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古文运动

由于预算开支上人所周知的理由，11世纪时的宋代官员强烈要求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伴随着儒学及其经典的复兴，在思想、意识形态和哲学领域发生了诸多与之密切相关的变革，而这些变革为宋代改革者在科举考试中推行古体散文奠定了基础。这一时代的士大夫数量较之从前，多了许多，他们不但非常重视写作的艺术，关注高度理想化的古代中国社会和政府的标准，也关注如何将其转化为能对现实生活产生作用的能动因素。他们对语言的关注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学的继承方面，更体现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以适应当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诸多挑战。

对苏轼和其他人来说，过去八代（从汉代到唐代）的文学正在逐渐走向衰落。许多士大夫开始怀疑，从汉代到唐代支配了整个中国文学历史的骈体文，是否适用于解答由儒家哲学、道德所提出来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导致不讲究韵律和对仗的古文能在11世纪被广泛运用的，并不是古文的实用性，而是古文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信息：儒学精神的复兴。古文产生于周朝和汉朝，此时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佛教以及其他文化还未传入中国。士大夫们通过有意模仿古文，重拾古典文学，力争达到理论与实践、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通过这些努力，他们希望挖掘出儒学经典的内隐价值，使之成为士大夫处世的基础。一位士人要经过多年的辞章学习和熏陶，才能写出一篇可以获得主考官赏识的优秀散文。

尽管古文与11世纪的儒学关系密切，古文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2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8世纪后期，散文家们开始发挥古文的长处：古文特别适合用语言表达儒家对世界的理解和其间的关系。韩愈（768—824）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古文运动才拉开了大幕，儒学也再次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

韩愈曾担任过太子右庶子，他笃信教育的力量。802年，他在《师说》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按韩愈的看法，传承儒家之道时，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两者都必须直接且清晰。“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他在792年为其同榜进士欧阳詹所作的《题哀辞后》中如此写道。

两个世纪后，许多学者把这个思想吸收进了他们呈给皇帝的上书中。他们认为，由韩愈发起的不大讲究韵律的古文，如辅之以儒家之道，那么就非常适合用来教导百姓，治理帝国。他们也认为，写作公文应免受对仗、辞采、偶句、无尽的用典和声律（具有这些特征的骈文一直广受汉唐文人的喜好）的影响。

韩愈、欧阳修和苏轼被认为是“唐宋八大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欧阳修在1057年的进士科考试中宣称，文章内容要优于其写作的文体，这使他在古文中具有了标志性地位。这个大胆的宣告鼓舞了其他人熟悉、了解这种需要花几年时间去掌握的文体。欧阳修成功把韩愈的古文提升为士人所追求的历史意识的典范。11世纪50年代之后，原先那种粗糙而怪异的古文类型，类似于没有打磨过的璞玉（就如石介描述他从前所使用的文体那样），已经不能迎合主考官的口味了——他们需要经过润饰的散文。随着骈文完成了其使命，并走下了历史的舞台，之后欧阳修也就不再对骈文大肆批驳了。

欧阳修以承继韩愈之学而自居，大力提倡“复古”的理想主义观念。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毫不犹豫地在朝廷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还以其直言不讳和大胆上书劝谏（他的劝谏大多被皇帝采纳）而在同时代人中声名远扬。苏轼在为编于1091年的欧阳修的《居士集》所写的序言中，表彰他的这位老师是当代韩愈：“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

苏轼确信，韩愈的著作对道的宣扬，使天下人从沉溺中得到拯救。但其实是胡瑗（993—1059）——他经常被视为11世纪儒学精神复兴的代表人物——成功把韩愈对文学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理解，综合为儒家之道。对他来说，道是由体、文和用所构成，“体”存在于君臣、父子关系之中，也存在于仁义礼乐的价值之中，这些都是历世不变的；“文”体现在《诗》、《书》、正史和周代的哲学著作中；“用”即“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

13世纪道学获得承认后，文选被当作科举考试文化的支柱，其各种选本包含有古文大家们的散文和道学家们的著作。实际上，许多士大夫并没能坚守这个严格的标准，但古文运动还是贯穿了其后的各个王朝。1695年，人们还出版了专供读书人使用的《古文观止》，该书包括了220篇古文。作为最著名的启蒙读本，该书在读书人中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