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中央集权

宋太宗和他的兄长赵匡胤一样出身行伍（尽管他并不如兄长那般喜爱军事）。979年，他统治的疆土为宋朝历代最广。984年，他正式昭告天下，五代十国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已经彻底结束，之后宣布由宋一朝承火德，尚赤，说明宋朝乃上承天意，下启民心。红色曾经是周朝的国色。同时，长久以来深刻影响宋代士大夫的儒家哲学也产生于周朝。

除了继承其兄的统一大业，太宗也积极投身于内政改革中。一百多年后，徐度（约1156年）这样描述王朝早期的治理：“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皇帝向朝臣咨政在宋以前已有先例，但与唐初皇帝与宰辅品茗议政的情形不同，宋朝皇帝与朝臣交换意见的氛围已不再轻松了。太祖和太宗可能在宴会或其他聚会中招待高级官员，并就政策的利弊问题向官员们咨询。但宋初的这两位皇帝最终在重要问题上还是会自己下决断。半个多世纪后，欧阳修在其《为君难论》中评论道：“呜呼！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

唐朝的官员在颁布重大决策前只要得到皇帝的“准奏”就行了，而宋朝官员们对前人们只有羡慕的份儿了。宋廷的官员们对皇帝的威仪感到害怕和窒息。因此，他们要求可以把有关的事情书写成提纲，在朝会举行前提交上去，让皇帝做预先的考虑。于是一种新的官僚决策体系建立起来，且皇帝将其定为成式。尽管这些书写的提纲更加强了皇帝的地位，提高了朝廷的权威，但只有统治中国的是一位工作狂式的皇帝时，这种直接式的统治类型才起作用。宋真宗在位期间，高级官员们在朝廷里取得了影响力，非正式的讨论和决策成为常态。

在建立了王朝特别是统一疆土后，太祖需要一个忠诚而尽职的文官阶层来充实官僚队伍，即在国家各级中央机构、地方行政衙门、政府各部门和专业部门的官员。太祖很欣赏这类人对王朝的支持，他们在皇帝和百姓之间起着可靠的中介作用，这种作用无人能够替代。在这一时期，中国没有类似于中世纪欧洲天主教教会、贵族、商人行会等制度化的组织。而欧洲这些组织可以维持城市的运转，平衡国王的权力。宋帝国需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这个制度能确实可靠地提供大量急需的文官。宋太祖最终选择的统治制度类似于唐代，但有一些基本区别。

其一，宋朝皇帝不再能依赖贵族了。这些贵族的权力是建立在出身和地产之上的。在之前的80多年的混乱中，战争和朋党之争明显削减了贵族们的数量，并削弱了其影响力。一个新的阶层——出身更加多样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

其二，宋朝采用了唐朝的政府制度。唐代的这个制度中包含许多早应淘汰的机构、职衔和职能。它迫切需要进行重建。头三任宋朝皇帝努力消除官僚机构之间的分歧，裁减冗员，提高制度的效率。但久而久之，形成了甚至更为复杂的叠床架屋式的官僚制度。

其三，宋太祖如此设计政府架构是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加强并集中权力于自己手中。官僚机构的设置仅为他的王朝利益服务。他任命了一群精明强干的官员，后者对他直接负责。这套中央集权制度的效率取决于皇帝本人的精力多寡以及是否具有献身精神。当能力不是很强的统治者在位时，中央集权的缺陷就变得很明显了，特别是北宋灭亡后国家处于分裂时，南宋没能找到加强权力的方法。

据《宋史》记载，政府传统上由三大部门组成：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长官的职责是“辅佐皇帝，统领百官和管理国事，统制百事”。三省的负责官员在品级上是平等的，但从他们所附加的头衔和从他们所遵循的资格原则看，其官职名称的内部差异是很明显的。只有中书省是位于皇宫禁地，它在决策中有极大的权力。另外两个省在皇宫之外，其功能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核心。他们负责处理各类文件和执行皇帝的决定、法令、命令，并遵从其指挥。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 1129年，中书省和门下省被合并为一个省。

财政事务由三司掌管，这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在唐朝时曾受宰相领导。另外一个独立的实权部门是枢密院，其地位与中书省相当。这两个部门拥有极大的权力，能对皇帝施加影响。然而各级政府机构的重组与建立毫无疑问是为了适应宋初皇帝乾纲独断的需求。只要建立这套机制且醉心于权力的皇帝还在位，这套复杂的官僚系统就能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

通观整个宋代历史，许多实例都向我们证明，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皇室内部，宰相们的影响力都在逐步增大，官员间的派系斗争也愈演愈烈。然而这个复杂的权力网络并没能让负有天子之责的皇帝们感到轻松。他们肯定感觉到这个制度的焦点是处于权力中心的自己身上，他要处理每件事，肩负重责。生理和心理尚处在弱势的小皇帝还得任由太后和朝臣摆布。

宋太祖需要有学问的人来担当高级别的官员，特别是与他密切接触的宰执。因此早在973年，皇帝就“御讲武殿复试新及第进士”。在这样的场合皇帝可以对这些栋梁之才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殿试不是宋代的产物：689年，唐代武则天就实践过这种制度。宋太祖在位期间，有近350人被录取。宋太宗认识到庞大的帝国需要大量尽忠职守的人才，于是开始建立全国性的文官招募制度。977年，他宣布广征贤才。不久之后有500名贤士获得了任用，担当各类各层次的官职——在一年内取士及第的人数比太祖一朝的总人数都多。太宗时期共取士5816人，其中大多数人出身寒微。

宋真宗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录取规模大大超过其父。他在任的第三年（公元1000年），进京赶考取得功名的士子就达1538人——这在整个中国科举取士的历史上是最高的数字。

通过这个复杂的笔试考试（科举考试）制度，一部分考生能获得最受尊敬的头衔“进士”［御赐学者之意，经常在西方语言中被翻译为“文学博士”（doctor of letters）］。983年，皇帝在京城西部的皇家花园琼林为新科进士举行庆贺宴会。从此琼林宴相沿成习。这些新进的士大夫的世界观不是出自其家庭背景或出身，而是来自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来自他们对儒家道德伦理的理解，来自他们作为一个行政管理通才所具备的能力。于是，对于儒士来说，一个新的职业——职业文官——和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这个职业和阶层的家庭出身范围更为广泛。社会认同这些官员是国家精英，这种观念持续了近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