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书写血统

有自我意识的亲属集团通过新的写作方式进一步发展，最著名的新形式写作要数“家训”与家谱。尽管早期文献记载了一些口头的或简短的书面遗言，少量的汉代文献中也提到了“家规”，南北朝时却产生了现存最早的传给后代的详细作文，它规定了家族的独特家风，这对家族的繁荣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最经典的是颜之推（531—591）所写的《颜氏家训》。这部书以书面写作的形式教导儿子，在家庭中要夺去妇女身体上与言语上的权力。因此，它旨在强化父系血统，不仅要在单个的家庭中这样做，在拥有共同祖先的同姓氏族之间都要做到这一点。

这部文献给所有试图维系家族世代的人提出忠告。其中包含的例子有：批评再婚的危险性，警告妻子的野心会离间兄弟友爱，坚持不断管教孩子，呼吁家长为防止失去权威身份应避免与其子孙过度亲密。颜之推同样强调了细心管理家庭物质财富的重要性，不应过度信任奴仆。作为一个学者，他强调要认真对待书本，并花费几个章节来说明学习与熟练写作的重要性。

除了给予忠告，这部书还描述并评价了不同地区家庭生活的差异、他们营生的不同手段和不同的家庭价值观。有一整章特别专注于“风操”，处理的主题包括如何避免提及故去的父母的名字、节日仪礼、悼亡以及其他相关事务。这部书经常把北方与南方的风气进行对比，并引用经典文献中的评论，来判断哪个地区的行为更加得体，比如下面的这个例子：

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若不修书，则过节束，带以申慰。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礼无明文，则吾不取。南人宾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并至门，相见则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南方人坚持只在成文的著述中讨论家族史，而北方人更喜欢面对面地谈论这个话题，甚至会针对客人的家庭背景提一些颜之推视为极为无礼、冒犯客人的问题。颜之推的讨论更进一步，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在南方和在北方，什么样的人能够被认定为亲戚，以及该如何去对待他们：

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

虽然有一些争论的问题还不清楚，但是颜之推的文本阐释了几个观点。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精英都会追溯数十代——甚至不夸张地讲——上百代的亲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赖于一份详细的家谱。人与人之间确切的关系，以及对这些亲戚关系应如何描述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梁武帝与北方人之间的争论，就表明后者认为“族”这个还没有被明确定义的概念实为人造，并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将亲戚结合在一起的血缘与情感的纽带。这与南方人倾向于在书面记录中建构亲戚关系的喜好类似。与之相反，北方人期盼有一种活生生的、现世的概念来规范家族关系。

最后，《家训》中还有一部分材料是传给颜之推的子孙的，专门强调要给颜氏家族的成员看。颜之推花费很大心血，指出维系其家族的家风与家庭信念的规则。其中一个例子是，他警告后人不要卷入军事纷争。在提出避免战争的一般原因之前，他列举了从孔子时代到现在成为文士学者的颜氏成员，其中只有两位家庭成员选择了戎马生涯，皆罹祸败。如此一来，避免从军成为家族的义务，也是出于对祖先传统的尊重。

另一个例子是他在章节的开篇就敦促信奉佛教：“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颜之推用专门的一章来证明佛教的真实性，紧接着又用一章来批判道教，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遵循家族传统。成为颜氏家族成员，意味着必须要信奉佛教。

颜之推坚持认为学术研究与文学活动应该是一个正常人生甚至一个正常家族的中心事务。他提到自己的儿子在北方与胡人一起长大，所以他们只能从文本中学习到恰当的风操与正确的家族作风。稍后，他解释说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来支持对儿子的教育，“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在讨论写作时，他指出一个家族传统，就是颜氏家族几代人的文学作品都“甚为典正，不从流俗”。颜之推把学术研究和写作当作家族传统，同时，他也坚持书法的重要性，他将书法描述为“门业”，对自己的生存至关重要。颜之推多次提到文章是亲属纽带的基础，并主张接受年长亲戚的批评与指正，以学习如何写作。简单地说，通过亲戚的教导，家族的男性成员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写作传统，这种传统对于一个家族的生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经过几代人，这一传统也使得家族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

写作是维系家族的一种方式。颜之推批评被妇女们所统治的身体与语言的世界，这也成为他写作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勉学”一章中得到最详尽的讨论。他提出人们鼓励孩子羡慕和仿学优秀邻居的行为很不明智，因为最好的行为榜样存在于汲取历史精华的文献当中。在整部家训中，他更是断言最高的智慧与知识来自眼，而非来自耳。在其中一处指的是要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而非道听途说，在其他地方，指的是从书本中找寻真相而不是相信别人所说的。这些争论并没有直接涉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只是证明了以书面文献取代强势的言语是合理的，而且对于家族的生存而言，文献的流传与研习是其根本所在。

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点在整部家训中得到充分阐释，即经典研习提供了最好的——即便不是唯一的——家族生存的经济基础。即便战争摧毁了全部的家产，害死了所有的亲属，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也不会丢失，并且总能找到需要它的市场。这比土地更有价值，因为几代人之后，土地总会分散，这也比爵位更有价值，因为随着短命王朝的崩溃，头衔也会消失。这样一来，他从社会与经济方面理性论证了写作为什么会是家族生存之道，当然，他也虔诚地坚持认为其最终作用是提高人的道德修养。

这种从经济因素将写作合理化的论证，组成了“勉学”一章的核心部分。颜之推声称所有人，甚至神圣的统治者与高级贵族，都必须学习，他将学术研究置于社会的经济模型之中：

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

在指出每次王朝灭亡后无所事事的贵族子弟是如何随之没落之后，他认为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能在任何地方生存，而写作是最有用的也是最为高贵的技能。颜之推坚持认为写作是一个能获取价值的技能，并能帮助人们从最早的境遇中恢复过来，这是因为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曾一贫如洗，经历了几个王朝的更迭，又在北方被俘获。他自己的这些经历已经将这门手艺的价值“刻在骨肉里” 。

学习对于家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南北朝时期精英们的普遍观念。权贵的王氏家族有一位成员在5世纪末写道，祖先爵位所能带来的权势总会逐渐消逝，只有努力学习才能维持家族的地位。他断言，世上的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地位都会有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完全取决于他们学习的努力程度。这种观点同样贯穿《世说新语》全书，在这部文献中，即便是最显赫的家族如谢氏，也时常会检验他们年幼的子女在文学与学术上是否能取得卓越表现，以此保证家族的未来。幼童与青年的天赋与品性也要受到高下的比较，就像选拔官员时一样严苛。一些有鉴赏力的成人会预言哪个儿子能以其文学天赋或技能，在文明社会中保持或恢复家族的地位。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

在少数情况下，甚至连女孩也参与到这种竞争中来。

除了家训以外，家谱的写作在这一时期也变得很重要。尽管在汉代文献中就有提到族谱编撰及其在王朝末年如何被大规模地毁掉，但是南北朝时期进行家族记录成为精英家庭的普遍现象，任谁都在模仿他们。他们以谱系来证明其家族成员的身份，保证他们属于一个杰出的家族分支。国家依据族谱来决定谁的家族背景能够保证他获得一定的权势。因此，族谱成为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基本决定因素，也是亲属结构的决定因素。

没有族谱流传至今，但是在那一时期的历史记载及文章中，我们可以重塑它们的基本特征。家谱描述家族的起源、不同的分支及其相应的地位、成员所担任的主要官职、婚姻状况。《世说新语》的注释中会引用一些家谱的摘要来提供逸事主人公的个人信息。这些摘录提供了某人在公共生活中使用的名字（并不是他私底下使用的名字）、家族中他这一分支的起源、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以及所担任过的最高官职、他自己所担任过的最高官职以及其他职位，有时还记载他死亡时的年龄，偶尔还记载其母亲的家族、姐妹的名字以及其他亲戚的信息。

最佳的证据是《河南于氏家谱后序》中的选段，由于邵在8世纪后期写成。在这篇序中，他说明了自己家的族谱可以回溯到北魏时期，那时家族获赏了新的姓氏与封地，都是授予一个叫作于谨的祖先的。家族保存了超过170年的官职与婚姻记录，但是却在756年的安禄山叛变中遗失。于邵现在重修家谱，他解释道，家族现在划分为九个分支，分别是于谨的九个儿子的后代。每一条分支都用两卷书来描述。第一卷记录该分支的祖先及其随后的四代人，这五代人被供在祠堂中享受祭祀；第二卷记录这些分支当下的领头人物，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后代。

这次讨论显示了家谱范围之广，但是于邵又附加上一个关键性的修订：

其文公第四子安平公房此建平公已上三房衣冠人物全少，今与文公第五子齐国公、文公第六子叶阳公、文公第七子平恩公、文公第八子襄阳公、文公第九子桓州刺史并以六房，同为一卷。就中第五卷已下，子孙皆名位不扬，婚姻无地，湮沈断绝，寂尔无闻，但旧卷而已。后有遇之者、知之者，以时书之。其五祖九祖分今叙在三卷，并录之于后。

简单地说，南北朝时期的家谱，如同汉朝的那些家谱一样，并没有记录下所有的血亲，而是只记载那些有地位的、官宦生涯或婚姻生活成功的家族成员，只有这些人值得被认可与纪念。

王朝历史中的各种逸事，都体现出这种双重原则，一方面尽可能地广撒网，另一方面又把所有没多大作用的小鱼扔出去。有一个例子能说明信息的广博，一个叫韦鼎的人告诉隋文帝，他的亲族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分支，它们之间并没有联系，但是因为有家谱，所以他依然能够找到这两个分支之间的联系。保存在日本的一份唐代的族谱序讲到，作者需要记录下详细的族谱，以便使那些已经疏远的旁系能够更容易地追溯他们共同的祖先。相反，也有一些逸闻讲述了成功的亲戚们如何拒绝把贫困的孤儿当作自己的亲戚。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满璋之试图为儿子迎娶显贵家族的女儿，却没能成功，因为调查者发现他的家谱中虽然有官员，但是也有平民。

唐朝的官方正史明确表示把不成功的亲戚排除在家谱之外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然每姓（在山东士族之间）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县隔。”在家族成员构成这一关键的问题上，南北朝的世家大族不允许情感因素干扰对现实利益的算计。只有那些通过联姻或者出仕而在世俗世界占据一席之地的人，才能被算作真正的精英。

家族谱系的这种构建方法是九品中正制在社会中的一种运用。要想代代都能保持高位，就需要家族成员不断获得提拔。同样的，要保证家族成员能以门资入仕，每代都要有人获得更高的官位，才能为后代打好基础。以家族成员身份是可轻松入仕，但是反过来，只有获得高等官位才能成为家族成员。

唯一能将世家大族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他们身为亲戚的自觉，这种自觉意识体现在他们的族谱当中。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北方大家族，他们掌控着地方的防御力量，但也就没办法获得比地方精英更高的地位。由于编撰族谱时会排除一些没能获得一官半职的失败旁系，所以精英的亲属结构已超越了个体家庭的层面，它形成于国家关系当中。因此，这一时期世家大族垄断高职位的代价是要从此依赖于政治官僚机构的运作。个人从朝廷中隐退成为“隐士”，已是奢望。从长远来看，即便要从世俗世界隐退，其家族必须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名望，并且通过做官任职获得不菲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