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攻打柔然和修筑长城

另一位与崔浩起冲突的大臣，是出身“细族”的刘洁。崔浩与刘洁的冲突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事件。《魏书·刘洁传》如此记载：

洁朝夕在枢密，深见委任，性既刚直，恃宠自专。世祖心稍不平。时议伐蠕蠕，洁意不欲，言于世祖曰：“虏非有邑居，迁徙无常，前来出军，无所擒获，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群臣皆从其议。世祖决行，乃问于崔浩，浩固言可伐。世祖从浩议。既出，与诸将期会鹿浑谷。而洁恨其计不用，欲沮诸将，乃矫诏更期，故诸将不至。……停鹿浑谷六日，诸将犹不进。贼已远遁，追至石水，不及而还。师次漠中，粮尽，士卒多死。洁阴使人惊军，劝世祖弃军轻还，世祖不从。洁以军行无功，奏归罪于崔浩。世祖曰：“诸将后期，及贼不击，罪在诸将，岂在于浩？”浩又言洁矫诏，事遂发。舆驾至五原，收洁幽之。

刘洁在北魏朝中颇受重要，当时朝廷讨论一件大事，就是要不要征伐“蠕蠕”，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柔然”的这个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后，“蠕蠕”便在他们的旧居地附近兴起。从对柔然的称呼，就看得出拓跋氏的汉化程度，已经到了随汉人习惯，将非我族类的群体用“虫”字旁的字给他们命名。

刘洁明确表示反对攻打“蠕蠕”，因为“蠕蠕”是“虏”，是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所以与其出兵攻打他们，不如在定点上守卫准备，等他们来犯时再予以攻灭。当时刘洁是皇帝面前的红人，大家都附和他的意见，都说不应该出兵。

但有一个人在皇帝面前比刘洁更有影响力，那当然就是崔浩。皇帝听取了刘洁的意见，已经不打算出兵了，但还是要问一问崔浩。崔浩认为应该攻打柔然，于是，皇帝改变了心意，接受崔浩的建议，决定出兵。

面对这样的事态，刘洁心中很不满，尤其是原本已经做出的不用出兵的决定，却被崔浩破坏了。于是，刘洁就在军事行动中搞鬼。北魏出兵后，本来约好各路大军在鹿浑谷会师，但是刘洁假造命令，让各路人马无法同时到达鹿浑谷。交战中遇到好机会，刘洁却阻止太子出兵，最后导致一支北魏大军陷在沙漠里，因为没有后援粮草而遭受重大损失。刘洁这么做，就是想要让皇帝放弃这次行动，并且以此证明崔浩的意见是错的，让皇帝怪罪崔浩。

世祖拓跋焘却还是站在崔浩这边，说战事失利不是崔浩的错，是诸将该到却未到。崔浩知道刘洁要斗他，就揭发了刘洁假造命令的事，于是，不仅刘洁，还有与刘洁同伙的几位大臣，都遭到“夷三族”的严厉惩罚，一下子有百余人被处死。

与崔浩发生如此严重冲突的李顺、刘洁，都不是世族大姓，而且他们都与太子有密切关系，这样的身份差异造成紧张关系，显然不是偶然。

攻打柔然失败后，拓跋氏政权做了两个重要决定：一个是“设六镇”，另一个是“筑长城”。前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发源地，对北魏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过，奇怪的是后者。北魏进行了大规模动员，前后修筑了两千余里的长城，有部分遗迹至今尚存，是非常古老的长城遗迹。修筑长城，表明拓跋氏的角色已经彻底翻转，从原本位于北方草原要攻入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成了在南方农业地区修筑长城防堵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

这也就意味着，拓跋氏已经倒向农业这一边了，已经转变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为其经济基础的社会。他们看待柔然的眼光，就是原本汉人看到北方游牧民族的眼光，他们看到的是劫掠，是威胁，也就承袭了汉人的方法，选择修筑长城予以阻挡。

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修建城墙。他们兴建了国都平城，后来还兴建了更雄伟的洛阳城。不过，经济结构转化为农业的同时，上层结构并不必然顺理成章地相应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中，仍然保留了许多过去的成分，经济结构与上层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协调。

崔浩在这样的过渡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在鲜卑拓跋氏政权彻底农业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并运用他的权力来推动“分明姓族”的政治举措。这些“姓族”是传统文化在北方最重要的保存者。在崔浩的坚持和影响下，北魏在农业化过程中，并没有发展出一个“保留鲜卑特色的农业社会”，而是整个鲜卑社会向既有的汉文化一边倒，将“农业”下层结构和“汉化”上层结构牢牢地联系起来。

拓跋氏曾经两度尝试发明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发明了一千多个字，第二次甚至还编写了字典，据说收录多达四万字。但这仅仅止于“据说”，因为这些鲜卑文字都没有存留下来。也就是说鲜卑人本来有企图，也有可能创造自身新形态的农业文明，不一定要走“汉化”的道路，更遑论走得那么急、那么远。在历史中，他们的汉化过程，很大程度上由崔浩带领而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