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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析——中国化佛教的出现

历史大观园 隋唐气象 2020-07-24 10:45:09 0


虽然按照唐代的官方说法,道教是帝国境内地位最高的宗教,但佛教仍旧是中国信徒最多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佛教与道教一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也对它们进行资助和控制。在唐代,佛教通过和中亚、印度教派的分离,以及建立新的本土流派,实现了真正的中国化,并让中国成为佛教的核心区域。

从一开始,上层就把佛教作为一种精神控制武器。早期佛教传播的主要工具是遍布帝国各州的皇家寺院和由皇室成员在自己住处兴建的佛堂。皇家寺院居住着熟知清规戒律的文人,资金来源于国库。在佛教寺院中举行为国家祈福的仪式,包括庆祝皇帝的生日,为亡故的皇帝、皇后举行超度仪式,几乎所有的皇帝和皇后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在俗的信徒被邀请参加在寺院举行的盛大斋宴,据说在一次斋宴中有数以万计的人参加。寺院有时也会收殓阵亡的唐朝士兵的遗骸,并举行超度仪式。除了唐武宗在845年进行的不到一年时间的灭佛并大量没收佛家财产充公外,没有皇帝真正质疑过佛教在唐王朝的地位。

寺院除了为国家和皇室宗族举行各种仪式外,佛教僧侣也对保卫帝国起到了帮助作用。当外族入侵对帝国造成威胁时,信仰佛教的皇帝会命令皇家寺院和庙宇唱诵《仁王经》。这部佛经大约撰写于5世纪晚期,诵读此经可以招来神兵神将保卫国家,人们相信它有抵御外敌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诵读时,菩萨和佛陀像被安置在平台上,用细长的三角旗和花卉装饰,有时候皇帝还亲自唱诵。765年,回纥和吐蕃军队联合进攻唐朝首都,因为回纥统治者的突然死亡,入侵联盟瓦解,敌军撤退。佛教徒将其归功于讲诵《仁王经》的法会。

另一些为国家服务的寺院坐落于五台山,他们是属于信奉文殊菩萨的宗教派别(图24)。任何暗示文殊菩萨显身的征兆,如浓郁的香气、天空中的光、突然出现的彩云等,都被当作祥兆。将之立即报告给朝廷,朝廷会给予寺院捐赐。来自日本的朝圣僧圆仁写到,7世纪40年代的那次捐赐极其慷慨,尽管当时王朝在财政上很衰弱,而统治者又敌视佛教。五台山也是公认的道教女仙的居地,它是一个女性版的“桃花源”,“桃花源”的说法源于5世纪陶渊明的散文故事《桃花源记》。

历史解析——中国化佛教的出现

图24 五台山现存的寺庙

除了服务于国家外,寺院也为受国家资助或保护的旅者提供住处和临时的落脚处。最典型的拜访者是佛教香客,在朝圣的路上一座接一座的寺庙是对他们而言重要的落脚点。再就是云游僧人。受国家捐助的寺院为因邮驿或其他政府事务外出的官员提供住宿,寺院有时甚至为进京赶考的考生提供住处。许多寺院把提供住宿变成了生意。如圆仁所记录的,一些香客不能在寺院得到房间,因为房间全被付钱的旅客占用了。许多寺院坐落于风景如画的丘陵或山间,因此它们成为官员、文人用于养神的临时隐居处。在山间游历,栖宿于佛教寺院是唐代诗歌的典型题材。

根据反对佛教的官僚的记载,由于信徒的慈善捐赠,寺院也是唐代中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在这方面,寺院与其他地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使用奴婢(或是特别的寺户,寺院里经常充斥着罪犯劳工),或者把小块土地出租给佃户。很难估计寺院田产的实际规模,因为许多富有的家庭在人死后,把死者埋葬在寺院中,或者盖一个佛堂,然后“捐赠”土地以修功德。这些土地实际上仍然属于捐赠者所有,但是现在这片土地因为登记在寺院名下而得以逃避赋税。佛教寺院通常也拥有自己的水磨坊和榨油工具,他们将之出租给普通家庭,这些家庭则为寺院提供自己生产的面粉和油料。

佛教寺院活动中比政治和经济活动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其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服务。普通人除了在困窘时求助于寺庙外,他们也在重大节日来到寺庙,这种日子提供了举行庙会和乡村不定期集市的重要机会。一年中的第一个重要庆祝活动是元宵节,这个节日从农历正月十四持续到十六。首都的城门通常在晚上关闭,但在这时开放,以便百姓可以从一座寺庙到另一座寺庙观看丰富多彩的花灯和造像。

接下来的重要节日是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日,佛陀的造像被沐浴,然后在街道上进行游行。在特定的年份,释迦牟尼珍稀的遗物,最著名的是指骨舍利(现代被发现于西安近郊的法门寺地宫中),被运到首都展示,这会引起大众的狂热,有人焚烧自己的头和四肢作为献祭。873年,一名士兵斩断他的一条手臂,用另一条手臂举着它参加这种游行。下一个重要的节日是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俗称“鬼节”,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佛教弟子目连把母亲从地府中拯救出来。

佛教徒也通过在都市和乡村讲经来影响唐代生活。这包括讲述故事、逸事和寓言,使人们对佛教产生兴趣并产生觉悟。佛教徒和反佛士人的记述都显示了讲经吸引了很多听众,深深地影响到普通人。与讲经不同但同样流行的是口头引述流行佛教故事中的诗歌和散文,经常还配以图画。这些故事最终形成了“变文”,它对方言小说的出现有很多贡献。庙会在唐代农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庙会中的戏剧表演使佛教传说和教义成了农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佛教洞窟里的祈愿铭文和敦煌石窟里发现的资料提供了有关寺院扶植的在俗佛教徒团体如何影响唐代社会的证据。他们建造佛像,誊写经文,准备斋宴,召集虔诚的教徒吟诵佛经,安葬信徒。佛教寺院也经常与社会相关联,它们救死扶伤,赈济饥民,收养孤儿,赡养老人,广行善举。总之,佛教扮演着穷人守护者的角色,他们的作用在中国帝国晚期将会被富裕的宗族组织和缙绅所取代。此外,他们也铺设道路,修建桥梁,为航运拓宽河道。

佛教也有游方僧人,他们到农村与村民交往以传播佛法,也经常遭到官方迫害。游方僧为村民们驱邪、施法和招魂。一份反对佛教的奏折提到一位游方僧声称某一口井的水可以治愈疾病,但前提是村民必须放弃吃肉和有刺激性气味的蔬菜。通过“神井”,他们向村民灌输佛教的饮食戒律。

有时候农民,经常是儿童,进入一种被其他灵魂附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吟诵新的经文,并用奇怪的文字书写经文,后来被证明这是梵文或是一些中亚地区的字母。这些人和他们创作的经文成为地方信仰的核心,有时还发展成小规模的宗教运动。佛教正统派用怀疑的态度看待他们。各类名僧传讲述了著名的僧人如何为中邪的人们驱魔。主流佛教的反对不能阻止这种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交织而产生的“佛教”变异形式。

唐代佛教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形式是三阶宗所创设的无尽藏。创建于隋代的这个教派宣称,佛法必然会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中消失,所有宗教之间的差别,甚至包括僧侣和俗人之间的区别,都失去了意义。这个教派的信奉者离群索居,不与其他僧侣居住在一起,而是住在特定的寺院,与传统佛教不同,他们主张普遍地尊崇一切生命中的佛性。他们把这个传统上俗人的慈善职责作为他们的最高美德,并且创建了无尽藏,而且各地都有分支。在春节和鬼节,人们向当地佛教的无尽藏捐献金钱和动产,然后无尽藏用这些钱放贷并收取利息,用这笔钱维修寺院建筑和佛像,救济穷人。该机构在全帝国做慈善,直到8世纪中叶,它由于攻击正统佛教而被唐玄宗取缔。

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也对中国化佛教的出现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佛教起源于印度,经由中亚传入中国,来自中亚的佛教高僧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充当中国佛教的导师。在佛教的世界观中,印度骄傲地处于世界中心地位,而中国则处于不重要的位置。这很清楚地表现在那些前往印度寻找经文并携带回中国的朝圣者的著作中。

因此,早期的朝圣者法显把当时北印度平原“Madhydesa”翻译成“中国”(Middle Kingdom),他声称这个国家的服饰和饮食与中国的基本一样。这段论述被收入了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这些论述不是出自一位拥有实地考察经验的观察者,而是断言佛祖的国度作为佛教中心,应该与中国享有同等地位。这段论述为受到指责的佛教辩护,佛教被指责为野蛮人的宗教,真正的中国人不应信佛。虽然法显并不承认因为印度处于世界中心所以中国只能是边缘地区,但在婆罗门和佛教著作中,中国被看作和中亚部落一样的外国人和蛮夷。

这个主题在唐朝伟大的朝圣者玄奘(600—664)的著作中更为明确,他是一位亲自游历印度的人,那里不仅是佛经产生的地方,也是保留了佛祖的行迹和故事的地方,不仅可以知道佛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最重要的是可以了解佛祖曾经是什么。玄奘的著作先是简短提及他到达的地方当时的现实状况,并经常关注预示佛法即将消失的种种迹象,之后就是对佛陀在那个地区的经历的详细描述。因此印度是可以最直接、最生动地了解佛法精髓的地方,对玄奘来说,佛法即最高真理。释迦牟尼度过一生并教化民众的那个地方,不仅仅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的中心。

那烂陀寺的僧侣劝说玄奘留在印度,不要返回野蛮的中国(因为释迦牟尼没有选择在那里出生),玄奘只是简短地回应道:“佛祖不会忘记那些还没有觉悟的人们。”在列举了一系列中国统治者的德行后,玄奘有些忧伤地结束谈话:“你怎么能说佛祖是因为中国不重要而不去我的祖国。”在几乎同一时代,和尚道宣(596—667)通过计算,认为印度是世界的物理中心,宣称印度文明之所以高度发达是因为除了其他原因外,它有自己的字母文字。

然而,在8世纪国际形势发生改变时,中国因为自己的力量而成为神圣的佛教国家,也成为在东亚传播佛法和佛经的国家。通过声称拥有佛祖舍利和其他佛教圣物,隋唐时期的中国成了佛教世界的重镇。舍利崇拜在佛教早期历史上就已出现,它与阿育王的孔雀王朝的传统交织在一起。作为一位理想化的佛教君主,阿育王在他的王国里建造了8.4万座佛塔,每座佛塔中都藏有释迦牟尼火化后的骨灰。这个故事在5世纪末的中国就尽人皆知。早期中国佛教徒认为,因为阿育王统治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大陆,因此只要辛苦探寻,再加上诸如夺目的光芒之类的神迹的帮助,就会找到佛祖在中国的舍利了。关于这种发现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5世纪,19世纪时的资料将其源头追溯到4—5世纪。这种发现在6世纪的华南地区也有流传。

只能发掘阿育王时代的舍利,才能说明中国当时还属佛教边缘地区,但这种情况在隋代时发生改变。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在601年他六十寿辰时,命令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分发佛骨舍利。602年和604年又两次进行散发。根据隋代的文献资料,来自印度的和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只为见证这个仪式,并且对中国的佛塔进行了朝圣。一位印度和尚声称在印度的一个碑文中,已经预言了隋文帝将建造舍利塔。隋文帝还下令将描述自己作为的文献翻译成梵文,因此象征性地扭转了文献翻译的方向。朝鲜半岛的三个王国送请愿书到隋朝,要求可以分到舍利,尽管可能是隋朝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因此,隋文帝把自己与理想的佛教圣君相提并论,认为中国与印度这个佛教王国一样具有中心地位,朝鲜甚至是印度的佛教徒都来中国朝拜。

中国人也在自己的帝国中发现了其他佛教神祇的圣地,最著名的当属供奉文殊菩萨的五台山。文殊菩萨被视为无上智慧和大慈大悲的化身而供奉,他因救人脱离罪孽、普度众生而非常出名。文殊菩萨居住在终年积雪覆盖的山中,其印度名字的原本意思是五座山峰,中国的佛教徒认为他就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五台山(位于现在的山西)。在一篇写于664年的文章中,道玄曾以经文为依据论证这一事实。五台山因此成为唐帝国的第一个重要的佛教圣地。在那里,虔诚的中国人不需要前往印度就可以遍访神迹。

7世纪和8世纪间,在武则天的资助下,来自中亚和南亚的僧侣游历了五台山,并著书立说,借此加强五台山作为神圣的佛教圣地的声望。李渊从五台山所在地区起家建立了唐朝,密宗大师不空借此声称,五台山的菩萨是唐朝的特别守护神。此后,只要五台山有任何菩萨显灵的征象,皇帝就会馈赠礼物。圆仁的日记描述了大量来自日本和其他地方的和尚到五台山朝圣,其中也记录了他目睹的菩萨显灵。来自尼泊尔的图画和用梵文、藏文以及西域文字书写的文献均显示,11世纪时,五台山与文殊菩萨的关联已经在中亚和南亚广泛流传。

进一步支持中国已经成为新的佛教中心的证据是佛法即将消亡的佛教教义。佛祖所授的佛法,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注定要腐朽死亡。在中国由于道教千年思想的影响,反佛教者详细论述了这种说法,并且在446年和574年两次试图以此为据抑制佛教。5世纪和6世纪时,人们普遍相信,佛教濒临灭亡。但是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的复兴为这一预言提供了新的解读,印度濒临灭亡的佛教在中国生根,中国成为新的佛教中心。

这一预言的另一个版本被女皇武则天所用,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她引用了难辨真假的经文,这些经文描述了弥勒佛,也就是未来的佛祖,在佛法消失后会从天而降,来到有城墙和塔构成的“神秘之城”,恢复真正的佛法。这些描述为在洛阳修建的明堂提供了模型,其中还包括了巨型的弥勒佛造像。武则天还赞助了《大云经》的翻译,其核心包含一个预言,即佛祖的一位女性追随者将会重生为一位虔诚的君主,统治整个大陆,这个预言明显指向武则天本人。新的译本被呈送给朝廷,它的一位作者描述女皇为弥勒佛的转世之身。690年,《大云经》被分发到帝国的所有寺院,两个月后武则天称帝,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五年后她又将弥勒佛名字的意译“慈氏”添加到自己的尊号中,自封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有现实的证据说明预想中的印度佛教的衰落是可能发生的。到9世纪为止,在恒河沿岸的这片佛教古老核心地带,佛教已经消失了,随着穆斯林的征服,中亚的佛教也消失了。然而在12世纪佛教依然兴盛于比哈尔、孟加拉和奥里萨邦。在这期间我们也目睹了佛教在知识上的蓬勃生机,其中包括密宗的成果,它又被传播到西藏,成为那里的核心教义。然而,当北宋王朝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翻译密宗经文时,中国佛教界对翻译的成果完全不感兴趣。这表明在唐代中国已经成了佛教中心,而且本土教派成为主导。

西方学者们提出了佛教中国化三阶段说。第一阶段,到约公元400年时,中国的哲学家试图依据自己的传统知识解释佛教,最主要的是玄学,它重新诠释了《庄子》《老子》和《易经》,从而为道德和政治权威提供了一种新的形而上的理论基础。在这个阶段,佛教被改造为符合中国既有的思想类别。第二个阶段,在中亚学者的带动下,试图从佛教经文本身来理解佛教,以脱离中国本土哲学的影响。这个时期从401年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开始,当时的佛教徒们致力于翻译佛经,学习印度和中亚的佛教传统,以便理解佛经。第三个阶段,到6世纪末,中国的佛教徒开始拒绝国外佛教的传统解释和评论,并创立了自己的独立于印度佛教的知识传统。虽然许多学者基于大量理由对这种三阶段说提出批评,但它仍是唯一一个能全面解释唐代之前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理论。

佛教的中国本土化传统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之前两个世纪对佛经的翻译和注释使得唐代学者自信能够理解佛经。但是堆积如山的印度经文经过几个世纪的创作,其本身就矛盾重重,这也在佛教徒内部产生了危机,他们希望在经文中找到对佛法统一的解读。此外,佛法行将衰落的教义也导致信徒认为许多早期经文中所载的教义和教理不再适用了,新的时代要求的是新理论和新实践。

在隋唐时代,佛教最终分为了四个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这些宗派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一位中国“掌门人”,他的传承基于师徒关系;他们强调实践重于理论;主张在生活中获得觉悟;可以通过自己的宗教实践经验自由地翻译经文,而不是拘泥于作者的原意。这代表了一种新的找寻佛教真谛和最终目的的方法,就是凭借个人或本国人宗教实践的方式,而不是以来自陌生世界的经文为依据发现真理。与这些中国本土宗派相关联的,是对在中国写作的经文日益增多的信任,这些经文满足了中国人自身的实际需要。

有号召力的大师的出现,以及他们能够自由诠释经文的基础是“经文分类”学说。该学说主张佛祖的教谕分为几个层次,根据听众的需要调整教义或阐明错误的理念让人们改进,并以此来解释经文中存在的矛盾。相类似的是,从5世纪开始,中国的佛教徒就认为不同的经文代表着佛祖在其不同传教阶段的不同教义。结合两种想法,唐代佛教徒以“时期”(从最早到最晚的)和“教义”(从最简单到最深奥的)为佛经分类。这种分类法最完备的形式是由天台宗和华严宗创建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唐代佛教宗派在某种程度上都会给佛经分类,每个宗派都把他们偏好的经文当作佛祖最高等级的教义。除了这些理论外,实践方式也被予以评级,坐禅、冥想、祈祷和其他方法被相互比较,分出高低,各种实践内部也分为不同的优劣等级。

新的教义是将重点放在实践上,从实践中而非经文中领悟佛法,华严宗的早期历史就是典型例证。华严宗公认的创始人杜顺(557—640)就生活在普通百姓中,用从冥想中获得的力量驱魔治病。以坐禅式的“观”,而不是纯粹的理论为基础,他把佛经中的“空”诠释为“理”和“事”,二者密不可分。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对现象界(与理法界相对)的肯定。华严宗的第二代掌门人智俨(602—668),研究了关于佛教思想的全部主要著作,发现纯理论的思想因为其内部各种各样的论点和驳论,最终只会陷入绝望。即使在决定专攻《华严经》后,智俨还是在一位和尚的指点下,经过两个月的坐禅才领悟佛法,这位和尚神奇般地出现在他面前,随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华严宗类似,其他新佛教宗派也发展出了宗师的世系传承。天台宗是这种实践的先锋,它将自身的教义一代代向上追溯,直到佛祖。但真正使师徒传承成为宗教实践基础的是禅宗。禅宗强调师徒传承是试图使自己从一个不重要的教派发展成为正统教派。根据《续高僧传》所载,在隋代皇帝的扶持下,五宗被引入都城。几个晚些时候发展成禅宗的地方教派一起创造了从菩提达摩到释迦牟尼的世系,他们声称不见于经文的深奥教义来自师徒的直接传承。

为了获得主导地位,刚刚兴起的禅宗内部各派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继承人,最终导致了一场内斗。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宗和北宗为是神秀还是慧能是合法的“第六代掌门人”而产生的分裂。因为这种互相的对抗,师承名录的编纂经过了几个世纪才最终确定。

禅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宣称师徒之间可以通过意念完成超文本的传承,内容超出了现存的佛经。这可称为“毁经”或“屠佛”,它使禅宗从无足重轻的地位一举成了中国佛教思想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反寺院的寺院”和“反经书的经书”。创造性的禅宗传承体系因此也戏剧性地迎合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以及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觉悟的可能性,这个创造界定了唐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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