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通衢

一个幅员广袤的帝国必须面对的潜在问题是如何不变成一盘散沙，因为过于星散的人口分布往往阻隔了有效的通信。对于自秦以降的中华帝国而言，如何建筑起一个纵横境内的水陆交通网络，既能便于驿卒、官员、军队、邮差经济又迅速地移动，又能方便平民百姓的出行，是个不小的挑战。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帝国就已发展出了令人震惊的通信网络，更不用说那之后了。这种网络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长距离通信的手段，蒙古人就无法控制边疆地区。马可·波罗就曾为元代的陆路通信系统而深深折服。他写道：“当大汗的信使沿着任何一条驿道出发，每40公里就有一个驿站。你要知道，在通往各个行省的每条驿道上，每隔40或50公里就有一个这样的驿站。”传送紧急公文的马递，一日之内可行400公里。马可·波罗向读者保证说：“无论是对国王、皇帝还是你能想到的任何人来说，这是他们活在世上能够享受到的最伟大的资源。”作为一个来自中世纪欧洲小城邦的人，马可·波罗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他说：“这套制度实在太了不起了，但是耗费的代价也太高，因此它反而妨碍了谈话和书写的传递。”

在这套驿传制度中，与之并行的是兵部用以传递日常公文的独立系统。这套系统依靠的是“急脚递”而非马递。马可·波罗是这样描述这些“急脚递”的装扮的：“（他们）身缠宽大的腰带，腰带上悬数个小铃，一跑起来，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他们的铃声。他们总是全力奔跑，且最多跑5公里路。在5公里外的下一个递送铺，听到他们铃声由远及近的下一个役夫便早早地做好了准备。”通过接力的方式，这些“急脚递”可在一日之内跑完普通旅行者10日的脚程。马可·波罗当然会对此印象深刻。16世纪末，从伦敦送信去400公里外的巴黎要10天时间。而在13世纪，信能不能送到还成问题呢。

明朝沿用了元朝的通信体系，尽管裁减了部分消耗马匹过巨的陆上线路。根据晚明某笔记的记载，明代驿道系统，东西长10900里（约合5450公里，3386英里），南北长11750里（约合6768公里，3650英里）。据某位现代学者的估算，明代水陆驿道的总长度达到了143700里（约合71850公里，44645英里）。各地驿道的修筑质量天差地别，而养路的责任自然落到地方官和地方财政的头上。明初，皇帝为尽量减少重修南京驿道的成本，曾下旨用元代碑石为铺路的材料。佛寺中镌刻供养纪录的石碑数不胜数，因此需要闯入城市周围的寺庙把石碑搬运出来，许多地方官员发现，这项严苛的政策执行起来政治阻力不小。然而，如果不能做好辖区内驿道的养护工作，则会招来降级甚至革职的处分，在这种威慑下，一些地方官员不得不兢兢业业地修护驿道。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按规定，“急脚递”一日需行300里（约合150公里，93英里），如公文递送延迟，每延迟三刻，则笞二十。驿使跑的距离更长，速度也要更快。因此对于他们稽程的处罚是按日计算的，每耽搁一日则笞二十。

官员出公差时允许乘驿。驿递系统虽然是免费使用的，但对于驿使的行程以及在递运所和驿馆的待遇等级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譬如，在元代，诸驿使日行不过三驿，以免马疲致死。这些规定被写入元代法规大全——《元典章》，载明官员乘驿的各项限制。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一个律例规定，官员投驿止宿时，需将驿马交由驿卒饲以草料后才可自去饮酒，而不是下马后就任由驿马在驿馆外自生自灭。还有一项律例告诫驿使，不得向驿官索要妓女。起因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有人状告一名小官员贿赂驿馆，为其差拨三名妓女赴驿馆内伴宿，次夜又复提出同样要求。

明代驿制，隶属兵部，用军士代民役。为了方便驿使，还编制了一本参考手册，名为《寰宇通衢》。这本印制粗劣的手册，首印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其中罗列了全国所有驿道里程及1706个驿站。发驿遣使，必须持有注明时日和出行方式的牌符。如果是准给驿马的话，牌符上会印上马匹的图样。如果使臣逾制索要驿马，则会受到笞八十的刑罚。与“急脚递”一样，身负公差的官员也有行程的限制。每条线路都按照所需时日计算了里程。

譬如，一个官员坐船从北京去南京需40日，到扬州则少一日，多一日则可抵苏州。从北京到陕西省北部的延安、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也都是40天的路程。到边疆地区的城市的路程则要长得多。从北京到四川省首府成都需145天，到广西省首府南宁需147天，里程数之最要数到广东省沿海城市潮州，需149天。首先从北京出发，行走113天后抵达省会广州，此后还要往东进入丘陵地带，经过36天的跋涉，穿越1155里（约578公里）的崎岖山路。如果使臣走海路的话，行程可大大缩短，不过朝廷不允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