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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龙性

历史大观园 宋元文明 2020-07-24 12:53:26 0


多数明代学者认为确定龙的本质是一个分类的问题。他们追问最多的是龙可以被归入的属类,而非龙究竟是什么。龙在空中飞行,会喷火,会发光,因此是对阴阳二元谱系(黑暗/光明,女性/男性)中“阳”的最强有力的表现。阴阳是长久以来中国人对物理世界之想象的基本结构。事实上,龙潜伏在水井或其他阴暗潮湿的地方,一摆尾就能招来降雨和洪水,似乎又表明它与“阴”的亲缘性。中国人宇宙观的核心原则——物极必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龙显然同时包含了这两个极端。

较真儿的学者便被难住了。陆容(1436—1494)的《菽园杂记》是明中期一本以搜奇志异为主的笔记,本书将会多次引述到其中的见解。陆容在说到龙的时候,一反常态地不置可否:据说“神龙或飞或潜,能大能小”。但因为没有判断这些说法的根据,他只能下结论说,“其变化不测。信矣哉!”半个世纪后,郎瑛(1487——约1566)作《七修类稿》,这是一部更偏重考史的笔记。他在其中试图以明代士人最擅长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阴阳难题,即逐一筛查文献,找出最早的记载。这也是爱德华·托普赛尔的方法,他曾经兴致勃勃地写道:“(龙)在历史上提供并制造了如此丰富的题材,足以让我们从中发现它的本质。”如果考虑到生育必将解开龙的真实本质的秘密,郎瑛应该会赞同关注龙诞的问题。不过,事实上,人们在这一点上有重大分歧。一些人认为龙是胎生,另一些则支持卵生说。接受卵生说的人更多,如陈耀文《天中记》即采此说。郎瑛问道,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从卵里孵出的东西——上至飞鸟,下至爬虫——是如何获得属于龙的魔力的?他语焉不详,认为“愚意龙为神物,变化不测”,这说明他不会像陆容那样相信有关龙的奇谈。不过,最终郎瑛还是认输了。在引述了有关龙的诸家论说(属阳还是属阴?胎生还是卵生?温血还是冷血?)后,他诚惶诚恐地总结道,真相究竟如何,只能“录俟博物君子”给出一个较为肯定的说法。

龙见通常发生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因此目击者总是力图从这一论据出发。可是,一旦人们开始发问,这些关于暴雨的报告就变得可疑起来。郎瑛提到暴雨使人视线不清的说法就很有道理。他指出,“世人见龙,或挂或斗,或经过,或取水,则必风雨交至,雷电晦暝”,因此要辨认清楚是很困难的。同时,龙也总是刻意远离人群,“甚之败屋拔木,不过闪闪于云烟中,见其盘旋之势耳,欲睹全体不得也”。结果,人们往往靠发挥自己的想象来填补经验的空白。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郎瑛仔细分析了正德年间(16世纪10年代早期)一次可疑的龙见,并指出,目击者只是瞥到一眼便武断地认定是龙了。

接着,郎瑛又说起广东的一次龙见。当时他正客居于彼,但并未言明他是否亲眼所见。他写道:“一日早潮方平,一龙自空坠于沙场。”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抵御动物对人类领地的侵犯,因此“渔人各以所担之木棰之至死,官民群往观之”。郎瑛描写道:该生物“其高可人,其长数十丈,头足鳞角宛然如画”——生活模仿艺术——“但腹惟多红色”。郎瑛对这次龙见十分满意,于是他最后写道:“此可谓见之明也。”这条龙并没有帮助他解决如何分析龙的问题,但至少证明了龙的存在。当然,从逻辑上讲,在一个生物身上发现中国画家赋予的龙的特征,并不能证明那个生物就是龙,遑论证明龙的存在,但这并不是郎瑛的思路。对于他来说,龙是否存在从来就不构成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何为龙的特征。他必须剔除可疑的龙见案例,以防止错误的信息干扰了他对龙进行的动物学分类的分析。

陆容比郎瑛早生一代,他对于海龙的证据还有些将信将疑。他复述了景泰年间(15世纪50年代早期)在温州湾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某海洋生物的故事。一个世纪以前,这里曾出现过二龙相斗的场景(元代第二次官方记载的龙见)。人民争相围观,还欲割取其肉。但该生物忽然转动,把伏在身上的百余个业余屠夫卷入海中。当时的目击者无法确定这种今天会被认作鲸的生物是不是龙,但他们判断它应该属于龙之类。陆容对这次龙见有所保留,但并未质疑将龙单列一类的做法。

16世纪后半期的文人似乎失去了探讨龙的本质的兴趣。他们仍然转述龙见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可作政治解释的故事,但他们对15世纪作者所求索的问题已提不起兴致。我在晚明笔记中发现的唯一关于龙的详细研究是谢肇淛的《五杂俎》。这是一部汇集自然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物部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而其中前13条是关于龙的。第一条将最具灵性的龙与最凶猛的虎对比,认为龙可被人豢养,虎只能关在笼中。在第二条中,他批评相士所谓样貌像龙者必定具备龙的威力的说法。尽管谢肇淛反对相士人以似物为贵的说法,却并未进一步怀疑关于龙的其他学说。在第三条中,他解释说龙是最淫荡的生物。龙与其他生物交配,生下具有双方特征的杂种,在此后的六条笔记中,他不断重复这一观点,他认为“盖龙性淫,无所不交,故种独多耳”。龙甚至与人交媾。谢肇淛转述说,岭南有善致雨者正是利用了龙的这种性情。他们把少女架在空中作饵,当龙围着少女徊翔欲与之媾和时,他们设法阻止,龙因不得近身而洒下雨露。

尽管如此,谢肇淛也和陆容一样抱有怀疑,龙见对他来说是有问题的。龙现身时,总是在云雨的裹挟之中,得见龙的全形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多能看清它的部分而已。他也提到人火和龙火的区别,不过又评论说:“此亦不知其信否也。”他对所谓凤凰喜食龙脑的古话也半信半疑。“夫凤非竹实不食,而亦嗜龙脑耶?”然而,对任何一种关于龙的传说的怀疑,都未一举粉碎对其真实性的确信。龙自古就位居万物之首,元明时期亦复如是。即便如此,我觉得,正如在欧洲受过教育的人不再相信托普赛尔的说法,晚明士人也不能全然接受时人所谓的龙的知识。

《五杂俎》中关于龙真实存在的最确凿证据,是在北京以西黄土高原的河滩上发现的龙骨。崇祯九年(1636),山西省东南的曲底村发生山崩,露出了一具完整的龙骨。龙牙宽3厘米多,龙头有五斗大,脚爪长1.2米。这是一条可以触摸的龙。不过它在被发现后被迅速肢解了。曲底人不是猎奇者,亦非业余古生物学家。和我们不同,他们对利用化石建构地球的历史没有丝毫兴趣。他们考虑的东西要实际得多,且与同时代的欧洲人相同,那就是以龙入药。根据欧洲药学知识,龙身上具有药用价值的部分存在于它的软组织中(托普赛尔曾提到过龙的脂肪、眼睛、舌头和胆囊),尤其是龙血。然而,根据中医的理论,龙的精力集中在龙骨内。这就是民间争相发掘龙骨的原因。3年前,山西大旱,而在此后的10年中饥荒愈演愈烈。饥荒引发了严重的疾疫,当时的情景用该省一位史学家的话说就是“饿殍载道”。当龙骨露出地表之时,恰逢曲底村村民四处搜罗药材救命的紧急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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