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十六国时代的政权更替

十六国时代第二时期开始于后赵灭了前赵（329年），接下来冉魏又灭了后赵（352年）。不过冉魏存在的时间也很短（350—352年）。第二时期真正的重点是以慕容氏为主的鲜卑族开始建立的新的王朝，也就是说，这时期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外族”。第一时期的匈奴、羯和氐都是本来就在汉人区域居住的“异族”，却不是真正的“外族”。

以“燕”为国号的政权，包括汉人建立的北燕，都与鲜卑慕容氏有关。这时与东晋并存的有“前燕”（337—370年）和“后燕”（384—407年），以及氐族人苻洪、苻健建立的“前秦”（350—394年）。苻氏也是氐人，同样来自西边，建立了比“成汉”更大的一个政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有晋，有燕，还有前秦，又是一个三国并立的局面。

进入第三时期，前秦势力不断膨胀，将前燕攻灭，北方大部分地区落入苻坚的统治范围，与僻处南方的东晋形成了南北对峙。对峙的结果是苻坚率军南下，双方发生淝水之战（383年），苻坚战败，不久前秦倾覆，于是十六国时代进入了第四时期。

第四时期，因前秦倾覆，北方再度分裂，有了羌人姚苌所建立的“姚秦”，也就是“后秦”（384—417年），同一时期中原另有“后燕”（384—407年）和“南燕”（398—410年），南方仍然是晋。也就是形成了另一个四国分立的局面——晋、后秦、后燕、南燕。

第五时期，东晋的刘裕强势带兵北伐（409年），灭了南燕，却无法只凭借军事力量在北方立足，后来退回了南方。刘裕退兵时，北方的“代”崛起，后来改名为“拓跋魏”，也就是“北魏”。除此之外，还有赫连勃勃建立的“夏”（407—431年，又称赫连夏），以及远在西北的“南凉”（397—414年）和“北凉”（397—439年）。也就是说，此时并立的政权包括了晋（后由刘宋取而代之）、魏、夏、南凉、北凉等。

这是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的分裂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持续变化。乱局延续那么久，使得过去所有固定的政治概念都需要被重新定义：什么是王朝，什么是朝廷，什么是皇帝，什么是统治，等等，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这些概念都脱离了原有的含义范畴，成为全新的现象。

“异族”或“外族”对汉人原本建构的王朝政治系统没有足够的理解，更没有固定遵守的规范，而且，他们带进了不同的部落组织或社会文化观念，挑战了汉人王朝系统中既有的基本概念。

北魏骑骆驼商人陶俑，藏于巴黎赛努齐博物馆

讲唐朝的历史，一定会讲到“均田制”。“均田制”源自北魏，是一套涉及土地、私有财产与国家分配之间的制度。这套制度的出现，与其说是复原古代的理想，不如说是在旧有秩序彻底瓦解之后，激荡出来的一种新的部落精神。部落精神当然是鲜卑人带进来的，然而还必须经过与汉人环境的长期互动才发展为这样的土地和财产形式。

这个时代的动荡使得我们认识历史乃至叙述历史都面临特殊的困难。比如，魏晋南北朝的官制是一门大学问。不同的政权设置不同的官，官名可能是承袭、沿用原先就存在的，然而官的职掌和作用，却往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严重的是，许多官名只剩下空名，有名无实，我们不能仅仅用这些官名来建构这些政权的统治情况。

南北朝的历史，南朝比较容易掌握。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其间有一个发展的骨干，那就是“门第”。门第贵族作为社会的核心骨干，相对而言是稳定的，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然而在北方，就没有类似的核心骨干。虽然北方也有大姓，也有门第，但是他们相较南朝并没有那么稳定，他们与外族政权之间也不可能发展出一套固定的互动机制，不同的政权与大姓、门第之间有不同的互动方式。

在南方，“门第高于皇族”是始终存在的模式，皇帝、皇族通常靠武力兴起，凭借武力取得政权，他们需要门第的协助、配合，他们也会想要获得与门第平起平坐的地位，乃至进一步控制门第，但是门第有足够的筹码抗拒皇帝在权力和地位上的迫近。

在北方残破的社会经济基础上，面对“异族”或“外族”政权，北方的门第没有那么多的筹码，因此，他们会更强调家族内部团结和纪律的重要性，高度重视“礼”，发展“礼学”，以此巩固自身的实力。

这个时期北方的变化过程极其复杂，很难简单整理出单一的图像来描述其政治体系和社会组织各方面的变化。我们能尝试的是，站在北魏实现了对北方的控制之后这个时间节点，往前回溯，也就是考察北魏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组织，再从之前的历史追溯这样的体系和组织是怎么来的，可以还原出十六国时代的图景。

这种方法是以后来的结果整理前面的脉络。北魏是关键，我们可以说北魏聚拢了“五胡乱华”的种种历史元素，因此，我们接下来讲述北魏的历史，一方面当然要说明北魏如何建立，又如何维持其政权，另一方面，也要从北魏的形貌回头整理之前“异族”或“外族”在北方进行的种种政治和社会试验，看他们留下了怎样的历史印记。

北魏（386—534年）皇帝列表
（按实际在位，不计后世追崇和反叛自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