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到11世纪的政治、社会的转变对儒学和佛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要成为一位好的儒家学者不仅要做到旧瓶装新酒，即能以新的哲学理论解释旧有学说的真义，同时还必须削弱理论中道教和佛教日益增强的影响。佛教发展很快，它宣扬个人的救赎，接受其学说的人日渐增多。当宋朝的皇帝们逐步采行儒家学说时，儒学在与其他宗教的竞争中已经取得了明显优势。儒家学者们也和佛教徒一样，开始有组织地行动，用理性的术语阐释其学说，目的是为了以恰当的方式回应时代的挑战。
学识渊博的唐代佛教学者比较传统，特别强调经文及其注释；他们也很专注于宏大的佛教建筑和石窟的建造。而宋代已经远离这种传统了。在宋代，像禅宗这样较易接触的佛教是通过所谓的公案案例的形式帮助人们领悟佛理的，这些公案被记录在诸如1125年编的《碧岩录》这样的集子中。禅宗的《语录》包括讲演和对话，都是以半白话的散文体记载的，在当时非常流行。当中国的僧人们日益成为宋代人民生活的中心时，佛教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也在提升。当面对佛教事物时，士大夫们必须要在学理上进行应对，尤其是对儒家的伦理制度进行研究，以便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把儒学和佛教区分开来。这种思想探讨覆盖了所有的学术领域，范围上从哲理的阐释，下至乐善好施的行为，上述所有这些行为方式使佛教的思想和经验更加条理化，增加了它的思辨性，丰富了它的教义。宋代佛教因此也更加成熟，成为新儒学的有力竞争者。
宋代佛教对个人进行救赎的许诺，对许多普通百姓而言极具吸引力，很多人纷纷信从。但儒学作为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对作为整体的王朝、国家和社会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个体的新儒学思想家所努力的并不是创立一种既脱离传统又消解个人社会责任感的独立哲学或关于独立个体的救赎式教义，他们之所以探究，是为这个急剧转型的世界提供一个其迫切需要且切实可行的答案。儒学教义牢牢植根于儒家经典之中，尽管宋代哲学家们对经典的阐释有时候超越了传统的范围，但他们绝不会故意地背离古人的神圣智慧。
道德限制使宋代儒学家们的想象力和灵活性受到了限制，但通过他们直接和清晰的阐释，儒学还是回复到日常事物和私人生活中。它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哲学建构了一个强大的伦理道德架构，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成员，但它还是给宋代的转型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宋代的转型是它有别于中国其他朝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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