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在位近25年，他缺乏战争的经验，也不乐于拥有战士的名声。相比于其专制的伯父和父亲，真宗被认为是一位充满书卷气且优柔寡断的文弱皇帝，很容易因为大臣的争论而摇摆不定。但是在统治的初期他很好地发挥了他的才能，扩大了科举范围，完善了各级行政架构。中书省成为皇帝与宰执们进行定期性磋商、决策的最重要的机构。
真宗努力按父亲传下来的文治之道施政，他是个近乎理想的儒家统治者。根据规定，朝会在逢五逢十的日子举行。黎明时分真宗就在皇宫紫宸殿举行早朝。皇帝接见宰执们及来自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高官。他听取大臣们冗长的报告，接受奏折，其后进行讨论和决策。这项处理奏章的工作在早餐后继续。只有在下午，皇帝才能从他的政务中抽身出来放松，享受他的独处空间。
皇帝在晚上可能要与大臣们举行另外的会议。我们从吕公著1085年提交给神宗皇帝的上奏中了解到，皇帝每时每刻都要遵守严格的行为和品德规章：“况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常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虽小恶不可不去。”
真宗基本上按太祖、太宗所树立的榜样进行统治。在他之后，统治模式都是相当一致的。到了1078年至1085年之间才出现了一次新的统治机构的重新调整。如果真宗的统治到1004年即止，那他的决策和施政将确保他能在宋代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然而他的统治时间远远超过了1004年1月25日，那年他将年号由“咸平”（天下太平）改为“景德”（彰显德性）。
年号咸平实际上并不代表真的是完全天下太平。直至太宗去世前，一件长久以来都悬而未决的事情让太宗久久不能释怀：面临着好战的辽国契丹人的军事威胁。早在999年，真宗就想和契丹人讲和，而当时契丹军队正劫掠中国北部。他的外交努力失败了。但是即便过了200年后，真宗的决定还是得到了时人洪迈的赞许。
在辽帝国由萧太后统治时期，契丹所有的军队都听命于她。1004年秋，充满自信、浩气凛然的宰相寇准说服真宗效法先辈，亲自指挥宋军作战以在军中建立威望。真宗断然拒绝了王钦若所提的像唐朝皇帝那样迁都南京或四川偏安一方的建议，他决定要表明自己在军事上的决断力。
军事冲突还在继续时，宋辽之间就进行了谈判。契丹人冒着后勤补给线会被切断的危险从其本土长驱直入进入中原。真宗想停止双方的杀戮。由于担心战争的扩大，宋辽两国的皇帝最终在1005年的1月19至25日同意签署两则盟约，1月28日互换文书。誓盟在开封以北的一个小城澶渊签署，史称“澶渊之盟”。
宰相寇准和真宗宣布与辽国的和约是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用现代术语来说，这是一项双边互不侵犯条约，内含两则最低限度的妥协：每年宋补偿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作为军费。20万匹绢的长度，伸展开来，可以达到约2400公里。就宋代国库的财政负担来说，纳贡的丝织品大约占11世纪宋代任何一个年份以丝绢形式上缴的赋税收入份额的1.5%。银两岁币对宋来说代价更为昂贵，因为银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变化不定的银生产状况。另外，双方还同意不再去骚扰对方的农耕，并停止在划定的边界沿线建造新的堡垒和沟渠；双方承诺不得隐匿越界的盗匪、逃犯。
当时大多数人和后代士大夫都对寇准的行为表示称赞和敬佩，因为他面对蛮夷采取了明智而务实的策略。他一手抓军事防御部署，一手抓德性教化，平息了和蛮族的争端。他没有割让给北方异族任何领土，以可承受的代价成功使宋辽双方结束了敌对状态。真宗把和平共处作为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合理选择。然而一些官员，如寇准的对手王钦若，批评寇准的策略是鲁莽、危险和令人蒙羞的。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个和约的问题是：宋朝皇帝实际上承认了辽国皇帝是与他对等的，反之辽国那边也是如此看，因此实际上他们地位都是平等的。于是，中国人自以为“天朝上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皇帝是天底下唯一统治者的观念也就差不多沦为夸夸其谈了。
中国人维持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签订盟约引入一个“兄弟关系”。根据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辽的统治者承认宋的统治者为“兄”，而他自己为“弟”。不过，宋人肯定是非常了解诸如“澶渊之盟”这样的兄弟和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宋朝再无可能“恢复唐朝的辉煌”，这在1042年双方重新商谈1005年和约时就表现得更明显了。1042年的谈判更加强了双方的外交对等地位和兄弟之国的关系。宋给辽的岁币提高到每年绢30万匹、银20万两。
在某些政治领域，盟约并没有被斥责是一则丧权辱国或卖国求荣的条约。由罗从彦所著、1225年出版的私人历史著作《尊尧录》中，很好地反映了一些因条约而带来的有利因素。在书中我们知道了“澶渊之盟”的设计者寇准，成为960年至1063年间为数极少且备受尊崇的10位著名官员之一。 14世纪《宋史》的编撰者如果觉得“澶渊之盟”对国家来说是个灾难的话，他就不会评论说：“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尽管“澶渊之盟”被众多史学家看作维系辽宋百年和平的一次大胜利，真宗显然还是对蛮族做了妥协和让步，因而感到相当厌烦。宋朝支付的岁币让真宗年复一年地想到宋朝相对于辽的军事弱势。尽管他的和平政策在当时饱受争议，但是对于1042年宋辽和谈，对于1044年宋朝与西夏的和约以及12世纪与女真金的和约来说，“澶渊之盟”都是一个成功典范。“澶渊之盟”和岁币为后世建立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树立了范例。
寇准在“澶渊之盟”签订一年后的1006年失势下台，朝廷上的反对派把他贬到了遥远的广东。在那里他一直生活到1023年——时间长得足以让他目睹真宗统治是如何由盛转衰的。真宗转向了寇准的老对手王钦若，他问王钦若，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为了重振帝国的威望，摆脱耻辱的感觉，真宗听从王钦若的建议，接受了上天会对人世进行超自然干预的思想，效法古人奉迎“天书”。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奉迎过“天书”。这个历史先例给了真宗勇气，使他参与到1008年的一场欺骗事件。这年他改元“大中祥符”，从名称上不难发现，年号与之前发生的特别事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真宗也模仿了唐玄宗曾举行的盛大的封禅祭祀。祭祀在泰山举行，由皇帝祭拜天地。离真宗最近的一次封禅已经远在公元725年了。据载，有24375人——包括高级和低级官员、和尚和道士、蛮夷的代表和地方州县的耆宿——上书皇帝请求封禅祭祀。封禅在获得巨额赏赐的王旦和虚伪的王钦若的监督下，于1008年11月举行。
1009年1月回京的路上，真宗拜访了曲阜的孔庙和孔子墓，并为这位圣人举行了祭典，并仿效唐玄宗对孔子进行了追谥。真宗在泰山极尽奢靡的祭祀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禅活动。但他本人继续于1011年的春天，在道士的建议下又进行了其他的祭祀活动。
真宗的统治从1006年贬责寇准后开始衰落。缺少了贤能的宰辅，他在政治上自甘软弱，逐渐地依赖于那些缺乏才干的人。真宗皇帝于1022年3月23日去世。在其去世前，奸佞之臣一直擅弄权柄，把持朝政。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其权威名不符实。然而，真宗在疆土管理、户口、赋税收入以及科举考试制度上无可争议的成就即使和他伯父和父亲相比，也算得上是一位佼佼者。至于宋朝与异族政权的外交关系，太祖已经为后世和平共处的模式铺平了道路。在统治之初，真宗就想过从契丹人手中赎回后晋于938年丢失的燕云十六州，但没能成功。然而他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成功修改了伯父的战略。他相信与异族建立长期性的双边友好关系，可以取代从前耗费巨大且极具风险的战争，获得双方的和平共处。他开创性地继承并发展了其伯父与父亲的对外策略，并且在其在位的头十年完成了对王朝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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