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印刷和政治

在中国印刷和书籍出版史上，10世纪具有重要的地位。宋初有几位官员和学者曾主持书籍印制。其后宋太宗发起并主持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出版工程。他因此被人们称为有教养和博学的皇帝。除了在1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继续出版儒家经典外，太宗还开始了正史的校勘工作。其继任者真宗和仁宗继承了这项新“传统”，这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正史中的“二十一史”。由于“二十一史”的巨大影响，以至于人们都不提宋初这些皇帝在其他领域的成就。

这些编撰成果无疑使得皇帝和士大夫们的工作关系更加融洽，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对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理解，而太宗的这些编撰工程也是一项不应被低估的政治成就。在令人可疑的情形下继承兄长的帝位后，太宗继续任用太祖手下的学者去从事典籍的编撰工程，以免人们对他统治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太宗任用了许多已经归顺或来自被平定地区的学者，这些人在其旧主死后感受到了压力，但受命进行典籍的编撰工作肯定会让他们稍为安心。800年后的乾隆皇帝也看出，宋太宗的典籍编撰出版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为这位背负“篡位”之名的皇帝积德。

太宗进行典籍编撰出版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925年，四川的后蜀政权的大臣毋昭裔就进行了《文选》（一部最初编撰于526—531年的作品）的编印。辅佐过11位君主（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的五朝老臣冯道，对此印象深刻，于是他也展开了一项用木刻版进行儒家经典印制的工程。该工程最终于953年完成，印出130卷。似乎是要在和冯道的竞争中先拔头筹，毋昭裔于951年在四川又出版了另一版的儒家经典。这些书籍私人都可以购买。

965年平定后蜀之后，宋太祖在一堆被没收的书籍中偶然看到了毋昭裔的名字。因为皇帝喜欢其印制的书籍，毋昭裔成了后蜀唯一没有被惩处的高官，他的财产也没有被没收。至于冯道，宋朝官员们（自然地）把他当作了五朝所有罪过的替罪羊。100多年后宰相、历史学家司马光批评冯道“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也就是说他缺乏忠贞。

大量编印出版典籍的行为也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相比于佛经的广泛印发，10世纪中期中国典籍的出版已经落后了200多年；编印典籍已成为儒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媒介。受命于太宗的学者们被指派到相关的机构和典籍收藏部门，进行广泛的文献材料的收集、编辑工作。最初印制出来的出版物之一是982年出版的《文苑英华》，这是继《文选》后第一部多达1000卷的诗文总集。三部主要的出版物名字都附上了太宗在位的年号——太平兴国（976—984）。第一部是978年的《太平广记》，由李昉（925—996）和其他人主编。这是一部关于社会、神话内容的文言小说总集，它包含了传说、魔法、事物的预兆和预言、怪才、梦境、鬼怪故事、异事等，绝大部分故事是从485部汉唐期间的原书中引录的。

几年之后的984年，李昉和其他十几名学者又编了一部《太平御览》。这是关于当时人们已知知识收录最全的一部百科全书。其条目选自1690种图书，按编年次序编成1000卷5363条。该书内容主要涉及天、地、皇王、文学、仪式、军事、疾病、解剖、四夷、百卉、动物。太宗花了一整年时间才阅读完，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980年前后，乐史完成了第三部带有太宗年号的巨著：《太平寰宇记》。和另外两部一样，该书也是依据于唐代的典籍，有200卷。作为一本国家地理志，它继承了813年由李吉甫编写完成的篇幅相对较短的同类作品《元和郡县图志》的体裁。乐史这部书对后世地方志的编撰方式和组织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主要由宋太宗公开支持的大型类书编撰工程证明了宋朝要继承和发扬汉人传统的决心。为了宣扬其成就，他去世前的一年，即996年，太宗又任命了以邢昺为首的士大夫“准备编一套权威版本的（儒家）经典文本”。宋真宗对编撰书籍也很热心。在他的重视下，《七经义疏》于1001年完成并出版。该书有165卷。1011年，我们今天所见的《十三经注疏》的一个版本完成——这是一套对科举应试者和将来的中国文化史学家们来说必不可少的书。

现在，对科举应试者来说，由于可以获得文学和历史学典籍的复制本，因而凭借这些书籍为考试做准备也就成为可能了。印刷技术也使宋朝出现了“文艺复兴”。在此期间国家取得了对知识增长的控制权。通过选定什么书可以出版和什么书不能出版，书籍出版水准得到了提升。士大夫们帮助国家界定人们需要怎样的知识以及需要接受怎样的教育。同样重要的是，皇帝对这些出版工程的参与使朝廷得以建立一整套的印制出版标准和惯例——如作者和书名、印刷用纸和用墨、书籍的格式和装订——对宋朝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成功和宋代社会对印刷品的普遍接受，如果对于大多数渴望成为官员的人来说，书籍的价格不是处在他们都能接受的水平上，儒学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如此快的速度得到复兴。

就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新技术的诞生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印刷品的出现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于靠手抄经书为生的学者，他们的抄本逐渐被印刷经书取代，因此反对尤其强烈。多才多艺的作家苏轼（1037—1101）担心学术质量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叶梦得（1077—1148）抱怨印刷文本即使印得错漏百出，也会被人认作正确无误，这会使文本的质量下降。朱熹——虽然其新儒学哲学传播主要受益于这一新媒介——抱怨人们读书不细心，粗枝大叶，不再用心读书；而且人们开始认为手抄书卷是过分的要求，朱熹对此也不以为然。

尽管有这些抱怨，人们在11世纪还是见证了活字印刷的诞生。这种技术可以取代雕版印刷。士大夫沈括（1031—1095）把这个新发明归功于11世纪40年代的毕昇。但是只有王祯，这位在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的士大夫，克服了印刷术的技术难题，用活字印刷术于1298年出版了一部地方志。

这些公开展示的伟大编撰工程不仅证明了宋代皇帝自视负有维护文化传统的责任，也证明了他们准备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手段来普及儒家学说。由于宋代印刷术的普及而产生的文化和经济成果是不可估量的。由于纸张产量的提高，东南地区和四川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印刷中心。他们给自己的产品制定了各种标准——从版面的编排、字体和印刷用墨的颜色到纸张的质量和装订的方法。随着上述这些技术和标准的改进，上层阶级在阅读、写作和藏书等方面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曾经的个人手写稿不再被手写传抄，而是通过无限地印制以供给市场大众，印刷品的价值和价格也发生了变化。手写稿变得稀少而珍贵；相应地，大家都买得起印制的书本了，翻刻也更容易、更廉价了。学者们也能进行书籍的收藏，甚至可以建立藏书楼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与数十年前书写编排领域爆发的革命相媲美，后者使打字机被个人电脑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