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共处之路

宋高宗统治南宋达35年——在此期间宋朝试图重建从前的意识形态，进行经济建设，并加强在南方的统治。当高宗于1127年继位时，北方的地方军事领袖掌握着至少10万人的军队。在金逐渐增强的压力下，皇帝在当年12月撤离到了长江北岸的扬州。1129年2月，金军一支500人的骑兵队突袭扬州时，宋军的防线崩溃了。宋高宗下令朝廷撤离到长江南岸。因为害怕入侵的金军，数以千计的中国人要么冲入江中淹溺而死，要么在争抢过河小船时落水而亡。

高宗快马飞奔到渡口，于千钧一发之际登上等候他的小舟，得以死里逃生。金军骑兵只差几分钟就把他抓获了。过了江他才发现，按常规应该跟从皇帝的仆役和宦官都没有跟来，为了生存他只能先考虑自己。同时，他也必须为自己的安全做出攸关生死的决定。在同年2月，他最终到达了南方的杭州。宋朝政府的官员们在极其紧张的形势下也会集到了那里。

两支金军跨过长江，其中一支在金朝皇帝的侄子完颜宗弼的率领下往东向杭州进发。1130年1月26日，金军骑兵占领了杭州城，迫使宋朝皇帝及其朝廷官员坐船逃往海上。夏季来临，天气开始转为雨季，金军返回了北方。1130年6月，宋廷在杭州东南的绍兴安顿下来，这是一个与杭州保有安全距离的地方。之后被劫掠过的杭州开始重建，1138年杭州成为南宋的都城。

李清照在她的一首讽刺诗《夏日绝句》中，嘲笑了那些不在北方抗击到底，反而逃到长江以南躲避金军的勋贵们。她将他们和楚汉战争中不肯过江的英雄项羽做了对比。她写道：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金军骑兵持续不断地攻袭中原地区，但是始终未能掌控该地区。宋朝的地方将领们在抵抗着金军，同时各地民兵领袖在宋金交战中成为一方军阀。目睹这一切的周敦儒哀叹这是“中原乱”。为了重建北方的经济并保障军队的给养，1129年秋，金人建立了以汉人刘豫（1079—1143）为名义统治者的大齐国。这个定都开封的政权被当作宋金之间的缓冲。大齐在叛国者的运作下，一直存续到1137年。

除了惨遭金人入侵，中国中部还受到大规模匪患和叛乱的威胁。一个由钟相领导的激进宗教团体在湖南北部和湖北南部活跃了数十年。1130年，钟相宣布脱离宋朝，自称楚王。宋代名将岳飞（1103—1142）平定了这次叛乱，恢复了社会稳定。1135年年末，岳飞收编了叛军的各种人力桨船，号称“飞虎战舰”，编入其江河舰队。他还把5万多名降服的楚军纳入其高度纪律化的岳家军中。岳家军不是一支私人军队，尽管其名称表明指挥官和士兵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羁绊。当时的规矩是，当一支军队的指挥官被任命新职时，他会仍然统领其原先军队的官兵。

1130年年初，金朝皇帝认识到，宋朝在南方的领土难以征服，更不用说被金人占领了。他也意识到宋朝是无法被彻底消灭的。1132年起南宋和金之间开始了非正式的和谈。宋徽宗在1135年6月4日死于今黑龙江省，金人向宋表达了归还徽宗及其皇后灵柩的意愿。缓冲国大齐的问题在两年后获得了解决。但在正式谈判开始前，宋廷的主和派必须除掉岳飞——他战功卓著，富有主见，在百姓中深孚众望，坚决反对与金讲和。

1141年4月27日，宋高宗写了一封手札给岳飞，表达了他对岳飞的赞赏，并鼓励岳飞铲除奸佞。但1141年秋，岳飞还是以拒旨抗命和失职的罪名被抓捕入牢；1142年1月，他被毒死在监狱中。聪明而务实的高宗可能把岳飞之死当作限制北方军阀们军权的一种方法。这些军阀的私人武装和高度独立的军队对政府的和谈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高宗可能希望重新建立重文抑武的秩序，就像太祖皇帝在宋初所做的那样。与金的和约就如同1005年北宋与契丹签订的“澶渊之盟”，确保了之后数十年的可靠和平。总的说来，皇帝的权力和地位只能通过与主和派站在一道才能得到加强。

主张与金和平共存的官员中最著名的是秦桧（1090—1155），是他下令毒死了岳飞。在岳飞死后不久，秦桧与金国特使完颜宗弼达成了和议，并于1141年12月25日签订和约。条款对宋来说无疑是严苛和屈辱的，但它确保了两国之间20年的和平。

宋同意将淮河作为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由此，宋朝不仅失去了中原地区和今湖北北部的两个州，而且也使数百万可以缴纳赋税充实国库的汉人处于金的统治之下。宋还承诺不收留来自金国的逃亡者，也不去金国绑架任何人。同时，宋朝也同意金的使节在每年春天的最后一个月，在淮河边界上的泗州接收宋缴纳的25万两银和25万匹绢。宋每年缴纳的贡银、绢帮助金国朝廷稳定了财政，并使女真王朝能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保持完整。

对宋来说，他们得到的是，金答应返还徽宗及其皇后的灵柩，允许还在世的高宗的生母返回到儿子身边。金拒绝释放钦宗，但这个决定可能对高宗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钦宗有可能会宣称他才是南宋的正统继承人。 1142年10月11日，一位金国外交官将一份授权的文书交给高宗签署，文书上清楚地写明宋朝是金朝的臣属：“下国”进贡给“上国”。高宗自称“臣构”。金从淮河以南撤军，以宋朝为臣属、金朝为封君的两国共处的新时期开始了。

许多人——不仅是主张统一的将领——都加入了对和约的批评阵营。他们指出和约背弃了儒家关于普天之下只有一位天子的思想。1162年，新儒学哲学家朱熹站在道德立场上主张对蛮夷进行坚决的军事抵抗；1178年，陈亮要求收复中原，再也无法忍受中国及其文明被逐出中原地带。他写道：“臣窃为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于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如果宋朝不能返回中国的核心地区（中原），他担心宋将会丧失政权的合法性。

考虑到南宋在军事方面几乎毫无胜算，那么，这项稳固了南宋江山的和约，也就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了。其间只有两次——1164年宋朝占据了优势时和1208年金取得了优势时——对和约的条款进行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