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南北

宋朝时的一场全国性危机导致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随着北方女真人的入侵，宋朝被逐出中原，被迫接受与金朝分立的局面。双方以淮河为界。淮河是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一条东西向河流。元朝统一南北后，就消灭了这一内部屏障。不过从地文学的角度来说，南北界线依然存在。南北方不仅存在气候、地貌、饮食、建筑和文化上的差异，人们甚至相信，南人与北人的思想与性格也有所不同。北方以干燥、贫穷、文化落后为特征，南方则完全相反。当时的人就已知道，淮河流域是农业上的生态过渡区。淮河以南地区降雨充沛，适宜水稻生长（年平均降雨量不少于80厘米），淮河以北只能种植小麦、高粱和其他旱地粮食作物。早在14世纪，元人王祯在《王祯农书》中就已阐明这一点，他宣称淮河是水稻和小米种植区的分界线。两个世纪后的一本笔记中提到，淮河流域的部分地区适宜种植水稻，“谷价亦廉”，而其他地区则不产水稻，因此推断“此南北之交也”。降水充沛和气候温暖是南方独有的资产，因此，这里的农业产量更高，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更大，教育和文化产业也更发达，而这一切便铸造了南方的领先优势。

不过，在一般人的眼中，南北的分界线是长江，而非淮河。所谓“江北”指的是长江以北，而“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甄别江南、江北，是明代文人笔记乐此不疲的话题。福建谢肇淛的《五杂俎》中是这样区分南北的：

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南人有无墙之室，北人不能为也；北人有无柱之室，南人不能为也。北人不信南人有架空之楼，行于木杪；南人不信北人有万斛之窖，藏于地中。

地理学家王士性则详述南北自然环境的差异，论述更见细致入微：

东南饶鱼盐、粳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骡、绒毡，西南川、贵、黔、粤饶楩楠大木。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

发达的南方的核心区域是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它的西北面是明代的第一个首都南京，东面以海港上海为限，西南面则是南宋首都杭州（地图1）。这个区域亦称江南，我在书中将称其为长江三角洲。元代在江南设行省，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则将其分为南直隶和浙江两个省。朱元璋出于自己的政治直觉和社会保守主义（social conservatism），对这一地区并不信任。他更倾向于分化、征服的做法。他崛起于淮河流域的凤阳府，那里正是南北的分界线，因此他始终与江南精英圈格格不入。尽管如此，与以往朝代的开创者相比，朱元璋还算不上是个北方人，当时与后世的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明代颇负文名的汪道昆（1525—1593）就曾说过：“畴昔圣帝明王，率由北产。帝臣王佐，亦以类从。……迄我太祖，中天而兴，挺生南国，向明而治，此其向方。”

地图1

在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时，人们也许还会引颈北望，但宋代以后，随着南方的兴起，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文化潮流的风向标已经南移。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新的变化。正如地理学家王士性乐于指出的那样，“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到王士性所处的16世纪，这个地区才“正当全盛之日”，他进而猜想：“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

元代的统治范围尽管跨越了南北的分界线，但元代统治者尽可能重用北人而提防曾经反元的南人的做法，却使南北隔阂的观念常驻人心。元朝统治下的宋金遗民发现自己并未如朝廷曾许诺的那样重新联合起来，而是要在偏见的隔阂下交涉。这种差异反映在北人与南人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紧张关系，前者被派遣南下，治理南宋的旧江山，后者则无缘服务于新政权，还不得不与新来的领主谈判。南人指责北人没教养、没文化，而北人则认为南人心胸狭隘、自以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达成政治上的调和。

蒙古人采用举荐而非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在被元廷严重排挤的南人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元朝覆灭后，他们为了扭转这种不平衡的态势，便寄希望于恢复科举制度。科举制度，通过每三年一轮的考试，在全国的青年中选拔人才，为政府效力。第一关是县一级的童试，第二关是省一级的乡试，第三关是在首都举行的会试。通过县一级考试者，被授予“生员”的头衔；通过乡试者，称为“举人”；通过全国性的、在京城举行的考试者，则是“进士”。因为科考范围是通行的教材，所以这种制度有助于在士绅中培养一种统一的国家文化。不过，人们也普遍认为科举制度更有利于南人，因为历来南人通过科举的人数要比北人多。王士性曾试图用地理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长江以北，地方广大而缺少变化，人们可以甘于千篇一律而不求在文化上独树一帜；长江以南，地形更为复杂，人们被迫聚居在一起，相互间的竞争自然增多。不过，王士性坦承，并非所有文人学士都出自江南，但他也不得不指出，嘉靖（1522—1566）以后，“则江南彬彬乎盛矣”。

不唯嘉靖之后，南北间的这种不平衡，实在由来已久。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恢复科举，就是意识到了元朝南人无由晋升之苦，但他本人更欣赏北人的坦率，因此也不愿过多地矫正重北轻南的局面。南方在文化上具有优势——教育资源更多，文学更典雅，赞助和繁荣学术的社会网络更发达，因此，洪武四年（1371），明代首次科举产生的进士中，有3/4是南人。朱元璋对这一结果很不高兴，一度暂停了科举。洪武十八年（1385），他重开科举，南人与北人的中试比例还是如此。

在洪武三十年（1397）的殿试中，这一问题终于酿成了一场危机。这一次，52名进士全部是南人。朱元璋叫主考官刘三吾重新审阅落榜的试卷，希望重新发现被埋没的优秀北方举子。但令皇帝失望的是，刘三吾再次呈上的排名仍复如是。他向皇帝解释说：“礼闱取士，向无南北之分，大江以南本多佳士，北士自不及南。”朱元璋大为震怒，处决了两名考官（刘被豁免），并重新举行殿试。这一次，61名进士自然都来自北方。

洪熙元年（1425），终于在制度安排上解决了这一问题：35%的进士席位留给北人，55%留给南人，余下的10%则留给来自南北交界的淮河流域的人。不过，这一配额方案并不适用于进士的排名，而进士排名决定了官职的安排，因此，这项关于官僚职业生涯的改革并不彻底。洪武三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殿试第一名者（被称为“状元”或“魁元”），有80%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四个南方省份。从统计结果上看，省籍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你来自以上这些省份，那你晋升的机会将比来自诸如山西等北方省份，或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省份的人要大得多（上述三个西南省份，在明代没有出过一个状元）。出身地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也决定了士子所能获得资源的多寡。

为了增加北人科举成功的机会，北京的国子监只录取北人。而南京的国子监则面向所有非北方人，这就意味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就学于北方的国子监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方便走吏部的门路，而吏部是决定官员任命的部门。罗（？——1519）——上一章提到过，弘治皇帝曾向数位臣子询问有关龙的事情，他便是其中之一——是个南人。罗玘出身于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某县，为人好标新立异，也许是因为他对经典之外事物的浓厚兴趣，所以屡次在乡试中落榜。罗在39岁时，放弃科举，为自己捐了一个监生的头衔，即在北监中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是长于经世之学的著名学者丘（1420—1495），他反对南人留在北监。罗玘固请不已，终于惹得丘怒骂：“若识几字，倔强乃尔！”罗玘则回答：“唯中秘书未读耳。”

本来这就足以把罗玘打发回老家了，但丘壑却因为他的不羁言论而另眼相看，特地留他下来考试，并惊异于他的才华。成化二十二年（1486），罗玘被准许参加京闱乡试，从而跳过了在南京参加考试的一长串南人，取得了第一名。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北监祭酒本人来自海南，也就是说，他出身自大明帝国里南到不能再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