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大族的终结

历史大观园隋唐气象 2020-07-24 10:45:01 0

当解释大族失势的原因时，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由于科举的兴起所致。这是一个倒果为因的例子。唐朝初期，社会以族谱为基础进行分等，而在大约400年后的宋代初期，要想进入政府任职并获得相应名望得通过科举才能实现。然而，科举不能作为唐代士族衰落的原因，理由如下。

首先，整个唐代，科举只是通往仕途的众多路径之一，并且不是每一个通过科举的人都能获得官职，只有10%的官员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成为官员最主要的途径是世袭。皇亲国戚被授予四品或五品官职进入官僚机构，五品或五品以上官员的曾孙、孙子和儿子会被给予七品、八品或九品的官职。通过这种特权形式进入官场的大约占了所有选拔者的四分之一。

此外，唐代统治者创设了一种可以拥有帝制以前的古代贵族头衔的世袭“贵族”。虽然这些头衔本身并不会带来实际权力或收入，但拥有这些头衔的人可以获得五品、六品或者七品的低阶官职。相反，大量科举候选人只能从最低的从九品做起。此外，唐代仍然维持着“清官”和“浊官”的区别。清官致力于仪式执行和政策制定，浊官负责实际事务。清官最常落入那些通过等级特权进入官僚机构的人之手。因此，与《氏族志》的编写原则类似，唐早期统治者尊崇家族地位的观念，但也试图让家族的地位依赖皇帝的赐予。

武则天为了与反对她的高门大姓的力量抗衡，设置了大量的新职位，这样她就能够奖励其追随者，或者通过卖官来征集资金。她也运用进士科考试作为获得高官的特许途径。逐渐地，有志于高官的年轻人都会参加这个很有难度的考试，“进士举”成了最受欢迎的入仕途径，因此到唐晚期甚至那些有资格世袭官位的人也常常试图通过进士科的考试。

不过，虽然进士举越来越重要，但它并没有导致旧家族的衰落。结果表明他们都娴熟地掌握了这种考试，以至于进士举成为大族确保自身永久地位的一条新途径，而非障碍。超过三分之一的唐代科举及第者（还有超过一半的主要大臣和高级官员）来自10个最显要的家族。终唐一世，高门大姓持续占据朝廷高位，其数量在9世纪中期达到了最高峰。这种连续性是因为士族和科举制度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既帮助解释了旧士族的演变，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最终消亡。

那些旧士族在科举中非常成功是因为他们一直有重视学术传承的传统，也因为他们为后代提供的一流教育。相反，在唐朝的第一个世纪之后，本就有限的公共教育却愈加衰落了。顶尖的学者集中在长安的三所学校，只有居住在首都的家庭才可以享用。根据法律，国子学为三品及以上官员的子孙服务，太学为四品或五品官员的后代服务，四门学为六品或七品官员的子孙服务，同时也保留了少量的位置给非官员的子弟。门下省和东宫附属的特殊学院留给皇族成员和三品及以上官员经过挑选的子孙。州郡的学校很明显要次于这些学院并且大部分被留给地方官员或大地主家族子孙。于是，那些生活在长安的士族相比其竞争者具有巨大的教育优势。

这些家族得以占据朝廷重要职位也因为科举的性质。和唐代最好的学校一样，科举也仅在首都举行。尽管有来自各地的应试者，且“安史之乱”后推举应试者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但唐代并不像后来的朝廷那样，设有县或州举办的科举考试。因此，高官的子孙既能够接近最好的老师，而且离科举的场所也更近。

不同于后来中国朝代科举以笔试为主、考官无从知晓答题人身份的规定，唐代的科举要求主考人和应试者之间、应试者们自身之间一种广泛的、遵照礼仪的互动。在正式科举之前很久，应试者要遍游都城赠送他们的文章，有时大量地送给潜在的赞助者甚至是主考人。若有官员欣赏某位考生的文章，他就会积极为之活动，在某些情况下允诺嫁一个女儿与他。这个做法渐渐成为常态，因此潜在的赞助者频繁地公布他们感兴趣的文章题目。作品被盗，以及诸如温庭筠等著名文人据说卖掉过自己的诗文，这样购买者就可以把买来的作品当作自己的作品给人阅览。

742年，一位考官允许所有应试者提前数周公开提交他们的诗文片段，他因此而以公平而著称。更为常见的是，在特殊的应试者周围出现了派系和关系网，通过社会或政治关系来确保希冀的结果。在一些年中，科举及第者的名单甚至在考试开始之前就已经制定出来了。随着每年递交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家族或赞助人的关系成了选择科举及第者的关键因素。没有人批评如此取士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表明在这段时期大家就是这样理解科举的。科举过程中强烈的社会因素总是优惠士族的子孙，尤其是身处首都的那些。

科举有利于士族的最后一个方面在于考试的内容。在唐代初期，进士举被要求回答时事以此作为对单纯解释经典的补充。681年，进士举调整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儒家经典的知识、文学写作和时事文章。然而，及至唐代末期，文学写作实际上已成为科举的核心。考试前传阅的文章完全是纯文学作品，有时除了诗歌别无其他。在唐代的第一个世纪，私人讲授代替了公共教育，主要是因为即使是首都的学校也不提供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训练，因此无法为学生准备科举。进士举通常因其只专注于文学技巧而受到批评，但是这种攻击的失败表明进士举作为写作能力的测试而被广泛地接受了。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帝国最高的科举考试如此关注作诗的能力，特别是对于把官僚机构看作一种以最有效方式实现特定功能的理性政府形式的现代人来说，更是如此。南北朝时期，作诗以及和诗的能力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标志，他们用美学成就来区分真正的士与仅仅是地主的那些人。虽然审美鉴赏力和政治权威之间的联系在南方最为明显，但是南方的文学艺术也受到隋炀帝、唐太宗以及随后统治者的推崇。纯文学在宫廷中的重要性通过文学娱乐活动展现出来，文人每次会以既定主题创作超过百首诗作，最好的作品会得到奖赏。进士举是对诗文作为精英活动中心的正式认可。

简而言之，唐代科举的社会和历史作用是它提供了进入一个由社会地位而非官职规定的群体的资格。科举仅仅是形成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的因素之一，作品的递交和座主门生关系的建立以科举及第为顶点。科举成功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仪式，这些仪式在主考官和他的门生之间以及同年门生之间建立其终身联系的纽带。在王朝的后半期，科举及第者往往是精英家族女婿的热门人选，与王朝早年精英家族女儿们的状态类似。科举本身，加上考试前作品的传阅，延续了之前几个世纪通过文学创作技能来规定精英身份的传统。与其说科举仅仅是为政府挑选官员，不如说科举帮助创建了一个新的“特权集团”，其特性和运作机制与旧的世家大族很类似，有时甚至完全一样。因此，传统的士族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仍能保持引以为豪的地位，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然而，旧精英在成功地将自己转变为这个新群体的一员时，也种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唐后期士族的力量，连同这些士族自身的存在，基本上沦为一种概念。为了界定其身份的族谱和威望，唐后期的精英与科举及官职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使他们仅仅是为国家效力的贵族，在政府之外无法生存。由于没有地方基础，他们发挥影响的范围仅为周围那些尊敬其门第和官职的人。不同于其他将地方权力与政府官职结合在一起的精英，他们没有王朝就不能生存，正因为如此，他们与其效力的唐朝政府一起消亡了。

旧士族灭亡的实质原因是一场由于帝国官僚机构以外新势力的崛起而产生的阶级斗争。东北部地区和中原的藩镇，以及南方的食盐专卖，都招募了军事、财政和管理的专门人员。甚至在朝廷内部，官员也被控制军事力量的太监和皇帝最信赖的学士边缘化了。由文学成就和社会网络来界定的唐代士族，逐渐成为通过军事和财政管理专长而获得权力的那些人敌视和轻视的目标。

在帮助推翻王朝的人中，许多人类似于起义军首领黄巢，他在科举中屡次失败，这使他对科举出身的精英的轻蔑最终变为了憎恨。当黄巢以前的部属朱温正式终结了唐朝，他的一位部下，另一名落榜的科举考生，受怂恿而杀害了唐政府的30名最高官员，他们全部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在905年6月被杀害后抛尸黄河，于是这些政治上的“清流”最终与“浊流”合而为一。旧的士族可能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免于难，但是他们不能幸免于这场革命背后对士族看法的根本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