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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国家和地方的儒教礼仪

历史大观园 隋唐气象 2020-07-24 10:45:12 0


唐代三教中的最后一个是儒教,它是国家和地方的民间信仰,其特点是对国家经典不断精进的研读。这些领域的发展,与9世纪儒学思想的哲学复兴一起,有助于在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新儒学的兴起。

唐代没有引进新的国家典礼仪制,而是沿用自汉代已来就被接受的仪式。国家礼仪于732年最终编纂而成,称为《大唐开元礼》,它抛弃了自汉代就已经出现的道教和佛教习俗,即便这二者已被皇室和国家所采用。该书只收录了中华帝国早期的礼仪,包括即位仪式、京郊祭天礼、祭祖礼、封禅礼、巡狩礼,还记录了祭礼的地点明堂和规定祭礼时日的历法。然而,这些例行仪式的相关重要性和赋予它们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

首要的转变是从强调王朝的血统到强调其公共的、普世的性质。王朝权势的来源越来越少地来自祖先的贤德,而越来越多地来自无所不包的天(皇帝是天之子)和统治者的政治品德。唐帝国典礼体现的观念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转变为“天下为公”。帝国不再是统治家族的王土,它被视为公共的美德,超越并否定了以家庭为纽带的本位主义。强调帝王是天之子,从而将汉代建立的超越地区文化和家族利益的境界扩展并且神圣化。

在太庙中举办的祖先祭祀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汉朝,当皇子被确定为继承人时,他要去太庙中表示感谢,并且要在其登上王位时再进行一次。唐朝取消了这种惯例,取而代之的是南北朝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意味着一个王朝将让位于下一朝。该仪式是效仿古代的禅让礼,据说当时的统治者并非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王国中最优秀的男子。通过这种方法,唐代登基仪式降低了继承的重要性而强调了美德或功绩。这就使选才任贤成为可能,或者至少可以排除能察觉得到的威胁。结果是长大成人并可能成为威胁的长子很少被选中。在太监开始支配朝廷之后,不再选择有才能的人,只有年幼、柔弱或者无能的继承人才会被选中。

取代祭祖,在户外举行的对天地的祭祀成了最重要的仪式。祭天被引入即位礼中,祭祖则成为私人的、家族的事情。对天的崇拜通过从仪式中排除其他神明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天成了祭礼的主要对象。祭天礼在京郊举行,祭坛所在地为整个帝国所有,强调君王是人民的保卫者和化身。

封禅仪式也发生了改变。秦汉时期,在泰山举行的标志着全国一统的封禅礼,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执行。皇帝单独登上峰顶并且单独执行仪式。刻有祷词的玉牒被放在一组盒子和柜子中,接着被埋掉以保证玉牒的内容只为皇帝一人所知。许多学者认为献祭是为了帮助皇帝长生不老。相反,在唐代,封禅成为与整个国家相关的公开仪式。许多官员陪伴着高宗皇帝来到泰山峰顶,在武则天时期,甚至后宫的所有女眷都出现于封禅礼上。现存的向天祷告的文本表明这个典礼是以百姓的名义执行的。封禅只在泰山进行的传统亦被抛弃,它也在嵩山举行,这是为了表明帝国内没有任何地方是有特权的。

皇帝陵寝也强调了皇帝新的公共和宇宙的概念。不像汉代为皇帝在都城外建造的人工土墩墓,唐代的皇陵依山而建,这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也显得更为威严。皇陵被数以百计的小坟墓包围着,那儿埋葬着高级官员、将领和皇族。陪葬墓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汉武帝宠信的将军们的墓地就在其墓丘的荫庇之下。但是唐朝的建筑群规模更为宏伟。太宗皇帝的墓地面积达到4.5万亩,并且有大约200个陪葬墓。死后能埋在这些墓地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激励着人们对政权的忠心,并且将整个统治阶层引入了唐祖先祭拜之中。

唐代还有一种对前朝“政治祖先”的献祭仪式。给上一朝创建者以荣耀的典礼在《礼记》中有文字记载,并且曾在南北朝时期实行。然而,唐朝大大增加了政治祖先的数量,到了748年他们向秦始皇、西汉创建者、东汉创建者和之后大部分朝代的开国皇帝献祭。这些祭品将整个帝国的过去都引入唐代的祭礼中,标志着唐代对于代代相传的法统继承的关注。他们也借此强调了统治的公共、宇宙和道德特性,淡化了血统继承的重要性。白居易在一首诗中提到,将早期朝代纳入唐代礼仪中表明了帝国不是单一家族的财产。

皇帝与天更紧密的联系,以及更具公众视野的帝国也改变了中国的历法。从很早开始,政权就与历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既规定了国家典礼的时间,也证明了统治者与神明的独特关系。从汉朝到南朝的每一个朝代最多只制定一部新历法,有些朝代直接沿袭前代。这使历法与王室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北朝改变了这种制度,可能是受了谶纬中术数的影响,有时会发布两三部历法。然而在唐朝,历法在对基于阿拉伯和印度天文学更为精确计算的不断探索中被修改了不下九次。这是为了强调历法与天的一致性,其代价是牺牲了对皇室的忠诚,这也再度证明了唐代皇帝对公共和宇宙的关注。

帝王的新观念也使得“天”这个词被加入了皇帝的头衔中。太宗皇帝宣称自己既是“天可汗”,又是“天子”,高宗称自己为“天帝”,武则天称自己为“天后”。这些新的头衔将唐代的帝王与较早的统治者区分开来,强调了普天下的统治和宇宙力量。天授君权也反映在唐代的礼仪中,这在圆仁对登州地方官接受圣旨的记载中也有所描述。地方官躬身接受仅有他一人能接触到的圣旨,城镇的全体百姓匍匐在地,表示恭顺。

除了改革主要的国家宗教,唐代也发展或者加强了新的地方宗教。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于分裂时期中国南部的城隍神。它与将文明城市和蛮荒之地分隔开来的城墙相联系,这些荒蛮之地充斥着由死于非命之人变成的愤怒、嗜血的鬼魂,动物精以及土地神。很多故事描述了地方官员与强势地方鬼魂的斗争,这些斗争往往以官员的失败而告终。

与需要人类血祭和威胁地方官员权力的恶神相反,宽厚有人情味的城隍神是官员的一个帮手,并且如果它没能保护地方利益,将受到官员的处罚。作为一个道德化或本土化的地方宗教,城隍神信仰将精英的准则、帝国的文化传播到边境和乡村这些原本排斥它的地方。这可能也和佛教的传播有关,佛教将一个与城墙和大门相关的印度神引入中国。城隍神信仰上升到显著地位代表了朝廷成功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即帝国本身就具有神力,它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支配其他神灵来维持秩序。

城隍神信仰也证明了帝国精英从新的城市阶层中获得意识形态支持的能力。唐代见证了从事贸易的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自觉的都市商业阶层的出现。城隍神信仰主要兴盛于高度商业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都市群体的宗教表达,这些人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幸福安康与整个城市联系在一起。

城隍神成了最重要的地方神信仰,并且可能是唯一一个以整个帝国为范围的例子,而国家同时也支持信奉地区性神的信仰。文献记载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长江下游地区和杭州湾地区对伍子胥的信仰。伍子胥是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楚国、吴国、越国战争期间的一个代表人物。最早在汉朝,当地就有他的庙,3世纪在吴地他被描述为“大众神”。唐代当地官员的碑铭记述了政府对修复其庙的支持。一段碑文提到百姓向他祈雨,他保证了丰收。另一段则将京杭大运河南段邗沟的开凿也归因于他的恩赐。这段碑文还描述了百姓怎样供奉他以避免其激起巨浪。唐代后期的碑文记述了伍子胥为杭州的“涛神”。钱塘潮涌潮时常有胆大艺高的游泳者下水,有的人就成了现实中的祭品。

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唐代大众信仰与狐狸崇拜有关,它对后期的宗教和文学至关重要。这种神奇的生物至少从南北朝开始就因其能够穿越进入人类领地而著名,常常出没或逗留在人类居住地,与欧洲的闹鬼类似,有时居民定期向在附近出没的狐狸提供食物,这样就成了一种信奉。虽然唐朝的记录很少,但《朝野佥载》中有段详细的描述:“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饮食与人间同之,事者非一主。时有谚语曰:‘无狐魅,不成村。’”

许多故事都描述了新上任的官员和一直受到供奉的狐仙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是更普遍现象的一部分,这个普遍现象就是体现当地信仰的动物精与朝廷代表以及城隍神之间的争斗。在一些故事中,如《任氏传》,狐仙为它们喜欢的人带来财富。超自然的赠予所带来的突然富足(可能与货币经济增长带来的偏见有关,由于经济增长,财富似乎魔术般地突然冒出来),成为后来中国流行的大众信仰的一个重要主题。人们从妖魔那里得到巨额财富,但这些财富常常是非法的,因此最后通常会迅速消失。最后,狐(因“狐”与“胡”同音)经常与非汉族人联系起来,在许多故事里狐狸的活动常常被与外族人,特别是佛教僧侣和富裕商人从事的活动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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