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科举考试制度

就思想和学术成就而言，11世纪时的宋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振奋也最令人鼓舞的时代之一。这个时代的成就是由一个精英团体——他们被称为“士”或“士大夫”——所缔造的，同时他们也定义了这个时代的含义。他们以入仕的方式参与到官僚体系的运作中来，并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维持其社会特权。当宋朝于960年建立的时候，门阀士族把持权力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取代他们在政府和管理部门中职位的官员，不再源于与生俱来的世袭特权阶层。现在的这些官员成了身份集团，而不再是世袭集团。因此宋代变成了一个文官家族统治的时代，这些家族以教育和科举为基础形成了官僚世家，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保持他们的持久影响力。

如何定义中国历史上的“精英”——特别是在9世纪末、10世纪初，老式的贵族政治瓦解后——就变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这些精英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享受着通向财富、权力、声望和特权的门径。“士”的含义在历史上经历过数次变化，它的确切定义还存在争议。但是在这个重文的社会中，毫无疑问，能识文断字乃至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一个人拥有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世纪）的传统“四民”社会里，士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其后是农、工、商。孔子本人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低级官吏，以孔子父亲为代表的这类人，通常在政权的各类机构中担任顾问、学者和官员工作。“四民”社会的基础在9世纪初期已经扩大了，新兴的道士和佛教僧尼阶层被纳入其中。11世纪社会阶层结构还在扩大，其中不仅包括士大夫、农民、工匠、商人、道士、佛教徒、军人，甚至还包括流浪者。

如果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官”或“文官”的含义，是很难把握住宋代士大夫的地位特征的，也无法正确认识他们对思想、文化以及政治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宋代统治者与其高级官僚们关系极为紧密，这种关系在张方平（1007—1091）于11世纪40年代写给宋神宗的奏折中体现得很明显：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独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1071年，宋神宗评论说，王安石的新政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士大夫的利益。此时，老资格的政治家文彦博一针见血地向神宗指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这些话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宋代初期，它们不仅反映了帝国当局的一种新见解，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自尊和自信——这与孔子就很不一样。

直到20世纪，对于那些出身于书香门第且具有一定田产的男性来说，在官场上获得晋升是其唯一的选择。对个人来说，文官科举考试制度就是这样一扇通向升官发财的大门；而对宋朝自身来说，科举考试制度也是一种为各级官僚机构吸纳新官员且行之有效的方法。989年的一则法令确认了科举考试为“士”阶层所独享：科举乃为士大夫所设。

7世纪时唐朝的皇帝首先提升了科举制度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抑制军事贵族的政治权力。进士是最高学位，然而在7世纪上半叶，即唐高祖在位时期，宰相中出身于进士的只有7%；在7世纪下半叶，即武则天在位时期，这个比例上升到了40%。然而90%的唐代官员并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的，而是通过成熟完善的察举制来获得官位的。

在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人数已不像唐朝那样以千计数，此时每年有数十万人参加科举考试。一级考试是州试，由地方官在初秋主持进行。通过这个考试的应考者将获得在地方州县学和私塾担任教师的资格，可以担任谷仓、庙宇的管理者，或者做地方官的僚佐。到12世纪中期，每年约有10万人参加州试；而到13世纪中期，每年应试的人数已经达到惊人的40万，甚至更多。首次参加州试的应试者，不仅要提交由县衙所发的担保证明，还要确保本人在官学或私塾里学满至少300天。如果是以前未通过州试的应考者报考，他还必须在官学或私塾额外再学100天才可报考。

造成宋代科举考试应试者压力较重的原因，除了备考期较长、州试比较严格外，还有就是对考试通过者的数额有着严格的限制。1009年，宋真宗对通过科举考试者的名额进行了限定。他很欣赏这种选拔精英的方式，因此他要确保只有最优秀的应试者才能取得功名。1106年，只有3%的人（8万人中通过了2334人）通过州试。从1090年福州的州试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通过人数的严格限定，当时该州府3000人应考，最终只有40人通过，这意味着每75个应考者中只有一人获得功名（举人）。13世纪时，对考试录取名额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了，应试者中只有1%或者更少的人最终通过考试。北宋末期，每年通过州试的人数仅约1.5万人，只占1亿人口的0.015%。州试的通过者成了名副其实的精英。

大多数州试的中举者以其功名和人际关系，谋得了教师或官吏的职位，其中天资聪颖且怀凌云之志之人，会为了获取进士的功名而继续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省试。省试按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于晚春之际在京城举行。但是工匠、商人、店员、佛教僧侣和道士以及有犯罪记录者被禁止参加进士考试，少数获得朝廷恩准的有天分的工匠和商人也可参加。参试者的年龄从18岁到65岁不等，一般应试的年龄是30岁左右。之前应试失败的人也可以再次参加考试，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遭到舆论批评，且有充足的金钱支持他们的应考即可。

考虑到应试者可能不止一次地参加考试，那么投入到其中的人力、物力、财力将是十分惊人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依靠家庭或其他资助者提供的金钱，来应付这几个月中去往京城的旅费以及在京城食宿的费用。不过人们是心甘情愿地支付这些费用的，因为一旦家庭中出现一位高官，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除了金钱的支持外，每个应试者还需要在官僚集团中寻觅一个人充当其担保人——一个可为应试者的清白正直做担保的人，这是一种把两个人的政治命运捆绑在一起的互信行为。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场考试被称作殿试。殿试使皇帝对未来潜在的高级官员有了个人印象，同时对于那些出身科举的宰辅们来说，殿试从一开始便加强了皇帝与他们之间的互相信任。

到11世纪中期时，有5000到10000名在不同年份通过了州试的应考者参加某一规定年份举行的省试。他们之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人通过考试。1002年，应试者中只有1.5%（14562人中有219人）被赐予进士功名。而110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10%以上（7000人中有731人），南宋时期的比例平均在6.5%左右。

根据地方志记载，整个宋朝的进士总人数是28933人——北宋约占三分之一，南宋约占三分之二。但其他权威的资料显示，在960年至1223年之间约有4万名进士，有些估计的数字甚至更高。包括那些同进士出身者——一种授予先前多次应考失败的应试者的恩赐功名——以及其他科的进士在内，960年至1229年之间总的进士人数可能达到7万人。获得进士功名并出任官职的官员数量，从11世纪初的每年5000人发展到13世纪初的每年1万人。1046年，这些进士出身的高素质官员仅占了当时官员职位总数的三分之一（18700个官职中有7085人）。这种比例失调在南宋时变得尤为糟糕——1213年，38870个官职只有8260位进士。在北宋徽宗时期，官僚机构空前膨胀，官职超过了5万个，南宋时这种糟糕的状况也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甚至在领土都已经丢失了约三分之一的情况下。

政府官员的不断膨胀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势之家以其特权、地位和权力，对获得功名的“小人物”日益扩大的影响的回应。限额制像个盖子，紧紧地压在通过科考者的头上，但南宋的许多官员还是通过所谓的恩荫制，即通过“走后门”，进入了官场。这种特权制度早在963年就设立了，它允许高品级的官员举荐自己的子、侄和孙子担任官职。但是1009年后，官位的数量已难以满足个人举荐的人数了，被提名举荐的任官候选人也得进入国子监学习了。在完成规定的课业后，这些被提名举荐者也要参加科考，朝廷规定他们中有50%可以通过考试，由此产生的官位远远超过了国家的需要，尤其是京城的低级官职已远超实际需要，即便如此，南宋的精英们还是十分重视这些官职。荫庇特权使世家旧族恢复了昔日的荣光，因此进士功名的价值也多少受到了侵蚀。然而直到1912年中国帝制结束时，进士功名获得者的精英地位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宋代的科举制度给那些聪明而又有上进心但祖上没有当过官的应试者提供了升官的好机会。北宋时，科举功名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数的40%，而在唐朝这个比例只有15%。晚唐时期，69%的高官要么出身于世家大族，要么出身于官宦世家，而到北宋时，这个数字只有19%。柯睿格（E. A. Kracke Jr.）研究了1148年和1256年两份进士题名录，他发现通过科举考试的应试者中，约有57%的人祖上三代未曾为官过。

但我们必须明白，从根本上来讲，科举制度的主要目的并非旨在帮助聪慧的寒门子弟向上流动，因此与其说科举制度是社会工程中的一个精英工具，不如说它其实是被设计出来以确保社会上层垄断地位的一个制度。假定整个宋代任官的人数为220万，在每个年份约有2万人出任官职，这将意味着1100年时，1.01亿人口中只有0.02%的人在官僚体系中出任官职。获得最高功名（进士）的官员大约有5000人，占人口的0.005%。这个比例在整个13世纪一直保持稳定。1200年左右，当总人口降到6300万时，州试、省试通过的人数比例已经上升到了0.102%。相比于人口总数，官员的数字意味着在王朝的任何一个时期，有几百个甚至可能是上千个家族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宋代的社会不平等是很普遍的，但也被广泛接受，这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直到20世纪西方意识形态对它产生影响才逐渐消退。

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和其他学者重新研究了柯睿格的数据，扩大了家族的范围，将包括叔伯、叔伯祖父等在内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他们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宋代功名获得者在官场中都有亲属或亲戚。家中没有士大夫的富裕家庭——例如商人——通过将女儿嫁给有士大夫的家庭而爬上社会阶梯的上层。对那些出身寒微却有天赋的士子来说，科考中举使他们备受富裕阶层家的女儿的青睐。根据这个解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通婚，成为宋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

一个士子可能住在乡镇中，生活贫苦，但一旦科举高中，他就成了最优秀、最有影响力、最有权势的人。欧阳修描述了11世纪时一个中举的士子返乡时的情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侮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