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世界情势

历史大观园文明起源 2020-07-01 11:35:03 0

公元前500年

公元前500年，中东、希腊、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只占地球很小一部分区域。虽然与每一文明临近的蛮族开始察觉到文明的魅力，但世界上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没有感受到文明的影响。几千年来，狩猎者和采集者遍布澳大利亚，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居住在南非、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人仍以狩猎采集为生。北极海岸、北美和南美广大地区也概莫能外。

农业的传播

还有一个地区，虽然进入了农业和游牧社会，但是没有出现高度发展的文明。因为没有文字记录可供解读，而且对这些社会的考古研究还未深入内里，所以很难看清楚在这片曙光区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推测，只要能找到适宜种植的新地，农业就会持续传播下去。但到公元前500年时，刀耕火种的农人很可能遇到了多种气候障碍。比如在欧洲，大西洋边缘气候潮湿。北欧平原面积广阔，但含水太多，无法种植小麦大麦。只有排水良好的坡地才适合用刀耕火种法垦殖。沼泽平原上的茂密丛林为狩猎者占据。但在波罗的海沿岸，养牛人清理了大片区域作为草场。

是什么限制了东南亚种植稻米和块根作物的农民开辟新地？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完全不了解。疾病可能是因素之一。公元前500年前，稻米种植在恒河、长江的冲积平原上广泛推广。在别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稠密人口种植稻米的迹象。我们知道的是，公元纪年初年，印度尼西亚的块根作物到达非洲。山药、香蕉和芋头在今天的尼日利亚、加纳及附近区域生根发芽，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在西非草原兴起。

航海和迁移

这种令人惊讶的植物迁移凸显了海路的重要性，虽然在那时，船还很小、很简陋。大约在公元纪年开始时，说马达加斯加语的人已经在非洲东南海岸的马达加斯加岛上生活。这种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的一种，与今天加里曼丹岛的语言联系紧密。语言的转移暗示着，曾有一大批人横渡印度洋来到这里。印度洋相对比较平静，因此这种航行不无可能，也不足为怪。季风每半年变换一次方向，为返航创造了便利。上岸后，只需把又小又轻的船拽到岸上，随便找一个地方做顿饭，喝上几口淡水，再美美睡一觉，就能消除旅途的困顿。因此，一旦发明出适合出海的帆船，在不遭受当地人攻击的情况下，印度洋上的长途航行就不会遇到实质性障碍。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从遥远的古代开始，适合出海的船只就已经出现在东南亚的岸上河里了。中国人所指的“长船”是从南方而来。印度尼西亚人定居马达加斯加这一事实不容置疑。这两点构成了上述观点的主要证据。令人遗憾的是，木制小船很少留下痕迹，因此不利于考古研究。而且，在这些船只起航的村庄和河口地段，目前也没有发现特别具有考古价值的遗址。因此，在阐明东南亚航海发展史方面，考古学帮不上什么忙。

但越南北部东山村的考古发现揭示出，从公元前750年起，当地人开始使用青铜器，驯养马匹。原产于欧亚草原的马竟然能在那种环境下生存让人吃惊不小。但更让人迷惑的是，考古学家还在东山发现了马辔头碎片和其他骑兵装备。这些物品与黑海北部斯基泰人的墓葬品很相像。为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说：在骑兵战术兴起之初，生活在中亚阿尔泰山和周边地区的斯基泰人突袭中国，于公元前771年推翻西周。有一队侵略者继续南下，抵达东山，称王建邦。当时的东山人经常往返于中国南海，集聚了大量财富。大约又过了一代人之后，斯基泰人主体离开阿尔泰故土，向西迁入黑海地区，与远东切断联系。在东山站稳脚跟的那一小部分斯基泰人与本族人隔绝生活。做出这种假说的根据是，斯基泰人从远北的欧亚草原迁入远东村落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已有考古发现一鳞半爪，不足为证。

不论早期行遍亚洲的这支骑兵真相如何，有一点无可置疑，即东山人经常出海远航，从亚洲大陆据点驶往印度尼西亚诸岛。甚至还有人认为，东山人掏空大木头做成独木舟，横渡浩瀚无边的太平洋，与远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美洲印第安人建立了联系。

做出这一大胆猜测的原因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美洲开始制作青铜器，与中国南海沿岸所制器物高度相仿。但大多数研究美洲考古学的学者都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文化的演进独立于亚洲进行。

在更多证据出现之前，仅靠猜测效果不大。比如，要想在太平洋上做远距离航行，关键突破似乎是舷外浮杆独木舟的发明。有了舷外浮杆，就算遭遇恶劣天气，独木舟也不太可能会倾覆。在这些工具发明以前，只有发生独木舟偏离航向等偶然情况，船员才有可能穿过辽阔海洋到达彼岸。但把舷外浮杆安装到位后，就有可能航行上千千米。后来发生在波利尼西亚人身上的事情可为此提供证明。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舷外浮杆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缺失了这条信息，我们就很难猜测出太平洋和印度洋早期航行范围及其重要意义。

内陆变化

除了在文明民族留有文字记录的区域外，我们对公元前500年前的世界内陆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内陆地区肯定也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很可能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控制力度的加大而加快。

比如在非洲，农业变得更加重要。狩猎采集的简单生活方式向南退却，隐藏在刚果热带雨林里，但具体细节不得而知。就连印度尼西亚作物引入西非等重要事件的时间也得不到明确验证。山药和其他块根作物是通过哪种路径到达西非的，我们也不清楚。有人认为，这些作物在内陆民族间传播，路线是从东到西。还有人认为，块根作物经由海路传到西非。孰是孰非，无法断定。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即公元前500年前，撒哈拉以南没有一个非洲社会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可被称为“文明”。

但美洲并不一定是这种情况。在公元前50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玉米就已经是美洲的重要粮食作物。安定的村庄生活下，陶器及其他新艺术得到发展。一些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在墨西哥和秘鲁出现，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1150年。其中以奥尔梅克人留下的遗址最令人叹为观止。奥尔梅克人生活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以南的沿海低地，创造了大量带有头盔的巨石头像，造型栩栩如生。情况可能是这样：西非人乘船出海，跨越大西洋到达这里，建立了崇拜形式，留下了这些纪念石像。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巨型头像长有非洲人面孔，但因为在奥尔梅克人遗址没有发现文字记录，所以没有人知道是否有祭司或国王组织人力为各种仪式中心修建巨型通道及其他建筑。多数专家认为，美洲社会的发展没有受到非洲或旧世界其他地区影响。

在亚洲，发生了两种有趣的变化，显著改变了人类关系。公元前1000年后，骆驼变为重要饲养牲畜。人们利用骆驼适应沙漠环境的能力，组织驮畜队穿越阿拉伯半岛原先难以逾越的沙漠天险。此后不久，双峰骆驼在中亚和东亚的寒冷沙漠里得到役使。有了骆驼，穿越亚洲沙漠地带做长途贸易就比以前容易多了。渐渐地，骆驼传到北非。公元纪年开始后，经常有驼队来往穿梭于撒哈拉沙漠。

我们已经看到，类似情况在更远的北方草原上发生。公元前700年前不久，那里的人们第一次学会骑在飞驰的马背上射箭。

骑术在俄罗斯南部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在那里发现的马匹残骸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但双手脱开缰绳弯弓射箭的习惯是在很晚以后才形成的。原因是，只有骑马者和坐骑彼此非常熟悉，才能安全完成这项动作。第一群射箭骑兵出现在历史记录上的时间是公元前690年，希腊人称之为辛梅里安人。但他们很快被居住在中亚阿尔泰山附近的斯基泰人取代。公元前600年左右，斯基泰人在黑海西北两岸建立起了一个松散的“帝国”。几乎与此同时，生活在德国南部和波西米亚的凯尔特人也学会了骑攻。但他们更喜欢使用超长刀剑刺杀，而非马背射箭。凯尔特骑兵很快征服了西北欧大部分民族，占据意大利北部、法国全境、西班牙大部和不列颠群岛。在一些地区，凯尔特骑兵遇到了比他们先来的草原人。比如，在西班牙，他们遇见了跟自己语言不通、风俗迥异的人。这些人就是现代巴斯克人的祖先。

马背作战术也沿亚洲草原东传。公元前300年前不久，这些骑兵到达整个欧亚草原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蒙古。这里冬季严寒，雨水稀少，草场不丰。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必须像自己养的瘦骨嶙峋的马驹子一样，能吃苦耐劳，勇猛坚强。越往西去，气候越温和，草场越丰美。最丰美的草地位于黑海北部和西部、俄罗斯南部和罗马尼亚。

尚武好战的骑马人占据整片草场后，有强烈意愿向西迁移。没有人愿意去蒙古，谁都想迁到水草丰美的草场。因此，遇有战事，统治者或难民都西去碰运气。这其中肯定有很多人死在了草场主的手中。但每过一段时间，总会有新来者在草场争夺战中取胜。其净效应是，语言和民族沿草原纵向西移。

同样，只要条件适宜，北方森林里的狩猎人也向南迁入草原。而草原游牧人当然也被生活在富饶南方、从事农业的民族所吸引。在大半部成文历史上，从森林到草原，从草原到中国、中东、印度和欧洲耕地的人口迁移与自东向西沿草原迁移的运动同时进行。其中，与中国、中东和印度三地相比，欧洲方向的人口迁移次数较少。

在接下来的1500年里，这种迁移和征服的图景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的政治军事生活。草原民族因游牧不定，靠养牛马为生，人口一直相对较少，且技艺不精，不能像文明民族那样过上富足生活。但他们机动灵活，几乎可在任意一点上集中优势战斗力。文明国家和统治者很难与之抗衡，防御失败后即被征服。然而，这些得胜的游牧人受城市生活吸引，很快丧失了练武备战、吃苦耐劳的习惯，被新的政治力量推翻。这种政治力量来源于两种渠道：第一，草原上其他游牧民族。第二，被征服者中的叛乱势力。

文明启示录——世界情势

奥尔梅克雕塑
这尊面似非洲人的头像制作于公元前900年前。所用石料从80多千米外运送而来。该头像高约两米，重达多吨。在那个没有轮式车辆和动物牵引的时代，工程难度不可谓不大。头像上可能戴有头盔，对参加球类运动的参赛者头部起到保护作用。这种运动可能是长曲棍球的前身，在奥尔梅克的宗教和文化生活里似乎起到重要作用。但因为缺乏文字记录，没有人知道奥尔梅克社会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会雕刻这些头像，这些雕塑是否真与非洲有关联。

思想交流

所有这些迁移、征服，以及沟通方式的完善带来的净效应是，欧亚两地比以往任何时候联系都要紧密。撒哈拉以南非洲仍与北非处于完全隔绝状态。美洲保持独立。澳大利亚完全不受影响。但到公元前500年时，在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欧亚大陆上，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只要出现重要新发明、新发现，就会或早或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这一广袤地区所有人的生活。发明发现意味着变化、混乱、危险和不适。没有哪一个民族能长时间处于凝滞不动状态，总会有一些新东西出现在他们面前，改变常规故俗。没有人能预见到一个新思想、一项新技术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创新从一地传到另一地，从一个群体传到另一个群体，时而缓慢，时而迅疾。每一次借鉴都会产生新的转折。因为，新法新俗与借鉴者熟悉或习惯的事物有时契合，有时不相契合。

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看到，在这个互动“定居区”（该词源于希腊语，意为“有人居住的世界”）内，四种主要文明生活方式在公元前500年时得到界定。每一种文明都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即便出现了问题，也可参照其他文明业已形成的思想和技术，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进行解答。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这几大主要文明按照公元前500年时定下的基本路线，各行其道。

交流沟通不仅没有停止，相反却与日俱增。在每一条边境线上，越来越多的疆域被纳入文明社会圈子。但这种不同文明之间以及文明民族和蛮族之间的互动从来没能打破公历纪元前500年时界定的旧世界文化的四重平衡。这就是《第一部分：历史发轫》想要展现的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