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希腊城邦的发展



荷马在中东无人能敌，希腊城邦雄视四邻。希腊的政治制度与中东发展成就形成深刻对比。这种制度与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官僚运转、税收维持的皇室政府截然不同，与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幅员辽阔、帝制一统的官僚结构更有天壤之别。在希腊土地上，小城邦林立，相当一大部分成年男性积极参与政治与战事。

在发展全盛期，每一个城邦都由城市和周边疆土组成，以法立邦，依法执政。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城邦管理。女人、孩子、奴隶和外国人常被排除在外。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贫穷的男性也遭到排斥。每一个城邦都有公共事务中心，通常设在安全、有水的地方，如山顶上。这样即便遭遇数天或数周围攻，参与议事者仍能存活。时间一长，这些要塞变为城堡，下面建有城市。但在最初，城邦只是一个行政单位，不是手工艺和商贸中心。

以伊奥尼亚为例

形式完备的城邦沿小亚细亚爱琴海岸，在伊奥尼亚人中发展起来。伊奥尼亚人在多利安人入侵时逃出希腊大陆。在黑暗时代，统治希腊大陆的是贵族主导的部落理事会。这些人也组建了城邦。不过，他们的城邦比爱琴海诸岛形成的这种新政治机构要晚。

在越洋渡海前往伊奥尼亚的路途中，部落和其他传统纽带遭到破坏。逃到伊奥尼亚的人可能来自希腊各地。初来乍到，自然问题不少，需要多方帮助，没有挑挑拣拣的自由。

危急之下，古典城邦诞生。移居伊奥尼亚的人在法律规则和选拔领导人程序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并承诺只要领导人按规矩办事，他们就会言听计从。这一安排形式起源于为作战队伍制订的纪律惯例。但在伊奥尼亚人眼中，不只是士兵要遵纪守法，家庭成员也概莫能外。定下的规矩不仅适用于战事，还应成为永久安排。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伊奥尼亚移民者同意制订永久性法律，而非暂时性规定。所以，这样的群落不再是作战队伍，而是政治联盟——城邦（英语“政治”一词即源于“城邦”）。

法律的作用

在此二三百年前，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建立了另一种政治联盟。这种联盟的协议基础与伊奥尼亚人不同。希腊伊奥尼亚人是彼此之间达成协议，而以色列人是与上帝订立契约，承诺遵守摩西从西奈山上传回的上帝律法。

当然，早期希腊人也不认为律法是自己制订的。在他们看来，良法应永久地发挥作用，不应变更。但希腊人没有通过祈求神灵找到这样的法律付诸实施。因为他们的神灵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神灵，而这些神灵秉性凶恶，反复无常，互相倾轧，戏弄人类。因此，希腊人没有求助于神，而是坚信智慧仁爱之人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发现良法。这样的法律与事物本质相契合，指引日常行为思想，决定真正、真实的人性。良法之下，万物欣荣。良法创造公正平和，促进团结协作。良法之惠不仅施于人类，还上达诸神，下及自然物体和自然力量。

在希腊大陆，城邦法律和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取代部落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首领的传统权威继续施加影响，没有必要制订成文法律。但当穷人极力抱怨为富不仁时，地方行政官觉得把拟定的习俗惯例写下来不失为明智之举。因此，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大陆部落开始借鉴伊奥尼亚模式，实施城邦之治，设立地方行政官，制订法律，规定不分部落亲缘关系和当权者的个人喜好，所有公民均应守法。

到公元前560年左右时，伊奥尼亚城市落于吕底亚王克罗伊斯之手。后来，克罗伊斯败给了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因此，伊奥尼亚城市又成了庞大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他们要向波斯王纳贡，派工匠远涉波斯波利斯，为大流士一世的宫殿塑造雕像。与此同时，一位希腊船长受大流士一世之命前往印度河探奇猎宝。换言之，伊奥尼亚希腊人似乎即将成为多民族波斯帝国的部分。

方阵的作用

爱琴海彼岸发生的事情最终将这一希腊人被中东文明同化的趋势逆转。埃维亚岛上有两座城市——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他们为争夺两城之间平原控制权长期征战。战争中，一种新的军事队列得以完善。这种队列名为“方阵”，对希腊语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军事政治影响。

方阵的构想很简单。重装步兵排在一起，纵深为八列。每排士兵肩并肩排成密集阵线，右手持矛，左手持盾，保证自己手中的盾牌能对右手边的战友起到保护作用。将军一声令下后，每个士兵都开始向前跑，尽可能保持紧密队形不乱。当这样一种聚合威力的队形遭遇组织松散的敌军时，方阵中每名士兵将矛尖刺向前方，形成冲锋动能，轻轻松松就能把敌人击得溃不成军。战马即便能闯过一列矛尖，也无法突入接下来的七列重装步兵挺出的长矛。而且，方阵士兵只有眼部一小块没有铠甲保护，箭击几无大碍。一个战士倒下，行列后一个迅速填补缺口。

自希腊人发现训练有素的方阵具备优势后，战争性质开始发生改变。马背上的贵族不再主导战场。虽然骑兵仍然能够追上落单的敌兵，让其束手就擒，而且在敌军方阵没有配置骑兵防卫侧翼和后方的情况下，骑兵还能在战争打响之前和进行之中发挥威力，但不再能打赢战争、坚守阵地。胜利成了披坚执锐的步兵方阵的特权。

既然训练有素的方阵可决敌制胜，而且在铁器时代，铠甲、盾牌和长矛又比较廉价，因此每一位体格健全的公民都要在年轻时苦练长矛作战和队列奔跑出击法。这种训练创造了一种不太近乎情理，却又十分强烈的归属感。为保持队列整齐紧密，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都要去训练场集训。在那里，城邦青年站成长长的一列，随节奏大声呼喊，希腊人称之为“唱赞歌”，一直喊到所有人都能合上拍子。下一项是披挂全身铠甲，一齐往前跑，有时是全速奔跑，有时要慢一些跑以维持队形。

凡是参加过军训的人都知道，让一大群人保持步调一致该有多难。和别人一起有过载歌载舞经验的人也知道，众人跟着同一节奏同舞是一种多么强烈的体验。人类的祖先很可能在每次打到猎物、用完美餐后，都要和伙伴一起跳舞，大声快乐呼喊。这种行为能激发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同伴情谊。大规模、有节奏的运动对参与者有极为强烈的影响，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现代军队，密集队形操练、仪仗队的嘹亮乐声能创造集体荣誉感。而在那个时代，当人们意识到，个人生死和城市兴亡都有赖于方阵中的每一人能否保持队形时，这种有节奏的运动所产生的情感影响远比今天的列队行军要大。因为，今天的列队行进与战斗无关。

另外，人类最原始的体验直接被迅猛激烈、需要调动肌肉力量的战斗所激发。在准确把握时机刺出长矛、亮出剑刃之间，生死胜败已定。这种格斗形式是远古猎人技艺的再现。在战斗中，人们生死与共，联系紧密。个人安全和集体胜利都有赖于每个人保持队形，勇猛迎敌，把敌军击溃。

方阵激发的情感凝聚力很快颠覆了盘踞在希腊所有主要城市的贵族政治权力。士兵不再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这意味着，富人不能再夺走穷人的土地。因为，如果公民一贫如洗，就没有钱买装备参加方阵作战，导致城邦方阵规模太小，无力防范邻邦，灾难即将临头。因此，为加强防御，很有必要遏制公民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这种防御上的需要很快激起强烈回应，给希腊人生活打上了独特印记，与中东情况迥然有别。

斯巴达

这种倾全社会之力、适应方阵之需的极端例子发生在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主要城市——斯巴达。公元前610年左右，斯巴达人与邻邦麦西尼亚殊死搏战。为击败敌人，斯巴达推出新法，规定斯巴达人人平等。还规定，所有男孩，只要年满7岁，就要离家接受严格训练。20岁时，被征入特殊兵营，参加模拟战斗。30岁时，准予回家和妻子团聚。但只要不满60岁，只要斯巴达方阵征召，就应该服兵役。后世认为，这些法律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由一个叫莱克格斯的神话人物制订。

这套法律制度起到了实效。斯巴达人不仅打败了麦西尼亚，还一跃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方阵训练有素，有精兵锐卒，无人能敌，但代价不菲。斯巴达公民除了参战备战，无事能做。为填饱肚子，他们强迫战败的麦西尼亚人（现称为“希洛人”）为他们种地耕田，将过半粮食交给斯巴达主子。

在很多个世纪里，斯巴达政体没有再发生变化。公民为赢得战争而接受训练，在家中蓄养希洛人，在相邻城邦建立傀儡政府。斯巴达还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所有城市订立盟约，规定凡斯巴达有战，每个加盟城邦都应派兵援助。如其不然，各城自保。

即便如此，斯巴达人从未战胜对希洛人叛乱的恐惧。实际上，“平等人”变成了驻扎在自己土地上的职业军人。斯巴达严苛的组织纪律压制了一切不满抱怨。他们从来不敢发生激烈争执，害怕弱化自己在希洛人面前的地位。

雅典

我们对希腊另一城邦——雅典了解甚多，发现他们对方阵的态度不是那么极端，但方阵仍然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其他城市一样，雅典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贫者负债，可能失去土地，卖身为奴，无法武装自己，为方阵服军役。这一问题极其严峻，不容小觑。

公元前594年，梭伦出任执政官，被赋予修改法律的特别权力。他免除债务，认定因债为奴属于非法。按照每年粮油产量划分公民等级，并界定每一阶层在战争和平中应有的权利和义务。除赤贫阶层外，所有公民都有权投票选举地方法官。但该法官人选必须来自较富裕阶层。另外，梭伦还允许普通公民组成大陪审团，审查地方法官所做的司法裁决，如有必要，可以驳回该裁决。

梭伦改革让雅典城邦权力从贵族和富裕阶层转移到普通农民和方阵士兵身上。正是后者保证了这个城市的福祉繁荣。因为，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方阵，谁都得不到平安富足。

但梭伦改革未能阻止雅典人之间的激烈争执。下一代中的首要政治人物是一名大贵族，名叫庇西特拉图，他在雅典和墨伽拉两个城邦争夺萨拉米斯岛统治权之战中崭露头角。公元前565年，战争结束，雅典取胜。此后不久，庇西特拉图控制雅典。他将梭伦制订的法律付诸实施，或者说是表面迎合。他满足于从幕后操纵选举。

庇西特拉图施惠于贫穷公民，让他们帮助自己对抗其他贵族。他把田地分给亲信，鼓励种植葡萄、橄榄，发放低息贷款，使他们能够撑过种植和第一次收获之间的困难。他还积极兴建殖民地，缓解雅典人口拥挤，发展黑海地区贸易。

城邦精神

希腊城邦能开发出人的能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一创举空前绝后。一个普通平凡的男性公民能够感觉到城邦就是自己的延伸。他和城邦结成一体，休戚与共。人们从来没有感受过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同一性。城邦需要每个公民贡献时间、财富和服务，因此公共事务优先于私人事务。城邦让人们感到，有了良法，再加上自身努力，就能达成夙愿，同时保持自由之身。

为此，人们转变行为方式，适应城邦精神。巨富不被认可。炫富夸饰被视为蛮族行径。富者布施财富，让公共宗教庆典办得更壮观，或者捐助城邦公共事业。但若用于私利，则为人不齿。不论贫富，私人生活领域局限于城邦之中。不论是去方阵服兵役、参加公民集会和宗教庆典，还是议短论长，都吸引着每位男性公民的目光。但女性被严格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外邦奴隶以及各种陌生人都没有公民权利。

僭主、殖民地和贸易

虽然方阵训练把农民转化成了热情参与的公民，但希腊仍面临几大严峻问题。人口不断快速增长是首要问题。农民生养几个孩子后，就要把土地平均分配。但是一块土地仅能养活一家人。一家之主既想武装自己，参加方阵，又想养活三四个新组建的家庭，显然不可能。

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在雅典，庇西特拉图靠贫苦公民的支持掌权。其他一些城市也拥戴一人执政。希腊人将这些新贵称为“僭主”。后来这一词也用来形容邪恶暴虐的统治者。在希腊一些城市，僭主虽然从政治对手那里夺得土地，重新分配给亲信，但无力解决经济问题。因为，土地重新分配后不久，人口继续增长，抵消了此番努力。

殖民

显然，应对“食众地寡”问题的第二个办法是人口迁移。伊奥尼亚在这方面做了表率。从公元前750年起，伊奥尼亚人殖民黑海海岸、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后来，希腊大陆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将上述沿海地区变成希腊殖民地。每个殖民地变成了新的城邦，与母城仅以感情纽带相连。每座城邦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政府。殖民社群通常临肥沃农田而设，以满足自身需要。

贸易的增长

几年后，殖民定居点兴旺发达，为贸易创造了可能。富裕的殖民地用余粮及其他产品换取葡萄酒、油料和制造品。此外，这些殖民地也在希腊和内陆多个蛮族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

数量庞大的工匠阶层在有地理之便、适合发展手工贸易的城市兴起。希腊商人驾船出海，往来于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各地。

农民在贸易发展中有利益关系。因为，希腊城市出口的最重要商品是葡萄酒和油料。跟很久以前的米诺斯时代一样，这些出自希腊土地的珍品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销售紧俏。地方首领和地主争相用粮食、鱼类、金属、木材或其他原材料换取葡萄酒和油料。而进口的粮食和鱼类为希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食物；进来的木材和金属为希腊船匠和手工店铺提供了保持贸易运转的材料。

这种交易模式与盛行于中东的经济模式有根本区别。在中东，农民进入市场的机会很少，交易量也很小。中东城市从乡村收取租税获得食物，但几乎没有送回任何商品作为交换。

斯巴达的希洛人和中东农民处于相同的经济地位。但在古希腊商业贸易活跃地区，不存在这种受压迫的农村阶层。恰恰相反，拥有小规模田产的农民一直都是理想的城邦公民，即便他们在某一时间段、某一区域人数较少时也不例外。手中没有田产、依靠贸易糊口，尤其是那些靠手艺吃饭的人常遭人鄙视，没有公民应有的尊严。奴隶承担了大部分苦差事，没有公民权利的外邦人多做手艺活，而公民仅仅在穷不得已时才干这些活计。

殖民地开拓活动的衰微

当油料、葡萄酒贸易和制造品出口在希腊占主导地位后，海外殖民活动开始减弱。部分原因在于，在近海找到良田、找到组织涣散的顺民越来越不容易。公元前535年，北非的迦太基人和意大利中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联手将刚刚扎根的希腊殖民者赶出科西嘉岛。经过这一败，希腊西向殖民运动几乎销声匿迹。吕底亚和波斯先后征服小亚细亚也在黑海地区产生了类似影响。在大流士一世统治下，波斯势力获得了达达尼尔海峡（古称赫勒斯滂）控制权，扼占爱琴海和黑海间通道。希腊不能随意进出，除非与海峡新主人达成相关条款。

与此同时，希腊人对新土地的需求也在减少。出口贸易增长，需要更多的人承担相关工作。要造船驾船、酿酒榨油、分级定等、储藏运输。要制作风帆、绳索、船桨。还要生产大量瓶瓶罐罐装酒装油。贸易增长、人口增加后，金属加工业也蓬勃发展。

总之，新的贸易模式为希腊创造了重要的经济新机遇。在贸易发达的海边小镇，商人、工匠、船员人数多，政治地位高。这些新社会群体改变了土地所有权基础上尖锐的贫富差别。

趋向民主的发展

在少数几个城市，尤其在雅典，直接或间接依赖海洋为生的新社会阶层成为推动政治民主浪潮的力量。不过，只要水手没有在政治事务中扮演军事角色，这些群体的存在多多少少还要靠方阵重装步兵。毕竟，打赢战争、保家卫城的还是步兵。

雅典舰队

但在公元前500年后不久，雅典人决定建造战船，专门满足快速机动性需求。舰首装有铁嘴，仅伸出吃水线，能撞沉敌军船只。这种设计并不算新颖，但雅典战舰数量比希腊或腓尼基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雅典市民划桨驾船。加以练习后，他们能熟练驾驶船只，可与任何一个方阵相媲美。公元前480年，雅典舰队在希腊其他城市的帮助下力挫强悍的波斯军。随后几年里，这些驾船人建造了一个帝国，雅典比任何一个希腊城市都要富足强大。

雅典的强盛主要得益于海军取得的胜利。船员主导了雅典政治生活，就像一百多年前的方阵士兵主导雅典和希腊其他城市一样。这意味着，权力向贫穷的公民阶层转移。原因是，划桨手只需腰背有力便万事俱备。船只和船上设备由最富裕的公民提供。他们把这项任务视为一年一度的特殊荣耀。任何公民，只要四肢健全，都可划桨驾船。连那些手中没有田产、没有一丁点营生的自由人也能去当划桨手，全面积极参与雅典政治生活。

划桨是一个繁重的体力活。但那种有节奏的运动、共担风险、共怀振奋的经历与方阵将士大致相同。因此，雅典划桨手与步兵一样，在战事中受到教育，成为积极主动、坚定忠诚的公民。他们对集体价值和尊严怀有强烈意识，随时准备为城邦效力，防范外来者。

雅典民主特例

一种赋予无产公民阶层政治权利的纯粹民主之所以能在雅典行得通，是因为舰队成为雅典实力的中坚力量。其他城市没有走上雅典的道路。希腊多数城市将完整的公民权利限制在中产阶层。因为这些人买得起武器铠甲，能在方阵效力。

虽然是特立独行，但雅典民主冒险大获成功，成绩斐然。普通雅典人也能参政议政。每位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讨论各项要务，以多数票作为决策方向。大多数雅典公民一生中必须轮流参加“五十人委员会”，主持公共事务。委员人选以抽签形式决定。每一委员会以一个月为限管理城邦事务，到期后，由新委员会接手。

时至今日，这种政治参与强度仍让人惊奇赞叹。公元前510年，雅典改变投票规则，雅典人第一次拥有完全民主，能自主管理城邦事务。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爆发战争，雅典战败。在这段历史里，成功与毁灭同惊世人。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在巅峰时期，也只有半数成年男性能参与公共事务，领略雅典民主。没有投票权的那一半是奴隶和外邦人。其中多数是外邦人。他们自己选择住在雅典，且受到良好待遇。但奴隶生活悲惨，被迫去雅典48千米之外的劳瑞姆银矿做工，工作条件极为恶劣。

在希腊人眼里，城邦一直都为享有特权的自由人而设。女性被彻底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城邦和以斯巴达为代表的非民主城邦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男性人口比例。希腊人从未想过，每一个男性，不分出生地域，不分父母身份，均应享有完整、平等的城邦特权。这种权利几乎都为出生即享有公民权的人预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