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唐代传奇

20世纪早期，伟大作家鲁迅指出今天被称为“传奇”的唐代经典短篇故事是中国最早的作者有意识创作的小说。实际上，这些故事里通常包含着重大事件发生的详细时间、城市的准确布局，甚至还有真实的人物，这说明当时的作者和现代的小说家不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虚构故事。然而，从“小说”一词源于“设计”或者“制作”这一点来看，“小说”确实描绘了唐传奇的新意所在。与更早的“志怪”相比，唐代故事不仅仅提供了消遣和娱乐，还是一种需要技巧的文学形式，可以通过写作它们的方式对其进行美学鉴赏。

文学文本创作中自觉的艺术技巧至少通过四种方式表现出来。第一种，唐代作家创造了一系列文学表现手法，使内容简单、熟悉的故事变得更为复杂、有趣。他们的许多短篇故事以前都曾被记录为奇闻逸事，所以在故事修订时作者专注于讲述的方式更甚于情节。这就突出了新故事是精心之作的事实。

第二种，梦境在一些故事中处于中心地位，诸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这些都叙述了有抱负的年轻学子，梦见自己一生努力奋斗并获得政治成功，醒来却发现只是一个持续了几分钟的梦。这些故事是有名的《周庄梦蝶》的文学后继者，在这个故事里战国哲学家庄周梦见他是一只蝴蝶，只是不能确信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除了对现实和虚构之间的区别提出质疑——这是梦境在18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学《红楼梦》中扮演的角色——梦境还将怪诞的元素引入叙事而不失故事的现实基础。从陈子昂到李白及以后的唐代诗人，在不超出生活经验的情况下，在诗文中借用梦境引入精神旅程和其他虚构想象。梦境在短篇小说中扮演了相同的角色，尽管强调的是故事的技巧性。

第三种，作家通过改编流传已广的故事来强调小说的文学性质。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任氏传》，它将已确立的狐仙故事改编成一个新形式——“人狐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将故事的女主人公狐仙人性化并把她变为一个道德榜样而完成的。然而，改编已有的体裁对于故事的叙述也是重要的。故事始于一个男子在长安街上邂逅一位神秘美人，与她在其城郊的华屋中共度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发现“屋子”是一块被遗弃的荒地，并且被当地的一个卖主告之美人是一个狐仙。这正是对经典的狐仙故事的扼要重述，而一般来说，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与以往不同的是，作者沈既济（一位8世纪后期的著名官方历史学家）将此仅作为一个逐渐揭示各角色个性的浪漫复杂的三角关系的起点，并以任氏的悲惨死亡为结局。无独有偶，《李娃传》表面上的现实主义之下，也蕴含着从人与妖精私通的传统故事中发掘出来的要素。因此，经典短篇小说的作者们批判地使用或解构早期故事的结构定式以创造他们的新故事。

唐代作家们突出其作品的文学特质的最后一种方法，是包含其他的文学形式——诗、信、史学编纂中的手法，以及公认的经典作品中的引文。最为重要的是恋爱中的男女诗文传情，或者是插入充当旁观者角色的评论诗句。这已经是唐代经典短篇小说的最早作品之一张鷟的《游仙窟》的一个主要特征了，该作品讲述了一个与女神发生了性关系的男子的传统故事。然而，在这个传奇故事中，叙事只是为作者/主人公和女神之间频繁的诗歌酬答提供背景。最著名的唐传奇是元稹的《莺莺传》，书中大量“援引”两位主人公之间的诗和信，以及男主人公朋友们的诗，其中一首来自作家本人。这些精心制作的文本嵌入故事中的突出作用在于，它使得许多短篇小说成了文本表达的典范，或者让它们极具感染力。

将文学文本嵌入小说，也提供了指导角色行为的榜样，并赋予事件意义。对于莺莺而言这是特别真实的，在叙述的过程中，她几乎适用于中国文学传统中赋予女性的每个角色：清白的未婚女子，恪守妇道的女人，热情的女神，以及被遗弃的妇女。张生这个角色并非多才多艺，在他为自己抛弃莺莺的行为辩护时转而引用经典文章。为了操控故事的导向以便偏向自己，两个主角呈现了各自的诗文和说辞。此外，以叙事为中心进行创作的作者加入了自己对于故事的看法，这些看法衍生自早期对女神的诗歌描述。因此，《莺莺传》自身包含了三种不同说法。这种嵌进作者和观点的多样性突出了故事的文学特质。

之所以这些文学技巧出现于唐代，尤其在“安史之乱”后，是因为重要的作家，包括韩愈、柳宗元、元稹、沈既济和白行简（白居易的弟弟）等人在内，开始运用小说来探讨自身的境况。同一时期，白居易、韦庄和其他重要诗人创作了涉及这些故事相关主题的长篇叙事诗，有时还配以散文或诗序来叙述同一故事。

不仅仅小说的作者是文人，而且男主人公，不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存在的，也都是文人。现实中的诗人李益是《霍小玉传》的男主人公，这个故事解释了其声名狼藉的嫉妒心。而且，故事围绕文人阶层主要的经历展开：进京赶考，金榜题名，甚或状元及第。因此，故事主题都是那些唐代后期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的事，从他们梦想实现的抱负到萦绕在他们梦魇中的恐惧。这些小说可能也有女性读者，最著名的是京城的妓女群体，《北里志》描述了她们拥有很好的文艺修养，出现在这些小说的妓女同样如此。

由于文人们既是作家又是读者，因此很显然故事中最重要的主题是爱情和性。专注于男女关系的做法没有在中国早期作品中出现，这种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首先，也是最没吸引力的解释是，人们总是对性感兴趣，和西方一样，小说在中国的兴起给予这种兴趣一个重要关注。明代学者胡应麟（1551—1602）揭示了性与小说的密切关联。他是最早系统研究小说的中国人之一，也是最早用经典词语“传奇”来称呼唐代小说的人：“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胡应麟认为小说是黑暗和可耻的，等同于色情和肉欲的描写，人们对其进行道德谴责却又着迷地追求。实际上，段落中反复出现的文字暗示了作者像他的观察对象一样着迷于小说，这无疑也是唐代作家写作的动力。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爱情故事为文人提供了得以逃离事业和家庭约束的新的私人空间。在中国较早有关风流的描述中，有类似的情节：逃离世俗社会，邂逅女神、女鬼或者狐仙。对人类爱情故事的着迷相当于文人对园林的热情扩展。爱情故事描述了基于共同爱好和高雅情感的自由恋爱的原型，一个逃脱包办婚姻的梦想。这个梦想来自文人在备考的岁月中和妓女相处而产生的文学和感情上的联系，在他与宠妾相处时可能会重温这种爱恋之情。因此，虽然唐代爱情小说的许多女主人公并不明确为妓女，但她们的举止，她们被介绍给才子的方式，以及短暂的关系，都仿照了文人阶层的作家和读者从风月场中所得知的情况。

唐代短篇小说的另一个创新在于隐约透露出的金钱的力量。虽然激情爱恋中的情侣自愿选择平等相处，但是大部分故事也留意到经济状况使这样的“自由”选择只是暂时地成为可能。许多恋爱关系的重要转折点是由一方或者另一方财源枯竭而引发的，或者某件大事，诸如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男主人公的前途。金钱的隐蔽力量常常随着来自男子家庭的压力而出现，他最终依赖于此。压力要求他屈从于安排好的婚姻，这就意味着短暂爱情的终结。家庭压倒性的力量，吞没了男子的意志并且拒绝接纳妓女，这也许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些故事中与作家及其朋友面临同样情况的男主人公，一般都虚弱、顺从，没有个性，而女主人公则积极、果断，并且成为故事的情感中心。

与爱情和家庭之间的矛盾相对应的是，对于一个场所或对象的基于精神赞赏的真正所有与仅仅是基于购买之上经济拥有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主题中的普遍矛盾揭示出唐代对于风流韵事感兴趣的最后一个原因。中华帝国早期，感情被视为一个危险事物，统治者或文人控制感情以确保自身地位稳固，并且使生活处于安稳状态。虽然这种态度在南北朝时开始改变，将感情作为行动的依据仍然受到怀疑。但是，到明代为止许多作家认为“柔情”或“多情”可将有教养的人与未受过教育的粗野的人区分开来。虽然唐代小说还没有充分描写感情，但是开始尝试赞扬自由选择的爱情，一些小说谴责了不忠的男性情人的薄情，这是中华帝国晚期文人普遍心理特征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