，这其实和该时期的隐士生活非常相似。

长生不老的方术较少强调通过吐纳、行操及房中术来保精行气，这些方法属于早期传统的“养生”范畴。其目标在于内养形神、外怯邪恶，通过积累体内的积极因素、吸收外部的积极能量、排斥体内淤塞的消极因素来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通过饮食限制来纯化肉体：肉类、酒类还有强烈气味的蔬菜或谷物都是被限制食用的。像这样的食物富含三虫等，这些阴邪的尸虫被困在人体内，只有人死后才能被释放出来。相反，修仙者应该依靠自然饮食来生活，比如食用树皮、菌菇、露水、草本以及各种丹药，它们能杀死三虫，或者能将肉体替换成一个更加永久的肉体。一旦他们长生不老，便会餐风饮露。

最有效的长生不老的方术，还有葛洪最根本的兴趣，就是制炼丹药。许多物质可以消除体内有害物质的影响，使身体回复到最原始、没有分化的纯净状态。这些物质需要经过各种程序与法式的提炼，原初的元素发生蜕变，然后才能融汇为宝贵的精华，最后被服用。最重要的物质是黄金，它从来不会生锈，因此它自己便是永生的。其次还有朱砂，它是一种自然矿物质，因为其火红的颜色被认为是包含力量的。自然的朱砂常常被替换，取而代之的是用硫黄、硝石和水银炼制的合成物（这些也是火药的成分，火药的发明就来自道教的实验）。由于道教炼丹术使用水银，导致很多人中毒死亡，不论最初是有意的（服用水银是迈向长生的一步或者是朝廷的阴谋）还是意外的。与这些化学品相伴出现的，还有许多草本药物和菌类。

因为这种“外丹”对像葛洪那样的修道者而言也过于昂贵，所以它逐渐被“内丹”所取代。这是一种内养气功，与吐纳密切相关。修炼者通过《易经》八卦中的特定卦象，创造了人体内部的炉鼎。这种内部炉鼎炼出他们自身纯净的内丹，并周流全身。

葛洪的著作完成之时，恰恰是西晋灭亡、北方流民来到南方之时。他们也将道教带到了新的家园。随着东晋朝廷的建立，南方既有的一些大族发现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已经降到次要地位。他们为自己的野心找到一个新的发泄口，于是组成了南方道教中最重要的流派——茅山道派，也被称为上清派道教。这个宗派围绕着杨羲在364—370年间所授受的经书来发展，因为这些经书以出众的文采和绚丽的书法吸引了精英们的关注。这些经书提供了一个审美机制，通过这个机制，旧有的南方世家大族能够接受道教，也不会在精神层面上觉得低于天师道。

这些经书所展现的内容成为后世道教的标准宇宙观：它用一种迄今为止最有想象力的方式表现神界的崇高与权势，表现天庭的等级秩序。那些与杨羲对话的完美男人与女人，比起葛洪理想中的仙人，等级要更高，而且更加优雅。还有授受这些经书的上清天要远远高于四川天师道或葛洪所讲的太清天。杨羲所授受的经书中包括这样的经文：

明精内映，玄水吐梁。

赐书玉礼，刻名灵房。

饮食月华，与真合同。

飞仙紫微，上朝太皇。

天师道中最关键的实践，特别是房中术，被人们公开谴责，或作为初步修炼而退居劣势的地位。早期忏悔仪式的治疗功能还被编入杨羲的著作中，但是这些仪式宣称能通过解决地下世界死亡亲戚之间的纠葛——有时因为他们生前的罪过而引发纠纷——来进行救赎，这导致了灵魂对他们的怨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调动各路神仙来安抚死者，或者保佑生者上升到没有这些亲戚的天国。因此，杨羲所接受的经书，在旧有的南方世家大族间保存、转抄、传播（后来的人物又接受了新的神启），他们声称这些经书比早期道教的经书更加精致，更加完全。

茅山经书同样改变了大众运动的期待。根据杨羲所著，目前的世界是由六天构成的，并受六天权威的控制，也就是说，无法长生的死者受到死去将军的灵魂的控制，这些将军需要长江流域的人民对其进行血祭。茅山派的信徒反对这种崇拜，他们向得到神圣经书传授者宣誓效忠，并通过静修净化自己，由此成为思想上的精英。作为种民，他们将会在灾难性的六天毁灭中存活下来，此时，粗鄙的祭天者已经丧命，种民将重新填满被救赎的世界。这一人间太平盛世是为高贵而精细的少数人准备的，这些人内心敏感，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抓住微妙精神世界的精髓，并能欣赏高品质的书法和诗歌。5世纪晚期的时候，茅山派受到南齐皇室的欣赏，教派的第九代传人陶弘景，与随后的梁朝建立者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当这种精英道教在南方获得士大夫与统治者喜爱之时，另一个道教理论在北方找到了肥沃的依附土壤。寇谦之，他的家族曾追随过五斗米道，他在5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受到了一系列的神启，被奉为圣尊的老子告诉他真正的道已经变得腐朽，所有的牺牲祭祀与男女合气之术都应该被禁止，道教徒只能通过静修、辟谷、吐纳以及养生来追求长生不老。另一个神启告诉他，北魏皇帝就是缔造太平盛世的君主。

带着这份信仰，寇谦之来到北魏朝廷，他与一个汉族官僚集团结成同盟，这些汉族官僚希望本土文化能超越佛教信仰，再次恢复其最高的地位。寇谦之说服北魏皇帝于442年改信道教，并采纳太平真君的称号，以道教圣人的身份进行统治。皇帝也从寇谦之那里接受了护身符，并任命寇谦之为朝廷命臣。这位统治者同样颁布了由寇谦之所写的新规来净化道教。在444年到446年之间，皇帝谴罪于佛教，但这看上去是崔浩领导的汉族官僚集团的意志，而不是寇谦之的。寇谦之死于448年，皇帝也在452年遇刺，这使道教的神权政治与对佛教的镇压都得以终结。

因此，开始于2世纪的道教最初是期待世界末日来临之际的大反叛，但是到了6世纪早期，它已经转变为哲学化的宗教，迎合精英的世界观与国家的需求。在北方，它得到国家的直接支持，有道观和遵从道规的道士。在南方，它在精英间流行，其形式是在师徒之间传授神圣的经典，信徒中有很多是皇室成员，甚至有皇帝。7世纪早期，唐朝建立，皇室声称其为老子的后裔，将道教奉为国家最高宗教，官方的道教宫观与道士遍布每个主要的城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