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王朝的建立

960年至1022年间，宋朝初年的皇帝们与他们的宰相在朝政处理、思想活动和个人行为等方面都为后继者确立了很高的标准，给后人树立了典范。头两位皇帝，赵匡胤（宋太祖）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太宗）在整个宋朝历史上都被看作统治者的典范，时至今日也依然如此——他们不仅精力充沛，富有活力，对政治也有着敏锐的感觉。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在继承其父与伯父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领土的完整，并开创性地采取全新的外交政策，与北方的强邻们保持和平关系。在这三位善于学习的皇帝的统治下，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无疑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1169年，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陈亮在一份奏章中说：“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

所谓“儒家社会”，在这里并不意指任何抽象的、理论的或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我们也不应该把它与儒家自古以来所一向倡导的理想社会结构相混淆。因此“儒家社会”这个概念，不如说是一种“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有密切联系的官僚制度”。儒家典籍提出了以“仁、义、礼、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其中也包括重文轻武以及礼俗制度等，而儒家思想也深深地根植于这些概念中。儒学也被有教养的上层阶级视为自身的行为准则。这些人通常是受过正统教育的社会精英，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们依靠其他阶层所提供的服务生存。

尽管儒学吸收了一些诞生于先秦甚至上古时期的宗教元素，如祖先崇拜和国家献祭（二者都有着严格的形式要求，但同时也饱受争议），但儒家社会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哈里发国家并没有可比性——后者的政治结构与一神论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宗教总是宣称掌握着唯一的权力。宋代皇帝在生活和礼仪方面遵从儒家准则，但同时他们也是忠诚的道教和佛教信徒。从13世纪开始，先前注重实用的儒家思想才开始转变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

宋朝的儒家社会形态在王朝后期并没有继续存在下去。与19、20世纪那种把儒学视为束缚中国发展的批评相反，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959年7月27日后周世宗皇帝去世，其6岁的儿子继位。此后不久，随着宋朝的建立，后周走向灭亡。960年初，禁军统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部队向北进发抵抗契丹和其盟友北汉的进攻。赵匡胤抓住这个机会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兵变。

依照事先安排好的篡权计划，那些忠于赵匡胤的将士，在开封东北大约20公里的陈桥驿站宣布谋反，并拥立赵匡胤为天子。将士们恳请赵匡胤接受皇位（将士们的请求也是事先计划好的），在推脱了三次后，赵匡胤终于答应了，但提出两个条件：将领们必须听令于他，不得伤害小皇帝和开封城里的百姓。此后不久，赵匡胤正式宣布控制整个后周帝国，小皇帝被迫让位。宋朝于960年2月3日建立。

宋太祖（意为宋朝的始祖）赵匡胤以“宋”命名他的新王朝，是因为他在夺权之前被分封在今河南省，而其封地古称即为宋。宋太祖控制了全国111个州，下辖638个县。他定开封为东都（之前被称为汴州），后梁、后晋和后周也曾定都于此。和之前的大部分王朝一样，赵匡胤也设立了陪都，即西京（洛阳）。

宋太祖在位17年，为位传18帝、延续了300多年的宋朝奠定了基础。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者皆宣称自己受命于天。他们不仅为后世继承者树立了无可争议的理想典范，也在行为上给他们做出了表率。他们建立并实践了一系列政治、文化以及思想制度，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其后继者和臣民严格遵守并执行了这些制度。

编纂于14世纪的《宋史》这样解释王朝建立者的典范作用：“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大约在1060年，哲学家邵雍赞扬宋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列举了几个理由，其中一条是，王朝建立后天下太平，百年来未受叛乱的威胁。 100多年后，哲学家朱熹客观地将其总结为：“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重文轻武——儒学的基本理念——成为宋朝历代帝王遵循的信条。

宋太祖是北方人，祖籍今河北涿州，生于洛阳的夹马营，在五个兄弟中排行第二。据传他出生时，“红光满室，紫气盈轩”。太祖长于统军、骑射，同时精于政事。他并不因官员与皇帝意见不合就处死他们。对于失职的官员，赵匡胤一般采取的惩罚措施是剥夺俸禄、官衔和爵位，贬谪到边远之地。这种处置也被之后历任皇帝奉为成例。资料显示，尽管那些对皇帝构成威胁或不忠于皇帝的官员惨遭暗杀，但就南宋时期的情况来看，由于官员们受到朝廷优待文官政策的保护，因而官员们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参与朝政讨论，并就其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批评。

宋太祖不仅爱民如子，而且为人亲和，其治下人民生活在儒家教化中，因而他受到史学家们的崇拜，并被视为人民的守护神。太祖品性谦恭，憎恨奢华无度的宫廷生活，他同情劳苦大众，心系天下福祉。正如著名的学者、改革家范仲淹所总结的那样，太祖皇帝品德高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