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文身

宋代有些市井百姓喜欢文身，称为“刺绣”。迎神的团体称“锦体社”。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称“针笔匠”，他们往往“设肆为业”。荆州的街子葛清，自头颈以下遍刺白居易的诗和画：“不是此花偏爱菊”句，刺“有一人持酒杯，临菊丛”；“黄夹缬林寒有叶”句，刺“一树，上挂缬”。共刺20多处，人们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宋太祖、太宗时，有“拣停军人”张花项，晚年出家做道士。当时习俗“以其项多雕篆”，所以“目之为‘花项’”。仁宗天圣二年（1024），下诏自今不得收录“文身者系帐”即当僧人。徽宗时睿思殿应制李质，年轻气盛，行为“不检”，“文其身”，被赐号“锦体谪仙”。东京百姓在大街上庆祝重大节日时，“少年狎客”往往追随在妓女队伍之后，也“跨马轻衫小帽”，另由三五名文身的“恶少年”“控马”，称“花腿”。所谓花腿，乃自臀而下，纹刺至足。东京“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南宋初，张俊所率军队常驻“行在”，挑选少壮长大的士兵皆刺花腿，防止逃往其他军队，“用为验也”。这些士兵常常被张俊用来建造第宅、房廊及酒肆太平楼，苦不堪言，因此编成歌谣：“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表达了对张俊的怨恨。孝宗、宁宗时，饶州百姓朱三的“臂、股、胸、背皆刺文绣”；鄱阳东湖阳步村民吴六也“满身雕青”；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故人目为‘花六’，自称‘青狮子”’。理宗淳皊以后，临安有名的店铺中有金子巷口陈花脚面食店，其店主人显然也是刺双腿者。现存宋人画杂剧《眼药酸》绢画中，绘有一位手臂“点青”的市民。但朝廷严禁宗室“雕青”。

宋仁宗皇后旁戴花冠的宫女（摹本）（选自周锡保著《中国古代服饰史》）

由于不少南方少数民族系古代越人的后裔，他们直到宋代仍保留文身的习俗，如《清波杂志》卷10称：广南黎洞“人皆文身，男女同浴”，以致有“文身及老幼，川浴女同男”之说。但又各有其特点，壮族先民只有女奴婢才黥面。《岭外代答》卷10《绣面》称“邕州溪峒使女，惧其逃亡，则黥其面”。而黎女绣面属于“吉礼”，《诸蕃志》卷下《黎》云：“女及笄即黥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女既黥，集亲客相贺庆，惟婢获则不绣面。”黎族先民只是女性才绣面，而金齿蛮则男性与女性皆文身，并因此有绣面蛮、花脚蛮一类的称呼。《云南志略·诸蛮风俗》称：“文其面者，谓之绣面蛮；绣其足者，谓之花脚蛮。”《马可波罗行纪·金齿州下》说：“男子刺黑线于臂腿下。刺之法，结五针为一束，刺肉出血，然后用一种黑色颜料擦其上，既擦，永不磨灭。此种黑线，为一种装饰，并为一种区别标识。”范镇《东斋记事》卷5记载，归州（治今湖北秭县）民家，自汉代王昭君“嫁异域”以来，凡生女不论丑，“必灸其面，至今其俗犹然”。这种女子灸脸的习俗，估计是自古以来文身的继续和变种，不一定与王昭君有关。

宋代工匠还发明一种用药消除刺字或文身的痕迹的方法。仁宗天圣二年（1024），为防止“情重凶恶”的盗贼将脸部所刺字“烧炙涂药”消去，下诏在其脸部“一面刺稍大字样”。真宗的杨淑妃之弟杨景宗，最早是一名无赖，“以罪隶军营务，黥墨其面，至无见肤”。后来因其姐入宫而做官，便“用药去其黥痕，无芥粟存者”，“既贵，而白皙如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