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早期范仲淹的“小规模”改革

“改革”是理解11世纪宋代政治的关键词。宋真宗建立了一整套成功且持久的行政体制。他的政府已经能很好地平衡每年的政府决算。但在11世纪30年代，由于过去十多年间对财政问题的疏忽和管理得不到位，国家的军费日益增长，导致了财政危机，因此必须要进行新的改革。11世纪40年代，有人提出解决危机的改革方案，但最终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效果。1063年，宋仁宗在位末期，尽管经济繁荣，但是财政收支上已经入不敷出。宋神宗1067年即位时，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宰相王安石发起了这场变革（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在士大夫中引发了一系列空前的激烈争论，甚至在北宋1127年灭亡之后，争论依然甚嚣尘上。

派系斗争在中华帝国不是新鲜事物。唐代旧贵族就曾和新兴的科举官员产生争执，分歧有时候十分激烈。但在宋代，斗争的两派界限很难描绘清楚，大部分职业官僚归属于所谓的保守派。他们中最著名的便是宰相司马光（1019 ——1086）。他的信条是：“天子之职莫大于礼。”这群传统儒家士大夫在对待外族威胁的问题上，有时甚至会支持采用不切实际的和平主义。

和这些保守派相反的是抱有现实主义态度的高官。他们大多出身寒微，他们关注大众利益和百姓疾苦。他们也以儒家对政府作用的阐释作为自身政策主张的依据。两派官员都视社会、政治改革为挽救王朝必不可少的手段，但两派各自的所有主张都遭到了对方的强烈反对。

范仲淹、李觏（1009—1059）和韩琦（1008—1075）在早期的改革运动中站在了风口浪尖上。整个改革运动随着关于军费开支问题的争执而在1045年达到了顶峰。宋代的职业常备军一直因其无能和对国家财政的严重压力而饱受诟病。真宗时期，75%的国家税赋收入被用于军费开支，而且每年开支的增长速度令人担忧。1020年，据记载，军队总人数达到了91.2万。毫无疑问，军队的人数大幅增长，而这也导致了1045年的危机。仁宗在位时，军队人数已经达到125.9万。大约40年后，神宗在位末期，军费开支可能已占到国家预算的80%。

1038年，宋朝与其邻国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那一年党项统治者李元昊（1032—1048年在位）称帝（景宗），他拒绝了宋朝的封赏，宣布建立西夏王朝。其领土包括了今鄂尔多斯地区、宁夏的中部和甘肃河西走廊，在南部和东南部与宋接壤，在东北部与辽接壤。位于黄河西边的中兴（今银川）被定为都城。除了党项的统治阶层外，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西夏帝国的总人口数可能有300万，包括汉人、吐蕃人、回鹘人、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族群。

西夏景宗因文武双全而声名卓著。他熟悉汉藏语言，读过佛经和有关律法、占卜的书籍。1033年至1039年间，他把许多其先辈从中原朝廷中习得并采纳过来的礼仪进行了修改，以强化党项自身的传统。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下令所有男人必须剃掉头顶的毛发，只留两侧太阳穴的头发——这种发型使他们与汉人明显区别开来，而与契丹人流行的发式很相似。他规定三天之内不按规定更改发式的人将会被处死。 1036年他发布了新创制的党项文字。这套文字由6000多个字组成，是一种表意文字。

党项人并没有保留一支常备军，而是对所有15岁到60岁身强力壮的男子进行征兵。这些被征来的兵士要为10天的任务准备好充足的军粮和武器装备。当这群可怕的人于1038年开始进犯宋朝边境时，宋仁宗还不准备放弃对党项王国名义上的控制权及领土。他马上命令关闭边境上的榷场（这些榷场曾从与党项的食盐贸易中获益），并把党项皇帝曾进贡给宋朝的马匹和骆驼返还给党项人。1040年后不久，党项军队就开始对宋帝国的西北地区进行劫掠。

1039年，改革家李觏意识到宋朝所面临的军事挑战，写成了《富国》《强兵》《安民》三十策。在宋代，每当有人提出改革想法时，提出者总是要从经典文本中寻找出无可争辩的依据；这次，李觏就引用了孔子的《论语》。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李觏看来，如果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并维持稳定的边防，就需要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扶持一个更加强大的农民阶层，并对财政开支采取更加严格的控制。

与此同时，天赋甚高、好危言直谏的改革派首领范仲淹批评宰相吕夷简过分徇私偏袒，同时规劝仁宗应做一位好的统治者。范仲淹的上奏震惊朝野。当时的不成文规矩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由于破坏了规矩，范仲淹于1040年被贬到陕西边境地区。

在陕西，范仲淹与党项人进行了三年的军事对抗，这为他赢得了儒将的美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他更多的时间是作为一位身披戎装的文官而不是战地指挥官，因为党项人通常不是全面进攻，而是不时地骚扰宋朝边境并与宋朝官员谈判纳贡的问题。范仲淹是边境外交事务的主要参与者。1043年吕夷简退居二线后，范仲淹继任为宰相。吕夷简居相位二十载，必然在朝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很可能他对范仲淹取他而代之并没有持反对态度，觉得范仲淹是可以和党项人达成和议的恰当人选。党项人模仿契丹人，企图获得与宋朝平等的外交地位。

范仲淹进入朝廷高层后清楚地表明，仁宗期待所有的政治力量为了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但是吕夷简比他的同僚更了解皇帝的性格，他确信对范仲淹的任命将只是一个过渡。范仲淹的个人缺点是众所周知的，容易被他的反对者利用。范仲淹顽固，自以为是，并且辱骂同僚，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人——甚至包括皇帝——能逃脱被他批评。

1043年，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显示了他一往无前的勇气。他在上书中条列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内政制度改革计划，特别是提出了要“择官长，明黜陟”，使帝国官僚体制更加有效率。他也建议进行一些脚踏实地的改革，加强对农业的管理，提高桑蚕产量，开挖沟渠，开垦荒地，并削减县、州等行政单位下属官吏的数量，以减轻人民所承担的徭役负担。但他奏章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组织地方军队充实武备，以减少军费开支。

由于一心只顾着贯彻其影响深远的改革，无论是范仲淹还是他的改革同道者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看穿朝中反对派的谋略。从一开始，他们就没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庆历新政改革遭遇失败的最关键因素是仁宗皇帝不愿也不想支持范仲淹。当朝廷上的争论发展为对个人的政治攻击时，仁宗庆历年间的改革就已宣告彻底失败。

范仲淹及他的同僚们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正直感和荣誉感，大大增强了宋代士大夫们的政治自觉性，后来的史学家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在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里，改革的反对者们指责范仲淹及其同道者们结成“朋党”——在宋代，这个词有着负面的含义。保守派官员和他们那些依靠裙带关系而升迁的下属们，都不容许在现存的统治结构中出现“忠诚的反对派”那样的概念，也不允许在政治活动中出现任何形式的反对意见。欧阳修在1044年春写成的著名奏章《朋党论》中热情地为朋党的形成辩护。他声称：“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而由于朝廷中的反对者太多，欧阳修的奏章又上得太迟，已难扶大厦于将倾。

1045年初，范仲淹和他的改革同道富弼（1004—1083）辞去官职。范仲淹主动请缨前往陕西边疆任职。在其生命中的最后8年，他在当地转任多个官职，再也没能重返朝廷。他的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购置和经营慈善性的田产上，以救济范氏家族中的贫困者，这项工作由其后人一直坚持到1760年。1044年他参与宋朝与西夏和约的协商工作，并最终助力实现合约的签署。和约规定宋对西夏“岁赐银、绢、茶、彩凡二十五万五千”，宋称西夏皇帝为“国主”。至少在当时，宋仁宗对此还是颇为满意。和约签订后三个月，范仲淹重返朝廷后的第二次政治生涯也结束了。

吕夷简从前的下属、如今时刻关心自己仕途的旧官僚们不愿为改革承担责任，在范仲淹失势后，他们在朝中立刻重新得势。一年内，1043年和1044年的改革措施无论大小，全部被废止。11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阳修和韩琦成功促成了对科考制度的一些改革，他们提出在帝国的基层官吏中引进强制性的五等官制。但是在目睹了他们的朋友和同僚范仲淹受到的屈辱后，他们放弃了再挑起新一轮政治对抗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