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定居的邻邦

当北方的游牧部落以劫掠、进贡或征战与中华帝国发生关系时，东北的族群（生活在今天的朝鲜与日本）、东南的族群（生活在今天的越南）以及西南的族群（生活在今天的云南与贵州）定居下来，他们通过模仿中华帝国与其联系起来。如同“中国”这一称谓，韩国、日本和越南这样的称谓也不合时宜，因为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后来将这些地区统一的政权实体的雏形，他们之所以能够诞生也是和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每隔一段时间，中国周边的独立小国就会按一套授权程序建立起来。某位酋长向中华朝廷进贡，然后获得“王”或者“公”的爵位以及与爵位相当的印信。朝鲜半岛北部较早出现的国家是高句丽，公元32年的时候便向汉朝进贡，以后获得王爵。在半岛南部，晚些时候出现了一个国家——百济，其于372年与晋朝建立联系，386年它的统治者从中华朝廷获得将军之职及带方郡王的资格。在3世纪，卑弥呼——日本一座小岛上的一位女祭司兼酋长，试图从曹魏朝廷那里获得官爵。5世纪的时候，日本派来十几个使团，希望从中国南方的政权这里获得爵位头衔。这些官爵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使得当地有野心的酋长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这些官爵反射着中华帝国的光彩，也增强了他们创建国家的能力。虽然要的只是形式上的臣服，那些接受官爵的人也有可能积极地去消除汉文化的影响，甚至打击汉人军队，但是在东亚，语言的形成和治国的理念还是围绕着中国模式而形成的。

朝鲜与日本国的形成，同样受到越来越多四处游方的僧侣的影响。当朝鲜与日本转信佛教，对于那些寻求教化与经典佛经的人来说，中国就成了主要的朝圣地。他们回到家乡时，不仅遵守着佛教戒律，同样也描述着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现身说法者，还将很多书面的资料带回家。同样，商人和贸易者把很多商品与技术从中国介绍到周边国家，使之逐渐采用中国模式。

朝鲜半岛上政权的出现也体现出了这个过程。汉朝的创建者在辽东郡以东建立了一个附属国。该国的第三代王在公元前109年的时候杀掉了汉朝官员，于是中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地区并建立了四个郡。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朝鲜半岛上的平民百姓与中国其他州郡享有同一种文化。与鲜卑族有关系的部落民继续按传统方式生活，因为大规模的移民，精英文化从中国的中部平原地区进入到今天的朝鲜。但是在公元106年之后，鸭绿江边的高句丽将汉朝的势力向西推到辽东，成为第一个从中国独立出来的附属国。

244年，高句丽被曹魏军队征服，但是当晋朝瓦解时，它又恢复了独立，并占领了以前汉朝设立的诸郡，334年控制了今天的朝鲜与中国吉林省以南地区。与此同时，慕容鲜卑占领了扶余的大部分地区，并在342年给予高句丽沉重的打击。高句丽很快恢复过来，并且在373年（此时慕容氏已经被苻坚摧毁）建立了一个中华式的太学，借鉴晋朝的法律体系，并开始信仰佛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高句丽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置于其控制之下，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强权。

在4世纪的后半期，在高句丽从北方向朝鲜半岛南部扩张的同时，朝鲜半岛的西南角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城邦国家——百济。（地图11）369年，百济打败了从前统治它的领主，并很快受到在建康的晋朝廷的承认，还被授予官爵。415年，这些官爵被提升到王爵。分散的史料表明，百济与晋朝间的关系远远不止于官爵授予。百济使者的姓名显示他们可能有中华血统，6世纪早期百济墓葬中的砖石也与中国南方的款式一致。百济本纪同样记述了百济朝廷如何借鉴中国的建筑、音乐和诗歌形式。百济成为这些实践活动的主要中心，同时也是佛教中心，后来这些文化经由百济传到日本。

南北朝诸朝仍将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视作独立政体，6世纪末重新统一的中华帝国却理直气壮地坚持重新对朝鲜半岛恢复统治。正是因为一系列试图征服朝鲜的争战都遭遇失败，才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对高句丽的征讨也失败了。新罗是第二个依附中国而生的朝鲜半岛国家，形成于朝鲜半岛东南地区，在它的配合下，中国人最终征服了高句丽。接下来，新罗——不是中国——占据了半岛。

倭国的逐渐兴起与朝鲜相似，但是时代上要更晚一些。除了在3世纪向中国派遣使者，卑弥呼女王仿制了中国样式的青铜镜与军旗，以此展示她与曹魏朝廷的捆绑式关系，并提高自己的声望。卑弥呼死后，中国与倭国的关系一度中断。413年以后，十多批倭国使者被派遣到南朝，要求南朝授予其官爵、官印、青铜镜和军旗。502年后，倭国停止遣使。600年至614年间，倭国恢复遣使，派遣到隋朝朝廷的使者不再渴望头衔，因为倭国这时已经建立起一个统一王朝，所以头衔已经没用了。倭国使者希望学习中国的制度，希望强化贸易关系。6到7世纪时，倭国朝廷自己经手绝大多数与中国的贸易，并且通过进口来的这些奢侈品获得声望，这也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形成。在唐朝统治的3个世纪里，日本派遣遣唐使共16批，来访日期完全是凭倭国朝廷的兴趣所至而决定的。

地图11

然而，大多数输入倭国的中国物品都是从朝鲜半岛传过去的。除了新型的甲胄与冶铁术这样珍稀的货物之外，进口商品中还包括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以及由朝鲜老师所教授的治国理政之术。佛教及其寺庙建筑同样也是从朝鲜半岛引入倭国。倭国的发展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密不可分，经过这几个世纪，日本南部沿海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其密切程度甚至超过了日本南部沿海与日本那些从海边难以到达的区域之间的关系。朝鲜半岛的移民社会由中央朝廷管理，他们几乎完全独占这一时期的文字书写能力。

日本逐渐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邪马台不断兴起，这个国家依附中国而生，两者关系在7世纪早期达到顶点，体现在它全盘吸收了中国的官僚机构。在几十年里，日本又引入中国的书写体系，在中国刑法规范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法规，修建了中国式的都城，受中国的启发，编制户籍，分配土地，征收赋税，并将之与日本的实际结合起来。日本人甚至开始将他们的统治者称呼为皇，并且像中国人一样，把他们自己描述为世界的中心。他们与自己身边的“野蛮人”也建立起了朝贡关系，在一些书信往来中，将自己的统治者与中国的皇帝相提并论。就这样，在不断学习中国文化与制度的同时，“和魂”这样独特的概念首次在日本的文献中出现。

在南北朝时期，现在的越南一直没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由于不时就会被汉人攻占，它的政治也有所发展。在第一个中华帝国形成前的500年间，这个地区，包括北越、广西省和广东省，属于东山文化区。秦朝统治此地之后，这里被称为岭南。秦朝灭亡后，这个地区成为南越国，独立存在了近一个世纪，只在名义上是汉朝的附属国。公元前110年，南越国才被汉帝国容纳进来。这一地区墓葬的陪葬品混合着中原式样与当地的越文化式样。公元40—42年，这里发生了徵氏姐妹领导的反叛，反叛被镇压后，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该地，但是这次反叛在现代越南的历史中被当作影响国家形成的一个中心事件。在这个世纪里，交趾（现代河内附近）与番禺（现代广州）成为中国与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的两个重要的船运中心。在城市之外居住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者，城里的居民大多数是当地的土著部落民。

当汉朝瓦解后，岭南短暂地独立过一段时间，226年它被吴国攻占，并分裂成两个地区——交州与广州。264年这种区划官方化，是将南方分裂而治的第一步，最终这里将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一时段里，交州被几个主要的家族统治，他们与孙吴保持距离，转而和黄河冲积平原上的曹魏进行结盟。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豪族，在李氏家族的领导下控制了这一地区。尽管他们在541年的第一次公开反叛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侯景之乱迫使梁帝国的军队于550年撤军，这让交州处于独立状态，直到602年隋朝占领该地区并重归统一。在唐朝早期的几十年里，交州乃至整个岭南都处于世家大族的统治之下，朝廷允许他们处置所有的地方事务。

正如同在中国国内，受过教育的人们说着彼此听不懂的方言，但却可以通过象形汉字进行交流，东亚这些政体和语言都不同的区域之间也使用书写文字来进行交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汉字不仅代表了发音，还有特定的含义，并且相似的字符在东亚各国也有着相似的表意。其中不仅仅包括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比如“北极星”皇帝和他的官僚，同时也包括家庭与社会阶层结构方面的理念，这些理念常常在儒家或“东亚价值观”的标题下被集合在一起。尽管汉字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或被改动或被彻底废弃，但是其中蕴含的意味被东亚各国的文人精英所接受，并以此来进行文思交流。

新近出现的东亚世界不仅通过国家结构和书写体系联系在一起，其发展与相互间的贸易也密不可分。中国的东边和南边出现了很多新兴国家，使臣定期来中国的都城进行朝贡。通常商人也会随行，随着南朝贸易的繁盛，长江流域形成了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网络。如此一来，海上贸易第一次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主要因素。（图18）

在中原周边的定居者中，中亚——包括现在的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还有前苏联的部分地区——在与中原建立起联系之前，由绿洲周围的城邦国家所占据。在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汉人考察了这一地区并占领其东部。但是，随着晋朝的灭亡，中华朝廷与这些城邦国家之间所有的交往都中断了。一些核心地区——龟兹、焉耆、高昌、楼兰——继续成为贸易与佛教传播的主要通道。主要的文献翻译工作就在这些城邦国家进行，杰出的高僧也经过这里前往印度与中国。在汉唐之间，因为佛教徒记录了他们的旅程，写成著作，这才使中国人对中亚西部及印度变得熟悉起来。在这些佛教徒中，最著名的是法显。来自印度的经文在中国绘画、诗歌理论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某些印度的文学体裁及其作品也给中国的文学写作提供了新形式的范本。

图18 描绘一只船的石碑，四川成都，5—6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