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王安石的“大规模”改革

在范仲淹进行局部性改革的关键性几年间，蔡襄（1012—1067）——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但同时又是一名自以为是的政策专家——尖锐地批评他自己所在官僚阶层的不专业性。他本人是进士。他认为，为适应科举考试而产生的通才教育不能满足官员在其今后的职业生涯中面对各种专业性任务的需要。士大夫参加科举考试并根据其文学才能被授予不同官职，但在他们履职期间，他们却被要求去处理财政、边防、州县行政以及其他各种与生产生活有关的事务。大多数宋朝知识分子都同意，教育制度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可以通过制度的重新设计而获益，但他们对具体的改革方式和改革内容并不赞同。

保守派官员司马光和苏轼认为，只要复兴儒家理念就可以让社会发生必要的变化。范仲淹的新政改革努力失败之后，部分官员更倾向于进行有选择性的改革。但是在11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第三个派别，以王安石为主，要求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包括对科举考试进行全面改革。在其他方面，王安石有许多想法，如他主张对官员进行法律和军事事务方面的培训。

在11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间，辽、西夏和宋三方势力制衡关系的不断变化，以及频繁的军事调动，引起了宋朝官员相当大的不安和担忧。1044年宋和西夏就双方脆弱的和平关系进行了谈判后，宋朝的决策者一度比较忽视自己军队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军队数量导致的军费开支问题难以回避：45万人的军队驻防在西北与西夏接壤的边界线上，30万人驻扎在河北与辽国的边界线上，另外30万人是京城的中央禁军。“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这是王安石在1058年其著名的奏章《万言书》中对边防问题的描述。王安石在上书中向仁宗陈述了他的改革思想。《万言书》使王安石在改革派圈子里和朝廷中一夜成名。但皇帝当时的注意力正集中在确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因而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宋仁宗死于1063年。1091年，苏轼在编纂完成的《居士集》序中，对当时的太平盛世有着这样的描述：“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儒家学者范祖禹也赞扬仁宗的仁政。他在1092年声称，仁宗的仁政出自五种传统美德，而这是区别“仁君”与其他统治者的标志：“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

仁宗的堂侄英宗在位四年后，19岁的赵顼于1067年1月25日继位。他是英宗的长子，庙号神宗（1067—1085年在位）。他在位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受称赞的改革时代。心情急切的年轻皇帝渴望加强边疆的军事实力，收复丢失已久的燕云十六州以及北方落入敌手的大片沦陷领土。为达到目的，他需要一批可靠的顾问和忠诚的官员。

皇帝的老师韩绛推荐了王安石。王安石因其之前堪称典范的履职经历在朝廷中名声大噪。出身官宦之家，祖上三代皆考取进士，这位21岁的年轻人于1042年以第四名的成绩通过了殿试。随后他在长江下游地区担任了20多年的地方官。常年的游宦生活还使他的散文和诗词写作技能得到了磨炼。30岁的时候，他已经和当时的一些主流政治家以及文人士大夫进行过频繁接触，并与他们同朝为官。

1069年，神宗任命时年47岁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这个职务之前由改革派官员欧阳修担任。朱熹后来这样评论改革：对王安石的任命使改革获得了“千年一遇”的机会。 1069年5月，朝廷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来负责检查监督全国的赋税、农业、灌溉和河流防洪制度。在皇帝的热情和决心驱使下，王安石于1069年至1073年之间不失时机地推行他的“新政”。

王安石的改革分为三大类别：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和教育改革。他的经济改革意在扶持处于社会金字塔底端的农民、商人和工匠。王安石确信，只有当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福祉得到保障、整个社会繁荣时，整个国家才能强盛。他需要人民健康、富足，同时愿意为国家利益服务。

王安石的第一项经济改革措施是解决农民的资金短缺问题。1069年的“青苗法”（以春季稻子出芽，即青黄不接时，由国家的常平仓向农民提供资金而命名的一个法令），向急需资金的农民每年提供两次贷款，农民缴纳赋税时按20%的利率返还利息。这比农民向私人放贷者借贷的利率要更合理些。私人放贷的利率达到70%，把小自耕农和租种土地的佃农逼到破产的境地。

这项改革计划在官员中激起强烈反响，许多官员在争论中上表要求辞职以示抗议。正如司马光批评的那样，反对派认为，与其说新政节省了财政开支，不如说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并进一步加深了官僚化。他们批评说，从金钱交易中获利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在写给司马光的信中，王安石礼貌地反驳道，对借贷制度的改革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那些享有特权的大地产主，尤其是高利贷者，无疑是害怕国家的“青苗法”和他们形成竞争的，所以他们就以各种形式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在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地方州县，改革的敌对派或明或暗地干扰，推延甚至阻止改革措施的实施。

王安石是南方人，他在朝廷中的敌人——大量来自黄河以北的文人士大夫以及来自洛阳保守的旧贵族——从一开始就曲解他的意图，攻击他的正直，并谴责他是一个背弃传统儒家原则的政客。王安石并未因此受挫。1070年初，在对官员进行实用的专业技能培训的尝试中，他提出要对整个科举考试进行改革，以律令研究取代诗、赋、论，之后考试科目又增加了时务策。“青苗法”和科考改革作为预热措施，为1071年王安石继续施行“保甲法”和“募役法”做好了准备。

“保甲法”的意图是使地方兵员征募制度适应发展的需要。这是一种军队的兵员储备制度，有时候也叫“志愿兵制”，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总是志愿的。1076年，有690万名男子被登记在保甲里。这意味着帝国户数的46%要提供常备的民兵兵员。王安石希望通过对这些受过训练的骑兵、弓箭手、弩手采取更加有效的管理和使用，以削减正规军数量，并减轻常备军的军费开支负担。这些民兵一年中大多数时间是在干农活，只在征召兵役时才自备武器装备，其费用花销只是职业军人一年费用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少。此外，当这些组织完备、训练有素的民兵被武装起来后，他们更愿意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乡。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民兵转化成有战斗力的部队，并使这支部队远离自己的家乡去保卫边疆。

王安石提议将百姓住户每十户组成一个单元，称作一保。有一到两名健壮男性的住户都要出一名壮丁作为保丁。五保组成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弓和弩由政府提供，农民们在农闲时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这一整套体制将作为维护治安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在百姓中同时发挥着相互监视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

王安石为“保甲法”找的理论依据出自先前的后周。但是，批评声很快就来了。冯京（1021—1094）质问道：“太祖征伐天下，岂必用农兵？”王安石对太祖的先例视而不见，争辩道：“募兵多浮浪不顾死亡之人，则其喜祸乱，非良农之比。”但他也承认：“然臣已尝论奏，募兵不可全无。”

神宗也表示疑惑：“募兵专于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其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王安石回答说：“唐以前未有黥兵，然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耳。”“先王以农为兵。”经过训练，“保甲数年，非特其艺胜义勇，必胜正兵”。

在王安石看来，民兵的改革是为了解决边疆军事虚弱问题：“比来中国诚不如四夷，今四夷又不如古中国，若尽什伍其人，使随处有以待敌，乃古中国之法也。”吕公著为王安石的民兵改革辩解，认为这项措施可以使宋朝像唐朝一样，有效地使用民兵。尽管在北方边境地区受过训练的民兵已经成为一支颇具规模的军事力量，并且这支力量的费用开支一直保持在合理水平，但是以“保甲法”为代表的改革始终没有完成。如果神宗不和西夏开战，如果在他1085年死后改革得以继续，改革很可能会成功。但是在1086年至1093年间政府废除了新法，且之后也没有用切实可行的制度取代之前的新法。

当时地方上实行按户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制度，这些差役由地方上数量相对较少的本地官僚家庭承担。王安石的“募役法”试图废除这个积弊已久的制度。王安石建立了一套新的分级纳税制度，它以田产和家庭财产为基础，一年纳两次现金税以代替服役，除了最低的两个等级可以继续以服役履行义务外，其他等级的家庭都要遵守规章制度，以现金实物纳税。官宦家庭的成员按税率折半纳税。征收来的税款将被用来雇用职业化的军人。这使那些有能力的军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此外，王安石还希望这个制度能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减少地方上的贪污腐化。

这个改革方案一开始便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因为反对派认为，这个方案让社会上最贫穷的群体承担了沉重的财政义务，使他们几乎难以维持生计。而王安石在对该群体财政状况的判断上与反对派不同，所以他还是坚持实施了这个改革方案。政府的新收入不仅用在了雇用专业的军人上，也用在了10年后与西夏爆发的战争中。

1072年，为了核实税赋登记，王安石推行土地丈量调查，这使得朝廷获得了国家财富的控制权，但这也触怒了地方实权派。他还推行了一项国家贸易政策，通过鼓励贸易、农业，稳定市场物价的方式，鼓励小工商业者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项改革不可避免地对诸如大产业者和地方行会等享有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安石与反对派的斗争持续了几年。1074年4月，由皇太后、宦官和反对派官员构成的改革反对派集团策划了一场阴谋，他们指控王安石的变法引发了混乱。此时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自己也已筋疲力尽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时感觉自己就是“尸位素餐”。尽管神宗希望他继续履职，他还是坚持要辞职。1075年的2月，皇帝再次把王安石召回朝廷。王安石马上意识到政治气氛已经发生了剧变：他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饱受攻击。即便在王安石于1076年10月辞官定居于其钟爱的城市建康（今南京）后，神宗仍坚持改革，并任命新的改革派官员领导政府。

王安石在1070年至1072年间宋与西夏的边境冲突中获得了军事经验，但他总是尽力防止事态演变为真正的全面战争。在他致仕后，朝廷官员看到了机会，想通过准备一场与西夏的战争以取悦神宗。1076年时，宋朝正规军由56.8万人组成，另外还有690万名民兵。1081年夏天，宋军从五个方向进攻西夏。但事实马上就证明宋军的后勤供应与补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082年年末，在损失了60万名宋军及其同盟军队后，神宗认识到对党项帝国的战争难以取胜。他放弃了夺回王朝西北地区的希望，只有兰州仍然在宋朝的掌控之内。可能让神宗稍感欣慰的是西夏的人力、物资和装备的损失在之后多年内给西夏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对神宗个人而言，这次失败意味着像他的前几任皇帝一样，没能光复唐代中国的疆土。

1085年4月1日，神宗去世后，高太后成为实际的统治者进行摄政，辅佐8岁的哲宗皇帝（1085—1100年在位）。改革最激烈的反对者、才华横溢的司马光正在尽其所能地撰写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此时司马光病倒了。他称此时自己已既不能弯膝下跪，亦无法上马了，但他没有提及自己同时也已高度近视，牙齿严重脱落，但是皇太后坚持让他担任宰相。司马光婉拒多次，并推荐经验丰富的文彦博，但高太后需要一位在公众中具有声望的改革反对者来辅佐她，并把反改革计划付诸实施。司马光最终因太后的坚持而屈服，把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奉献了出来。

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吕公著和文彦博，他们辅助司马光推行反改革措施。王安石新政的所有改革措施在七个月内全都被废除。由于自身身心健康的恶化以及推行反改革措施的急迫性，司马光并没有像著书修史时那样，以仔细谨慎的态度处理原改革派官员的任免。属于守旧派的程颢（1032—1085）在1085年被召回朝廷后认为，如今变法的结果毫无疑问是悲惨的，但绝不能单单指责王安石。在他看来，对新政的偏见和不理性的反对同样也应对新政所带来的混乱负一定责任。

1086年，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几个月也去世了。改革和反改革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但是那些宣称继承王安石改革事业的人并不具备王安石那样的宽广视野和自律精神。1127年，开封陷落、北宋灭亡后，南宋学者为了寻找替罪羊，把王安石视为改革失败的罪魁祸首，尤其是把他和后来那些伪改革者的可疑行为联系起来。王安石死后一个多世纪，保守的新儒家学者朱熹这样总结改革派的贡献：

然州郡一齐困弱，靖康之祸，寇盗所过，莫不溃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宁变法，亦是当苟且惰弛之余，势有不容己者，但变之自不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