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一统

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是游牧，征服是其生活习惯的逻辑。如果一个部落停留在一个地方，一直在同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狩猎，那么将逐渐衰落，最终臣服在别的部落脚下。生存的唯一方法是不断迁徙。因此，头领如果能够带领自己的族人不断寻找更好的居所，就具备了特殊的人格魅力。直到1227年逝世为止，成吉思汗遵循的一直是这一逻辑。因此，他南进华北平原。一个世纪前，属于通古斯人种一支的女真人征服了那里并建立金朝。七年后，蒙古人踏平金朝，开始盘算南征宋朝。

蒙古人在长江流域的西北门户襄阳和樊城陷入五年的苦战，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即南宋咸淳九年），襄阳陷落。这次蒙古人是得益于回人攻城技术的大力协助。两年后，杭州的南宋朝廷被攻克。不过蒙古人又花了四年时间，才将进一步南逃的南宋小朝廷完全击溃。

忽必烈在攻陷襄阳后，将注意力转向援宋的日本。至元五年（1268，即咸淳四年），他初次遣使日本，劝说后者终止与宋朝的结盟，但未被理会。他派出的第二、三次使团也同样无功而返。蒙古人先礼后兵。于是，至元十一年七月（1274年10月，即咸淳十年七月），一支由水师6700人、步兵23 000人组成的蒙古——高丽联军驾900艘军舰穿越朝鲜海峡向日本而去。蒙古人可谓心狠手辣，他们将赤裸的日本妇女的尸体钉在船舷上，作为示威的手段。日本人亦顽强抵抗，终于等到一场台风，使三分之一的敌舰和半数敌军葬身大海。蒙古人只能收拾残部撤离。

忽必烈尚未降服日本，就将大宋江山收入囊中。至元十八年（1281），他又纠集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二度伐日。漏船、断粮、仓促成军、再遇风暴，导致了又一次的失败。于是，自19世纪起，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神话——日本是被“神风”（kamikaze）所救。“神风”一词在1945年又复现于历史舞台，这次是被用来形容“二战”末对美国海军实施自杀性空袭的日本神风特攻队队员。

在征服宋朝以后，忽必烈急需寻找一种理念来支持蒙古统治的合法性。他找到了这样一种论调，即蒙古人有权统治这块次大陆，因为他们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宋、辽、金鼎立的分裂局面。把四分五裂的领土一统于一个名为大元王朝的政治体之下，很可能是出自忽必烈最信任的汉人幕僚子聪的谏言。子聪原为僧人，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即南宋淳祐二年）曾为大汗延揽，海迷失后元年（1249年，即淳祐九年）又再度入幕，成为忽必烈的主要谋臣。子聪明白，如果忽必烈不设法归依汉族传统，就无法成为令汉人心悦诚服的皇帝。一种方法是使这个政权具备华夏王朝的身份，将其置于自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北方算起的漫长的王朝系列。忽必烈自称为大元的创立者，将自己打扮为辽、金、宋朝的合法继承者。为了完全奠立自己的正统地位，他召集了一批学者，并任命脱脱（Toghtō）为都总裁官，为前三个朝代修官史。这一举措抹杀了长久以来汉人对“华”（文明的——也是“中华”的“华”）和“胡”（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区分。如果汉人把蒙古人视为“胡”，那蒙古人就不可能使臣民相信他们能自称为“华”。因此，最好是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也就是“一统”。忽必烈把许多民族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使他们融为一体，因此，他当得起天子之名。

辽、金、宋三代的历史是把元朝嵌入中国朝代序列的参照坐标。又是在汉人智士的谏言下，忽必烈如法炮制，下令编撰全国性方志——即一部囊括各省地理、行政区划、人物传记的志书。这是史无前例的。以往各朝方志都是地方性的，到了元朝发生了变化。至元二十八年（1291），《大元一统志》修成，12年后重修扩版。这部全国性的出版物为以后的朝代树立了典范。洪武三年（1370），明朝的创立者也下令编纂本朝的一统志，但是在数十年后才正式启动。永乐十六年（1418）和景泰五年（1454），又先后两次申令修志，后一次更是催迫甚严。七年后，《大明一统志》终于问世。

朱元璋治下的疆域并不等同于忽必烈“统一”的疆域。朱元璋被迫放弃了元代统治下的蒙古和西伯利亚，即传统上所说的胡人区。然而，既然元朝声称统一了天下，则明朝必不能稍逊于彼。自朱元璋以后，明代的国家话语中始终充斥着“天下一统”“国朝一统”和“一统万方”这样的说法。洪武三年，朱元璋命人创作了一首比打油诗好不了多少的《大一统颂》，从中可以看出他有多么在乎这一点。

大明天子驾飞龙，

开疆宇定，王封江汉远朝宗。

庆四海车书会同，

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

遐迩畅皇风，

亿万载时和岁丰。

明朝疆域辽阔，但东西南北四面都不及元朝版图大，甚至与唐帝国也无法相比。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意图恢复至元朝边界，故北进草原，南征安南（现越南），但明朝的武威在两面都未能维持太久。成书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类书《三才图会》中有关朝代赓续的条目中竟然宣称“元氏以夷狄入主华夏”，而疆域却较以往的汉人王朝缩小了，“其地西北锥过于前”暗指有另一支蒙古部落控制着中亚，“而东南岛夷则未尽附”指的是日本两次击退蒙古人的进攻。按照该书编者的说法，这些局面随着明朝的建立而改观。“唯我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

这只是反元的修辞策略。到明代中期为止，疆域已较元代大幅缩减。根据地理学家王士性的说法，北面回缩了500公里，东北面回缩了250公里，西北面回缩了1000公里，而西南面也回缩了1000公里。在这些区域中，最易被明朝侵蚀的是西南。有明一代，乃至入清以后，通过不断移民开垦和设立行政机构，汉族势力有条不紊地侵入西南——这是一个在大范围内“吸收、取代和消灭”的进程，用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说法就是“内部的殖民主义”。最易拓边的区域是北方边境，明朝最终在那里建起了一个缓冲地带，史称“九边”，并在其最外围筑起了长城，以区隔中外。而且如王士性所言：“若元人兼有沙漠……其广狭又不在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