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教育制度

中国女性时常能接受到良好的古典教育，但她们不能应试科举，也不能出任帝国的官职。因而，在那些丈夫远离家门在外做官的家庭里，女性就成了推动教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她们通常会充当年幼儿子们的早期导师。当孩子稍大时，有财力的大家庭会雇用家庭教师指导孩子学习，或是将儿子送到私塾、家学学习。其中的一些家学发展成专门的学校，能提供诸如算学和律法等吸引人的课程。其他学生则到地方的官学继续他们的学业，这些官学通常位于孔庙里。在付出这些努力后，母亲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她们的儿子能通过州试，甚至省试，走上仕途，从而为整个家庭带来荣耀和财富。

1009年后，由政府划定地块修建地方官学的势头迅速地发展起来。在11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间的新政时期，国家兴建了大量的州学和县学。改革家范仲淹和他的同僚们在1035年至1046年间修建了16所学校，欧阳修捐款150万钱给他的家乡，在当地修建了一所学校，韩琦也以类似的方式资助教育。1071年又兴起了第二波由改革派倡导的划地建州学的浪潮，这使教育机构得到了有效的、基本的财政支持，出身贫寒的孩子和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都能进入地方官学学习。

作为儒家官员，同时也是哲学家的程颐描绘了这个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农亩。盖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后士农判。在学之养，若士大夫之子，则不虑无养，虽庶人之子，既入学则亦必有养。”虽然哲学家朱熹曾把程颐的许多思想吸收进了他的哲学体系当中，但他并不同意以这种方式划分耕、读，他评论道，学生“春夏耕耘，余时肄业。未闻上之人复有以养之也”。

1044年政府下令各州县都要建学校，1102年宋徽宗又再次重申了这个命令。此外，官办的武学于1043年首次建立，律学于1073年建立，这两类学校的兴建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特定职业的人才储备。大多数有地位的家庭，并不喜欢他们的子弟进入行伍之列，因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强体力活动在上层阶级的眼中，地位极为低下，运用蛮力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行为。年轻人被教导行为举止要有礼且雅。

国子监，一般以太学之名而为人所知，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4年。960年，宋太祖时重开国子监学舍，招收的学生有70人，大多数来自低品级官员家庭和一般的平民诗礼之家。随着申请进入太学的人越来越多，1043年朝廷开设了声名稍次的四门学，在这里学生享有津贴和食宿补助，他们要在此学习500天，享有免考州试的特权，可以直接进入省试。11世纪40年代的新政改革运动失败后，国子监没收了四门学的土地，减少了它的预算。尽管历经磨难，四门学最终还是从反改革者的手中幸存了下来，1068年，它招收了900名学生。

太学一直在为学舍和宿舍的短缺而斗争。11世纪70年代，在王安石（他曾是太学的学生）变法的影响下，太学根据学生的能力，将他们分入三类不同的学舍。新生住在外舍，之后根据能力可升至内舍，最后升至上舍。1080年，李定和蔡京建议扩充太学，设80斋以容纳2400名学生——其中的2000人是外舍学生，上舍学生仅100名。

1102年，蔡京试图采取革新性的措施，即太学的优等生不必通过科考即可直接被任命为文官。他草率地认为可以通过改革学校制度，全盘替代科举考试。这项新举措马上遭到了朝廷官员的强烈反对，改革最终失败。反对者们把这些举措视为对他们在培养新官员中所拥有的地位的直接攻击。尽管改革遭遇重重阻力，著名的建筑师李诫（1035—1110，时任将作监少监，《营造法式》的作者）还是受命为太学设计并建造了新的讲堂和宿舍。1104年，太学招收了3800名学生，其中许多来自贫寒家庭，学费为2000钱，相当于一位底层农民4个月的收入，或一位低级官员月薪的15%。宋朝失去北方领土之后，1142年太学在杭州重开，在南宋都城继续着它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