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医疗保健与福利

历史大观园宋元文明 2020-07-24 11:54:16 0

在前近代时期，大多数需要医疗保健和福利照顾的病人、老人和残疾人都得依靠家庭的帮助，他们得不到公众的关注，也没得到社会的安置。在儒家制度里，晚辈要尊敬和关爱长辈，家庭也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和经济单元。但是如果家庭不能履行照看弱者的义务，那么病弱贫困者将会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尽管佛教寺院的施舍还能提供程度很小的帮助，但政府机构几乎难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宋代的医疗体系还是比之前的朝代做得更好。

宋代之前，大多数的上流社会家庭里都有受过医疗训练的仆人。但宋代的士大夫觉得自己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行，因此他们承担了照顾病人的工作。当上层阶级的一个男子病了，他会找他的同事就诊治疗。政府机构里雇有受过专门培训的内科医生，但他们的医疗和解剖知识与那些出身于世代行医之家的普通郎中也许仅微有不同。这些男性郎中以卖药和从事按摩为生，其社会地位相当低。他们甚至连行会组织也没有。

所有态度认真的医者，不论他们是否受过专门培训，都懂得以世代流传的对身体的经脉系统进行望闻问切的方法来诊病。大多数医者都会使用针灸和艾灸（用某种物质灼烧皮肤以治疗或减轻病痛）的技艺，也懂得开出列有各种草药的方子。在11世纪士大夫的理解中，人生病是由于其生活和工作状态的失衡。司马光在写给朋友范镇的信中解释说：“夫人之有疾也，必自过与不及而得之。阴阳、风雨、晦明，必有过者焉。饥饱、寒燠、劳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无疾矣。阴阳、风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饥饱、寒暑、劳逸、喜怒，人之所为也。……人之所为不得其中，然后病袭焉。”

女性在家中看护和照料病人、老人和残疾人。当病者是个女性时，请医生来诊病就显得有些微妙了。因为由一位男性医生对女病人进行身体检查违背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医生只能根据女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描述以及对她的把脉进行诊病。贫苦之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请不起医生，也买不起药，尽管有很多药店在卖药。每个社会阶层都有接生婆，她们的接生技术来自老一辈的传授，在生产前后的紧要时刻给孕妇提供帮助。

宋代许多君臣都认识到，不仅是统治阶级而且整个社会都需要有一大批受过训练、较好地掌握医学知识、同时有着丰富医疗保健经验的医生。于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专业教育就比以前得到更多的官方关注。1026年，宋仁宗下令，在开封的太医院和相国寺铸造两座真人大小的表面刻有全身穴位（354个穴位）和经络图的人体模型。同年，王惟一（987—1067）写了一篇题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三卷专论，对解剖结构的精通和医疗经验的积累，有助于进行正确的正骨疗法和准确的针灸（可以刺激身体释放出内啡肽，这是一种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对大脑有天然止痛作用的物质）。医生把自己的医疗技术知识与必不可少的奇妙的经验、宇宙观和宗教元素混合在一起，其结果就形成一种高度复杂的医疗系统。

当政府于1044年设立太医局时，体制化的医疗教育制度就开始建立了。在10年间医学生的总人数达到了200人。 1045年到1060年之间爆发了传染病。其后，在政府监督之下对许多医书进行了修订。1061年，课程仿照太医局的地方医疗教育机构纷纷建立，其目的是为地方培养训练有素的医生。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立“医学”，目的在于改善医疗体制。一种新的职业——儒医——也在向精英家庭开放了。这些家庭或者把儿子送去学医，或者就送他们读书从政。1115年，州县也建立了“医学”的分支机构；南渡之后，朝廷在杭州重建医学——有4位教授和250名学生。

与北宋时期的总人口数相比，由政府经营的医院和医学教育机构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医疗保健体系还远不能满足贫苦之家和急需医疗服务的人的需求，但当时所建立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的基础在结构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宋初开封的东部和西部有两家医院，称为福田院，它们的设立是为了帮助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弃婴，以及病饿者。两院都由和尚打理，后来才成为政府机构。1063年，开封城南北又各增设了一家。每家福田院有病人300名，这意味着开封的医院系统总共可以容纳1200人。北宋末期，政府在京城和其他6个地区城镇设立了“居养院”。

许多人——不只是医生——自认为他们精于医药之道，能帮助病人病愈复原，保持身体健康。在南宋，中药店铺集中在京城特定的街道和坊区，为人们提供医药售卖服务。医学史上第一个官办的药房官药局于1076年在开封设立。杭州的药铺对京城人们的健康和京城的经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南宋时期，不少官员还向贫苦人家发放药品，在京城里向病患卖药的专门性药铺也越来越多。

除了政府的救济，贫病者还能从私人慈善之中获得帮助。1089年，官员苏轼捐出50两金子在杭州设立了面向所有百姓的医院性质的“安乐坊”。在三年之内，这家医院救助了1000多名病人。1102年，所有的大城市都建立了本地的慈善医院。1132年，设立了至少两家专门针对穷人、老人的慈善医院（现在也称为救济医院）。公营的惠民药局的药师还向贫苦者免费发放药品。

在农村地区是通过尽孝道来做善事的，行善是家族长者的责任。家道殷实之家可以设立慈善性的设施，以救助家族中贫弱者。11世纪的改革家范仲淹就设立了规模虽然不大但名声很响的慈善性的义庄。从义庄获得的收入用于接济亲族中的孤儿，供其读书，为家族子弟的婚、丧、冠、笄之礼提供资助。范仲淹的妻子也时常把自己的钱财捐献出来帮助别人。但许多家庭中，缺乏足够的钱财去设立义庄之类的慈善设施，即便能设立，通常也没法长久维持。

城市里的私人行善还没有形成制度化，但这些善事有助于缓解贫苦、病弱者的痛苦。居住在凤凰山的富贵之家对那些贫苦或老弱之家给予了帮助，这些人对他们的恩人怀有无尽的感激之情。有时这些富贵之家还给乞丐施舍棉衣，救助生意失败的商贩，偶尔他们也给贫苦人家资助丧葬费用。在寒冷的冬夜，街道落满雪花，富人们会来到寒屋陋舍，往门缝里塞钱，给屋里的人多少减轻点痛苦。

穷困的父母无法给他们年幼的孩子带来富贵，也不愿意把子女卖身为奴，他们有时就把孩子丢弃在人家的家门口或官府的门口。在移民大规模南迁期间，弃儿数量激增。1138年，官府禁止遗弃孩童，并在各县设立孤儿收容机构，收养那些父母无力抚养而遗弃的孩子。宋朝期间遗弃孤儿的问题一直存在着。1248年，另一所名为“慈幼局”的孤儿院在京城开设。

用现代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和其他中世纪国家相比，宋代的人民在私人领域享有特别高的自由度。然而他们认为自己是天子的顺民，他们的日常行为遵循着既有的社会规范和法律规章，这些规范和规章建立在普遍的儒家行为规范（理论上对全体社会成员有约束作用）的基础之上。但是，在经济事务中显现出来的放任态度弥漫于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房屋建造和时尚追求到卫生、娱乐消遣和做善事等各方面。只是到了13世纪末，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自觉式的中国生活方式的舒适才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