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系统化儒学的创建者朱熹

在许多史学家看来，宋代杰出的哲学家朱熹，其成就更在孔子之上。他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官方正式承认的圣贤。朱熹生于今福建省中部，当时其父朱松（1097—1143）在当地任县尉。他1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负起了对他进行教育的职责。在1148年获得进士资格前，他与父亲的朋友刘子翚（1101—1147）之女成婚。

由于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朱熹对儒学的三个新概念有一定的了解：万事万物的原则，即理；对事物或事物内在之理的理解，即格物；对诚信的执着和践行，即诚。同时他也明白了北宋“五子”为何要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解释。他和吕祖谦（1137—1181）一道，将分散的形而上学式的新儒学概念浓缩成一整套内在联系紧密的理论体系，并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将儒家基本教义理论化。其研究成果就是《近思录》，完成于1176年——这是那个时代第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组织严密，论述严谨。朱熹自己的哲学教义被编为一部问答式的集子《朱子语类》，该书最先由黄士毅编辑，后由黎靖德编排，于1270年出版。

对于理的解释，朱熹参考了程颐的解释。在《近思录》中，他这样来建构其学说：把万物的基本之理放在首要位置。理是万物之源，控制着五行和阴阳。没有理，物体就不存在。万物在宇宙中生成，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都具有理，但理是无形无影的。它类似于一种自然法则。因此它是不变的，且只存在于形上世界之中。

但还有一个有形的具象世界，这个世界依赖于物质产生之源的“气”而存在。“气”使“理”物质化和具体化。这意味着理和气是相辅相成、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人或物在产生的那一刻就获得了‘理’，如此他们就具有了其本性。同时他们获得了气，因此有了其形。”在《近思录》里，朱熹在讨论人与物之性时，还探讨了如何理解理、知、行，以及如何在格物时对物的内在之理进行把握。朱熹在得出结论后还探讨了佛教、道教是如何使理被蒙蔽起来的。“所谓实体，非就事物上见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车以行陆。”

除了他的哲学著作，朱熹的《家礼》也使他在中国和邻国朝鲜、日本享有巨大的声誉。这本手册在前人司马光的理论基础上，运用程颐的思想主张对具体内容进行了更新。《家礼》流传甚广，影响亦颇大。该书在指导家庭伦理纲常方面，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在流行程度上，它仅次于孔子的《论语》。由朱熹设计并系统化了的家礼理论上可以应用于人一生的各个阶段，这些礼仪自始至终对精英士大夫们（以及那些追求成为士大夫的人）都具有极大的影响。 20世纪之前，从未有人质疑过这些规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即便它们相当大程度上束缚了人自身的发展。

《四书章句集注》的编撰成功，是朱熹对宋代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贡献。该书展示了从孔子到北宋“五子”时期，儒家典籍中特别重要的内容，这也使它成为一部权威的道统史。 1313年，蒙古统治时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了对儒学思想进行解释的标准，也是延续到20世纪初才被废止的科举考试的基础。

朱熹为官时间不长，只有9年，但在履职期间，他努力地按他所设想的圣贤道德标准来行事。他曾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身为主战派的他曾与掌权的主和派辩论时发生了剧烈冲突。12世纪60年代初，为了解决当时女真人占据北方失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朱熹试图向当权者推介其儒家学说，并毛遂自荐。11世纪以来的传统政治理想由于12世纪初期的政治动荡而风雨飘摇，朱熹相信向道德修养和教育的回归可以恢复国家认同和人的自信。

但朱熹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精深阐释并不符合朝廷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和实际需要，宋孝宗也不喜欢处处掣肘于一位儒家学者。当时理学的地位并不稳固，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朱熹的儒学教育观遭到了严厉的批驳，有一派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应注重应试者的实践学习。这些反对者中最直言不讳的是陈亮和叶适。叶适主张采取“功利主义”进行学习（经世），他强调要对各类制度进行历史性分析，以便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福祉远比坐而论道更为重要。

这两位思想家把朱熹的收徒讲学——冗长的讲述、闲散懒惰的课堂纪律——视为空谈。在1178年的奏折中，陈亮抨击道学的追随者“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在他看来，理学流派中充斥着大量一无是处的庸人。他倡导政治和哲学思考应有补于世。但是，对朱熹来说，相较于对文学和政治功名的追求，个人的道德修养更为重要。

1165年，朱熹辞官，担任了一个岳庙差监的挂名闲职。当他1179年再度出仕时，一些同僚指控他“欺世盗名”，他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其道学也备受争议。由唯心主义者陆九渊领衔的心学流派，强调通过直觉而不是学习获得知识的重要性，这点与朱熹学派有着很大的不同。朱熹非常不赞成陆九渊所说的“宇宙便是吾心，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

朱熹于1200年4月23日去世。针对朱熹的诽谤和侮辱从1195年开始就没有中断过，甚至在他去世前仍有人批评他的理论。虽然朱熹的学说被宰相韩侂胄指为“伪学”，但仍有数千朱熹的追随者参加了他的葬礼，以示对这位导师的尊敬和哀悼。朱熹去世的时候，没有人料到朱熹的学说能传承下去，更没有人能料到，他的弟子日后会推崇朱熹到仅次于孔子的地步。

当史弥远取代韩侂胄继任宰相后，朝廷和社会接受道学的环境大大改善了。1227年，在朱熹去世近30年后，朝廷追封他为“信国公”。1235年，程颐和其他理学学者获得了配享孔庙的荣誉。道学地位最终的彻底改善发生于1241年，这一年宋理宗对周敦颐、张载和程氏兄弟进行了追封，至此道学的地位更加牢固。在孔庙经常有教师和学生参与祭祀仪式，以示对孔子和其他圣贤的尊敬。

很不巧的是，在道学成为国家正统思想时，王朝正面临着蛮夷的威胁。蒙古帝国1234年灭金后就开始计划征服这个儒教之国了。宋朝宣称自己是中华文明唯一合法的继承者，这需要有强大的意识形态进行支持，而朱熹对儒学的重新解释完满地适应了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