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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以龙为史

历史大观园 宋元文明 2020-07-24 12:53:28 0


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元明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吗?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的正统历史学家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们翻开元明正史的《五行志》就会发现,史官把龙见与蝗灾、六月飞雪等异象放在一起。当我初次阅读这些章节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蝗蝻与霜雪上,而忽略了龙。蝗蝻导致饥荒,非季节性降雪也许是气候变冷的证据。那么龙见呢?

既然当时的史家认为龙是值得记录的,我们或许能够从揣摩龙对他们的意义中获得一些启示,进而体会出龙对我们的意义。元明时代的人是否相信龙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对他们来说重要的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把龙见归为集体癔症(mass hysteria),但这并不能增进我们的认识。更有趣的做法可能是把它们当作隐喻,即描述极端气候的符号(descriptors)。海岸上的龙在海洋上掀起海啸;飞掠狭长江河流域的龙留下的是暴涨的洪水;黑龙劈裂房屋,抛撒瓦砾,遂变身旋风;把舟女和江水一同吸上天空的龙,再读之下就令人想到了水龙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仅仅把龙解读为气象,即便是正确的,也可能会忽略了见龙的心理状态和政治影响。元明时代的人对恶劣天气的判别能力与我们一样好,但当他们看到龙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恶劣的天气——他们还看到被扰乱的宇宙秩序。我们无法把龙看作是龙,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特征,但并不是那些能看到龙的人的特征。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果真能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豁免于过度诠释吗?我们自己不也认为坏天气不仅是坏天气,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表征吗?这何尝不是我们关于宇宙乱序的认知?

当然,龙不仅仅是动物,它们还是可怖的生物。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说过,恐龙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因为它们“个大、凶猛,而且已经绝种了”。龙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不过在元明时代的人眼中,它们仍然是活跃着的生物。中国境内最后一次龙见的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05年11月),地点在海边,距离最后一个中华帝国——清——的覆亡仅仅数年。见龙是与力量远胜于自己的生物遭遇,人们不仅看到龙,也为之深深吸引。此外,隐形的生物现形,是上天在影响人间。

现代西方人就会有所不同吗?近年来,有威尔士农民宣称在自己的农田附近看到黑豹。威尔士的生态环境并不适宜黑豹生存,因此当局否认了这种猫科动物的存在。然而,威尔士境内外的许多人都相信那里确实有黑豹。人类学家萨曼莎·何恩(Samantha Hurn)已经指出,对“动物的象征性力量”的兴趣反映出“人类把动物当作定义工具或人类活动之象征的普遍倾向”。大型猫科动物为那些宣称看到它们的人提供了一个揭露看不到或说不出来的东西的机会。在威尔士的案例中,黑豹成为那些憎恨禁止猎狐的英格兰法规的贫苦农民的“代言者”,因为这种法规使狐狸尽情繁殖并捕食家禽、家畜。在官方法规面前感到无力的农民,把黑豹当作一种自然力量,用以对抗难以捉摸的国家权力。

这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何以皇帝必须声称自己控制得住龙。龙使普通民众想到了自己在面对不可预测的上天和时而冷酷无情的国家时的脆弱性。那些看见龙的人可以宣称,这些偏离常态的现象是皇帝未能留意民生的征兆。洪武皇帝声称自己能控制龙。即便是悲情的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也在当太子时梦到过一条黑龙缠绕在宫殿柱子上的情景——这是他在竭力争取权力并证明自己继承大统的资格。

大多数的皇帝不是龙主,也没有见过龙。元明两代的龙只在普通人面前现形,后者则决定了龙的意义。

如果在威尔士真的存在黑豹的话,真正的黑豹也不会在意狩猎法规,它们走出自己的安身之处是为了觅食,而非表达政治上的愤恨。即便根本没有黑豹存在,人们还是会不断发现黑豹,并把它看作对现状的警示以及如何使其趋于合理的灵光乍现。如果元明两代真的有龙,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将其纳入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历史中去。不过,即便龙根本不存在,它们所化身而成的暴风雨已经足够真实——这一证据足以使人们相信,龙就潜伏在他们的视界边缘,随时会引来滔天洪水将他们冲走;同样,它们也时刻准备着严惩那些只会以暴政、苛政扰民的昏君。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龙。(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的英国,那么我们也会知道威尔士龙是最危险的物种。)

即便我们仅仅把龙见解读为恶劣的气候,也将有助于使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历史更加贴近古人的真实经历。本书第三章要论述的是,气候的确是影响元明两朝的重要因素。元明两朝(1271—1644)共有28位皇帝,他们艰难地挺过了一个又一个合法性危机,如果说他们的性格和热情是塑造这四个世纪的历史轨迹的主要力量,那么气候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丝毫不容小觑。所幸龙并不要求人们区分坏的预兆和坏的气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龙令人生畏的异常举动向当时的人们证实了,他们正经历一个政治动荡、气候恶劣的艰难时世。对此,他们在制度设计和生存策略上想方设法,为的是躲避灾祸,惨淡经营。当他们在努力作为时,世界也被大大改变了。我们只需举出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独裁制(autocracy)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见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时期,它们在质和量上已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社会规范变得多样化,文化产品有了新的形式和用途,理学家开始怀疑儒家思想根植的基本假设。宋代的天下主义被抛弃了。宋朝在明朝只是一个文化隐喻,当人们需要一个(道德、制度、习俗上的)榜样之时,宋朝就是他们标举的榜样。但实际上,她已不再具有任何示范性力量,没有人会认真将其付诸实践。过去有抚慰人心的力量,但她只是一个传说。现实要求用新的观念来解释私人财富的增加、个人情感的形成,以及因两者的不断发展而导致的与国家职能部门的日渐疏离。尤其是在明王朝的最后百年间,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在热烈地争辩:哪些信仰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他们身处的这个繁荣、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更好的人世间,还是一个人欲横流的泥沼,最终将走向道德与政治的毁灭?这种状态究竟是历史的前进还是倒退?

中华帝国以内的世界变了,帝国之外的世界也发生着变化。商人和水手把明王朝织进了一个联通南中国海、印度洋与大西洋的贸易网络。一个全球经济体正在形成,明王朝被逐步推向核心参与者的位置。然而,环境、政治、军事上的灾难将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阻碍明朝前进的步伐。1644年,明朝的终结者来了,但不是自海上来,仍是从蒙古草原来的。不过,明王朝结束了,帝制和支撑她的文化并没有结束。这段故事——亦有龙翩然出没的身影——要一直说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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