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中国三大思想流派

尊敬鬼神是古代中国家庭生活的核心。这种观念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理所应当发号施令，而其他人必须遵守，不得违逆。因为忤逆之人会遭到超自然力量的惩罚。但在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一些强势统治者肆意剥夺家族土地。对他们来说，祖宗魂灵似乎不起作用。施行仁德似乎只会招致失败。奸诈小人往往得逞，而虔敬仁厚之人则会遭遇各种困境，没有鬼神庇佑。

这种经历足以让人深深困惑。遇到这些情况，仁智之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一些人尝试解决，并诉诸文字。这些著作贯穿后世整部中国历史，为人传诵，受人钦敬。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饱经战患的东周时期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中国古典世界观中那些流传久远的语句就是在这时成型。

后世认为，当时形成了六大思想流派。但我们在这里仅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三种。这三家学派分别是法家、道家和儒家。后来，儒家调整了教义，吸收了法家和道家学说，成为主导思想。

法家

法家与秦国有深厚渊源，为秦始皇残酷暴虐、统一中国提供了合理性。法家的中心思想非常简单：君意即法。凡皇帝传诏，均为明德。遵旨而行是臣民之职。国家首要任务是创建维持军事实力。唯有如此，才有和平安全，国泰民富。法家无视超自然力量，也不关注家庭，认为人性本恶，受到武力方可驱动。

法家认为君权不受限制。为实现国家强大，他们推行书籍审查和教育严控举措，认为随意征募劳役，为国出力理所应当。这些思想并没有流于纸面，秦始皇大批征募农民参军服役，修建长城，修筑栈道，审查书籍，压制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异己思想。

总之，根据法家学说，国君至上，家庭个人不足为道。在中国社会的两极之间，法家独以国家为重。

道家

道家完全抵制这些思想。道家以老子为始祖，而法家没有始祖，也没有声名卓著的作者阐述自家观点。最知名的法家都是实践派，提倡为吏参政、带兵为将，鄙视夸夸其谈、大讲理论，认为道家就是执于清谈。传说老子曾经于公元前600年后不久在小国为相。但这个说法可能是人为杜撰，目的是让老子和孔子履历大致相同。实际上，现代学者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真有老子其人。

我们能确定的是，有一本据称是老子写的书一直流传至今。这本书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良君不劳人为，顺应自然。美好的生活应该摆脱一切外在强迫，获得完全的自由。在战争暴力司空见惯的世界，睿智善良的人应该为每一刻而活，无须恐惧，自由平静。

只有这样的人生才合乎道。“道”这个词很难翻译。字面可译为“道路、途径”。但这一译法并不能涵盖“道”的全部内涵。道是宇宙之法，并非消极人为，而是让道去作为。如果人不顾道而行，则会行事紊乱，功业尽毁。但如果人遵从道而生活，则会兴旺发达，万事向吉。

换言之，“道”既有自然之意，又有超自然含义。“道”是所有自然之物的集合，无人可以逃脱，纵使用尽气力，仍是徒劳无功。如能通晓“道”，一个人便可拥有非同寻常之力，尤能延年益寿，甚或永生不灭，随心所欲自由行动。道家所说的这些神奇功力被后世中国人详尽阐述生发。不过，老子的《道德经》薄薄一本，并未提到这些神力。

从根本上来说，道家是一种私人化的教义，将普通人对社稷家庭的所有责任尽数舍弃。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备受责任所羁绊，道家思想才具备了永恒的吸引力。纵贯中国历史，道家一直都是重要思想流派。很多中国人认为，顺应自然和“道”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转换，是从对己克制、对上服从尽责的惯常步调的抽离。应用于这种转换和抽离时，道家令人信服。但在日常人事中，多数中国人想要一种更为具体的教义指导行为。而法家冷酷追逐国家力量，道家则否定人为干涉“道”，二者无法调和。

儒家

第三个学派——儒家的始祖为圣人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间。孔子是鲁国贵族，年轻时曾任相职，但因未能说服鲁公施行仁政而辞官。孔子余生未再入仕，他喜欢与人谈论自己的看法观点，得到一群弟子的爱戴。他们记录下孔子的言谈逸事，编纂成书，即为《论语》。

令人奇怪的是，孔子在后世的地位与他本人所写所言关联不大。中国人尊崇他，是因为他编写了五经，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童的教科书。五经是诗歌、年表、历史和圣人圣行杂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些书是在何时编写、用作何途。现代许多学者认为，五经并非孔子编写。不过，他可能了解这些书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后来，这些书和《论语》，以及一些评注文本、独立著作一道阐释孔子的观点，构成了一套学说，供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熟读详味。孩子们在阅读这些著作、背诵许多段落之后，学会了写字作文，并对构成文明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有了贴切深刻的了解。孔子一生似乎没能取得这样的成果。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失败的。因为在他看来，贤者施德的唯一途径是治国理政，辅佐君王。实际上，孔子并没有创新。他想要的是重返先祖之道，就像他在书中看到的那样。要实现这一点，必备要件当然是实现国家统一，服从上天选出的一位皇帝，家庭长幼有序，子从父，父尊鬼神。孔门教义的这一方面可归结为一个字——礼。孔子认为，如果人人都能各尊其位，则天下大治。

因此，首要任务是明礼。可通过阅读五经，学习古人如何修身行事，做到知礼。第二个任务是在每一情境下，做到行为得体。孔子似乎感觉到，如果人人都通晓人伦之节，则得体举止可自动呈现。因此，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成为关键环节。孔门一直对读通五经赋予重大价值。

孔子这种强调书本学习的态度，改变了旧有不重视学习的观念。在西周朝廷，也就是孔子眼中的治政典范，射箭和军事操练是年轻贵族的训练项目。孔子赞同学习射箭。不习射何以忠于古人？但他憎恶战争，认为诉诸武力是人不尊礼的结果。既可能是上者不能让下者服从，也可能是下者不尊上者，两种情况都是不尊礼的表现。儒家不认同为免遭败绩而刻意准备的做法，认为智慧和秩序才能更好避免战争。因此，在孔子的美德排序中，作战技巧地位很低。所以，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再热衷仕途，也常将军事指挥权交于蛮族雇佣军手中。

孔子认为，高贵德行不必由世袭而来。一个人不管出身如何，通过学习训练都可以成为有德之人。这种观念也与古代做法迥然有别。其影响是，儒家成为官方学说后，为有才者打开了事业之门。任何一个年轻人只要受到一定教育，走上仕途后，都可能因才能和皇帝恩遇升到高位，谋得高职。

孔子不愿对超自然力量做过多阐述。让生者知晓如何立身行事已是艰难非常，思考鬼神世界可谓徒劳无功。他认为，原有论及超自然力量的观念方法已经足够，无须详加阐述，遵守先祖礼仪才至关重要。

孔子的思想主旨是，拒绝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做出任何区分。公德私德是同一种德行，不论身居高位，还是庸如庶民，无论贵贱，都要修德。皇帝高居庙堂之上，其他所有人各得其位。在孔子看来，社会金字塔上下的关系与家庭内部关系并无二致。当然，社会关系更加复杂，需要细加揣摩多种角色。但和谐秩序是两种关系的根本。帝国是扩大了的家庭，社稷只要遵循家庭生活模式就能得到善治。理想情况是，统治者无须惩罚威胁，就会使得臣民顺服。原因是，每个人都各安其位。

把儒家观点和法家、道家比较之后，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儒家最后成为主导学说。因为，儒家认为家国一体，二者同等重要。家和国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两大核心现实，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儒家并没有像法家那样美化暴政，而是认为统治者和臣民一样，要行使自己的职责，扮演传统角色。与道家相比，儒家没有对人类社会报以绝望，认为美好的生活只能在社会中实现。每个人都应日复一日，时时刻刻准确、优雅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儒学的地位

孔子在世时，他的弟子并不具有特别影响力。尽管如此，孔子的理想一直活在熟读五经和《论语》的人身上。官僚制政府的发展有赖于儒家弟子。国君需要有识之吏，而接受五经观念的有识之士有可能成为可靠忠诚的侍从。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更有利于让儒学变成显学，力压其他学说成为主导思想流派。在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战国时代，动乱四起，大多数旧地主权势不再。这不意味着，农家可以逃脱地主之威。相反，新地主阶层兴起。这些人不是贵族后裔，却有权从农民那里征收租税。这种“乡绅”阶层是如何兴起的，我们还不太清楚。原因可能是，一些手头富裕、行事谨慎的农民靠放贷、积聚地产提升地位，成为乡绅。也可能是，地方税吏把从农民处收到的租税扣留一部分，这一部分后来也成为租子的一种。

乡绅不能靠立军功而显贵。对他们来说，入仕为官似乎是一条自然而然的上升渠道。这种态度与儒家完全契合，或者也可以说是儒家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因为孔子和他的第一批弟子大多具备乡绅背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儒学似乎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新皇帝没有耐心听儒家谏言，认为儒学尊古的思想核心间接表达了对统治的抵抗。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烧毁所有儒学书籍，仅在皇家档案处留下一套，只有得到授权才可翻看参阅。

秦始皇还下令简化文字，这对延续博学旧传统更具破坏性。几乎在同一时间，人们不再使用尖笔刻刀，而改用毛笔写字。书写习惯的变化导致汉字形式迅速改变。为适应毛笔笔画，汉字必须重新造型。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简化了的新文字流行于朝野，旧文字几不可辨。因此，即便有五经书逃过秦始皇焚书一劫，也很少有人能再读懂，只有极少数渊博的学者才明白文意。

秦王对臣服之国施行虐政。秦始皇在中国所有战略要地部署军队，残酷镇压异己。把土地划分为省区，委派官吏到每一行政单位任职。统一轴长，实现车同轨。整顿肃清不服从管制的社会上层人士，并使役百万农民铺栈道、修长城。只有俯首帖耳、不介意秦王厉行苛政的乡绅才能成为他的得力奴才。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此，秦始皇驾崩后，怨怼变为公开反抗，新一轮战争爆发。

胜者统一中国，于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这位皇帝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开明用贤，谦恭待人。主动寻求乡绅支持似乎是他施政方针的组成部分。虽然秦朝的许多举措仍付诸实施，如新文字、新省份划分等，但汉朝政府允许自由传播书籍。

乡绅和汉王朝达成的默契同盟将儒学提升到官学高度。公元前134年，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而在那时，官方儒学已经做了广泛调整，吸收了法家最初认同的做法。动用重兵四处征伐的皇帝与儒家的仁君并不相合，将儒学定为国学的汉武帝因尚武好战才被戏称为“武术皇帝”。儒学之所以具备官方地位，就是因为适应了秦朝推行的一些重要变化，吸收了法家思想。

尽管有汉武帝的诏谕，道家和其他思想流派并没有消失，他们的信徒也没有受到儒家迫害。相反，道家在庙堂之外、市井百姓中蓬勃发展。而皇帝身边位高权重者必须学习五经，修身克己。因此，官方的儒学和非官方的道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也许，正是因为儒家礼仪的正统限制无所不在，才需要道家提供另一种选择，让人们逃避严密组织的社会，与自然亲密与共。

因此，通过吸收法家思想，并为道家留下发展空间，儒家最终成为帝国时期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汉朝起一直到20世纪，儒家学者治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儒学教育培育出了看法观点和生活方式惊人一致的人，使中国实现了保守稳定，令其他任何文明无法匹敌。成千上万户乡绅遍布中华大地，从百万户农民手中收取租税，期望谋得一官半职，为皇帝效劳。这种境况成为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人情现实。结果是，家族忠诚与帝国理想达成了强有力的和解，以至于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基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