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初唐诗的基调和辞藻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文学朝代，以伟大的文人和卓越的诗文著称。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人王维、李白和杜甫，几乎被公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作者。唐代的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无法与诗歌相比，却是第一批带有自我意识的艺术性虚构作品，它们将人的经历的重要方面引入中国文学中。考虑到小说在随后历史上的重要性，唐代小说，尤其是唐传奇，标志着重大的文学发展。

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的散文成了随后此类体裁所有作品效仿的对象。散文创作背后的理念是：文学风格是哲学思想和道德秩序的基础，因此相较于其他任何作品而言，散文更清晰地体现了唐代的一种特殊景象，其中文学、思想和政治难以分割地纠缠在一起。

在汉代，诗歌是宫廷创作的产物，其内容或褒贬或揭露国家的道德状况。南北朝时期，这种说教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起初，诗歌通过与国家及其道德标准的分离而被解放出来。这一过程中诗人发现了许多主题，精心创作了关于隐逸（脱离现实世界）、风景和道教哲学的诗篇。然而，5世纪晚期之前，南方的宫廷和贵族名流支配着诗歌，长期拥有文学教养传统的世家大族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评论诗歌的优劣。大多数诗歌不过是优雅的消遣和精英们宴乐的一种方式，在那里儒家道德说教和隐士的遗世独立都是不可容忍的粗鄙。

隋和唐初的诗歌继续着南朝的宫廷传统，大部分写作于首都或者秦王府的文学馆里。创作以一种社交活动的方式出现，其中题目、措辞、结构和场合都受到严格限制，精英们比赛看谁能够最迅速地完成设定主题和押韵的诗，获胜者得到奖励，而最慢的那个支付罚金。诗歌创作的主题或是模仿有固定模式的乐府诗，或是赞扬廷臣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或者某一特定事件。用词是有限制的，多使用典故，而日常用语的使用则被视为是粗鄙的。修饰部分更喜欢简明和间接的示意而非直率的表述，正如虞世南的诗《春夜》所写：

春苑月裴回，竹堂侵夜开。

惊鸟排林度，风花隔水来。

韵律规则阐明了音节数量、对仗的运用，以及声调模式。

这些刻板的要求使诗歌变为可习得的艺术，任何受过训练的人都可以迅速地创作出应景的诗。然而，掌握这个技巧需要持久的学习，大家族的子弟在这方面具有优势。作为富有教养的一种标志，他们幼时就接受教育，学习如何写出精妙而得体的文章。诗歌的评价完全取决于规则运用的好坏，与众不同的表达并非优点。创作称颂上层的诗歌是迎合宫廷特别有效的方式。宫廷诗矫揉刻板的特点激励了关于诗歌知识和文学参考书目的百科全书的编纂，于是廷臣们可以快速地找到符合任何诗歌主题的词句和想法。

因为诗歌与政治相关，统治者自身也参与到诗歌的评价和创作中。南朝陈和隋的最后一位皇帝都是著名的诗人，学者指责他们对文学的嗜好，认为他们因此而不理朝政致使王朝覆灭。然而，即使是中国最进取的统治者之一唐太宗，也留下了大量的诗篇。作为一位来自西北部的军事家，他努力像那些有教养的官员一样写作文雅的诗。有时他还运用皇帝特权将大臣出色的语句纳入自己的作品中。之后的皇帝，虽然没有如此多产，也热心于诗歌的赞助和实践。

初唐诗也写作于小酒馆或私家宅邸举行的宴会上，以送别友人或进行社交应酬。这样的“宴游”诗从3世纪开始就已经被创作并汇编为诗集，唐代此类的诗集不下百数。现在仅存的例子表明，那些有抱负的官僚写作的诗歌与宫廷诗很相似，只是较为朴素。

诗歌写作的另一个场合是农庄或者田园，它为诗人在矫揉造作的宫廷诗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唐早期的诗人之一王绩（590—644），在田园中获得了诗歌的灵感。虽然作为诗人并不具盛名，王绩却是模仿隐士诗人陶渊明（365—427）的生活和诗歌的第一人。陶渊明放弃官职创作隐士诗，其内容有他在乡村茅屋的起居、对贫困的忍耐和田地里的辛勤劳动。这样的重新评价使陶渊明被冠以“南北朝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名，也预示了盛唐将会改写中国的诗歌史。为了保持陶渊明的模式，王绩运用了宫廷诗所没有的简单遣词、直白句法和一种近似整体叙事的风格。

680年诗歌创作被引入进士考试，标志着唐诗从宫廷诗向更注重抒情风格的重要转变。通过考试和亲自挑选，武后提拔了一些出身卑微的诗人，这些人后来帮助了很多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甚至是出身寒微的诗人。在这种广泛的官员群体的影响下，更多的流行体裁，尤其是七言律诗，在宫廷变得受人瞩目。

到8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地方官府度过的长久岁月也成了诗人们创作更个性化诗歌的机会。最为人称颂的是“放逐”诗人，包括杨炯、王勃、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被称为“初唐四杰”。他们运用宫廷诗的技巧来表达个人苦楚，还吸收了带有强烈情感的更早期体裁，如《楚辞》等。骆宾王因将骈文的修辞和思辨的风格改编入诗而出名，如此使诗歌变得更长也更严肃。随着“边塞诗”的出现，诗人将边远地区的生活生动、戏剧性地表现出来。这些发展使诗歌更为私人化、情感化，并且具有道德的严肃性，由此为盛唐诗歌打下了基础。

为了减少皇室成员和宫廷女性干政，722年玄宗皇帝关闭诸王王府，把诸王调离京师，这就封闭了贵族青年得到资助的主要途径。于是，他们中最有雄心的诗人不得不在朝廷之外寻找更广泛的新读者。他们创造的风格被称为“都城诗”，表明是由宫廷诗演变而来的，但其对象和主题更为宽泛。都城诗与先前的宫廷诗的不同，表现在对声韵的强调、对佛教和隐士主题的兴趣和诗歌的端庄感有所降低这几个方面，正如卢象的《同王维过崔处士林亭》：

映竹时闻转辘轳，当窗只见网蜘蛛。

主人非病常高卧，环堵蒙笼一老儒。

与其说都城诗是一种高雅艺术，不如说它是一种举止文雅的社交谈吐，有助于在官僚和考生之间建立私人联系。正如宫廷诗较早的改进来自那些被流放到地方的人一样，一个完善的、自觉的诗歌艺术形式的出现也将会是局外人的工作。不过，盛唐诗歌的兴盛就有赖于之前都城诗的存在，其自由的形式和表达使得处在该运动边缘的诗人能够充分地发挥个人的见解，其流行帮助广大读者进行新风格的鉴赏。

除了为诗歌创作和交流提供场所，长安和其他唐代城市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诗歌的重要主题。诗人们赞扬首都的宏伟，思索热闹人群中的个人孤独，描绘充斥在城市街头和酒馆中的英勇的年轻人和漂亮女人，如李白的《少年行》：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城市也成为诗歌圈子相互竞争的中心，或者，就首都而言，在不同的地段，不同的诗歌团体相互之间独立地运作。控制北方大部的节度使们的治所尤其重要。出于声望或乐趣的考虑，他们的身边有很多出色的诗人，而节度使的幕府则成为与长安相匹敌的文学中心。一直到唐后期，诗歌创作在地理上的分散使得对其进行统一概括成为难题，因为每个中心都发展出了明确的风格和特色。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城市为诗歌与音乐的联结提供了环境，在风月场上的表演最为显著。尤其是歌妓们对词的普及的贡献，在王朝崩溃后的几十年间，词成了一种主要的文学体裁。后世辑录出版的《敦煌曲校录》共包含545首词，大部分是“通俗作品”而非文人作品，因此主要在娱乐场所或其他相关场合表演，主题涉及的范围从谈情说爱到历史政治。

女性也是帝国宫廷、地方政府机构和精英家族里乐器演奏和歌唱的主要表演者。玄宗皇帝创立了一所宫廷音乐学校，成百上千名乐师和歌手在那里学习表演新乐曲，包括通俗的和外国的乐曲。皇帝自己也创作曲子，并具有每行音符数量不规则的特点，这也许反映了外国曲调的影响。“安史之乱”攻陷首都后，在宫廷音乐学校受到训练的表演者们散落到南方的都市中心，在那里卓越的文人仍然为艺人们创作词曲。

然而，这些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欣赏的歌曲与文人诗作间的关联仍旧不清楚。一些传统诗歌体裁，最突出的是四言诗和旧乐府诗被谱成歌曲。唐代诗人创作了一些被认为是歌词的作品，肇始于9世纪早期的一些诗人，他们为流行曲调谱写了新词。留存下来并确定可以被演唱的词中，有三分之二是9世纪后的作品，六位诗人（温庭筠、皇甫松、白居易、刘禹锡、薛能和司空图）的作品占了将近一半。迄今作品数量最多的是温庭筠，他对风月场的爱好似乎严重地影响了仕宦。有关他生活的描述表明他依靠作词谋生。

有迹象显示，虽然曲和词是唐代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并且一些重要诗人也进行此类创作，这种行为在文人中仍然是不光彩的。直到940年后蜀朝廷编纂了《花间集》，词才被明确当作一种文学体裁。然而，被认可为严肃艺术的词局限于爱情浪漫主题，其形式也被标准化为两节的异律词（就是说，每行都有不规则数量的音节）。欧阳炯（896—971）作了《花间集》的序言，谨慎地区分了真正的文学作品与“不仅形式粗俗”而且“实质空洞”的流行词。于是，尽管风月场是唐代词的创作和吟唱的重要场所，它们对唐代诗歌的影响却不能被公开地承认。

唐代最后一个能为诗歌提供灵感的都市场所是庭园。3世纪的隐士诗人曾经称颂过私家庭园，将其看作逃离朝廷和城市压力的特殊空间。中晚唐，都市庭园为私人玩赏领域的出现提供了环境，在庭园里就可以摆脱国家和家庭的常规结构。诗人白居易自称“中隐”，意思是介于隐于朝的大隐和隐于野的小隐之间，他深情地描述了他在洛阳的庭园。白居易将自己的庭园建设成一个唐代市民阶层的典型空间，有花圃果园相伴，培养人的情操。与柳宗元一起，他还倡导了这样的理念：真正拥有一座庭园或者一块土地的含义不仅仅是出钱购买，还要审美欣赏，例如以其为题材写作诗文。在中华帝国的后期，在给特定庭园题名或题写对联时，使用诗的情况非常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