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种姓——古印度第一制度

从现代追溯到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印度社会一直是由种姓组织而成。种姓对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至关重要。每个人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对方种姓。有了这条信息之后，就多多少少知道了应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不用经历纠纷或摩擦就能做成手头上的买卖。相比而言，一个人所属的国家或王国就微不足道了。除国王税吏外，没有人在意国家体制。当然，他们两种人也各有自己归属的种姓。

今天的印度种姓是一群人食就一处，内部通婚，不与外种姓羼杂。因此，种姓身份靠世袭而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成员都带有一定标记（一般在前额上），以亮明种姓归属。种姓的形成极其灵活。如果一群陌生人出现后，别的人都拒绝与其共餐、通婚，那么这群陌生人就能变成一个种姓，无论个人愿意与否。

大多数现代种姓与职业相关。如果有新的工作出现，如驾驶、维修汽车等，那么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可能会组成一个种姓。因为，别的职业种姓群体把这种人当成局外人，不愿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圈子，所以他们只好吃在一起，群内婚配。

现代种姓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严明规则，界定种姓之间的交往方式。因此，即便与低等种姓的成员有过间接接触，高等种姓也会觉得受到“污染”。所以必须在接触之后清洗身体，或做其他仪式，让自己重新变“干净”。

有一些种姓正式制订纪律，规范成员行为。如果有人视种姓规则而不顾，则会被逐出，失去种姓，以流浪者身份处世，没有人会去接纳他。在小村庄、小城镇里，这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尽人皆知。但在大城市，人与人之间联系不紧密，这种处罚的意义要小一些，许多关于“污染”的种姓规则也不会得到执行。

关于种姓社会的早期记录

当然，从现代种姓出发，我们了解不到印度历史之初的种姓情况。麻烦在于，从其他途径，我们也找不到太多关于种姓的资料。从一些随意援引的文献中，我们得知，现代种姓制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约公元前300年时，希腊人麦加斯梯尼出使摩揭陀王朝，并写了一本关于印度的书。他在书中提到，印度社会按照七个世袭阶层划分。一些佛经故事和讲经集也以一种完全理所当然的口吻提到种姓。这些文字很可能成于公元前300年前。

种姓的理论基础

比佛经故事更早的文字叫《梵书》。该书是对最古老、最神圣的梵文——吠陀的说明注解。《梵书》提出了种姓理论，认为每个人出生时身份已定，要么是专司祷告的婆罗门，要么是征伐迎敌的武士，要么是做工的农民手工艺人，要么就是最低等种姓——首陀罗。首陀罗只能做不洁净的工作，如捡拾垃圾、鞣制皮革。根据《梵书》，前三等种姓为雅利安人所有。第四等种姓专属于非雅利安人。后来，在这四等划分之外，又加上了另外一个群体，即“被放逐者”或“贱民”。在现代印度社会，贱民地位最低。

《梵书》也发展出一套理论，解释种姓不同的原因。书中写到，人生命之初并不洁净。每一个新生儿的灵魂都曾生活在别的躯体中。这种灵魂有时出自人身，有时从动物躯体而来。不管从哪里来，都在积累因果报应。这种报应有点像灰尘，在灵魂生活的过程中不断累积。只有智慧慈善之人在净化仪式的帮助下，才可避免大量积尘。在前世累积沉重因果报应负担的人会托生成最低等种姓；前世仅累积一点因果报应的人有权投生为婆罗门；介于其中的人获得中间种姓地位。不管身处哪一个种姓，都有望在来生提高种姓等级。同理，滥用一己地位，不遵守种姓和宗教行为规则的人会投生成低等种姓的人，甚至是动物或昆虫。

这些思想也许很怪异，但是谁都不应该将一个百万人信仰的东西视为荒诞不稽，不管其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不寻常。实际上，重生的信条，即轮回转世一说解释了睡眠、出生和死亡现象。只要人们假定万事万物都有灵魂，而且灵魂能随心所欲从肉体中脱离出来，那么这种解释就足以让人信服。人人都会做梦，在睡眠中“看见”东西，醒来时记住古怪遥远的场景和非同寻常的经历。因此，似乎只有相信灵魂在睡眠时离开肉体，归来后人才会再次醒来，才能解释得通睡眠现象。那么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显然那是因为灵魂永远离开肉体，不再回来。死去的人或动物的灵魂去了哪里呢？投胎转世到新的躯体似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答案。

一旦得到认同，轮回转世的信条就具备了另外一重优势。它透彻精辟地解释了人世间不可避免的不公正现象。人们不必像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宣扬的那样，一直等到世界末日，才能看到善者得赏、恶者受罚的图景。死亡、转世总是近在眼前。穷人和受虐待者只要耐心向前看，在种姓制度分配给自己的位置中安分守己，就能获得重生，上升到更高的等级。既然文明包含着不公正，那么轮回转世的思想就能让每一个人心平气和，忍受人生的苦痛悲伤。文明生活由此变得更加稳定。

但是《梵书》并没有告诉我们，种姓原则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印度确立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印度从来不只有四个种姓，婆罗门祭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想要超越于武士和统治者之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祭司理论，而非对真实情况的描述。

现代印度种姓

没有人知道种姓何时在印度形成，也不知道演变的确切情况。婆罗门是印度的最高种姓。在种姓结构的另一端是所谓的“贱民”，他们的地位卑下之至，不属于任何种姓，只能从事扫大街之类的不洁净工作。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后，就正式废除了贱民这一身份地位。但旧习惯消失得非常缓慢，印度生活的种姓结构仍然影响着婚姻和日常行为，尤其是农村社会。

种姓的社会和心理基础

吠陀中没有关于种姓的明确记载。有一些句子描述了雅利安人肤色和印度原住民肤色的不同。这很可能是因为，雅利安人初到印度时，还是白皮肤，清楚意识到了自己与深色皮肤人的不同。肤色不同可能是种姓产生的重要因素。

但如果就此认为种姓原则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或主要是因为雅利安征服者想要在自己和被征服者中间设一道屏障，那么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相反，种姓形成的最大因素很可能是，每一个群体成员都希望自己做事情时不受外界干预。狩猎者、采集者、刀耕火种的农人发现身边多了不少与自己风俗习惯不同的人。这些人大部分说的语言也跟自己不一样。如果各自成为一个种姓，就可以和睦相处。有了种姓，就能在与形形色色的人保持日常紧密联系的同时，还能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保存家庭风俗。每一个这样的群体在大社会中占据独特的位置，具备独特的优势。这些群体成员只要弄明白自己在种姓制度中的位置，知道谁比自己高，谁比自己低，就没有生存之虞。

实际上，这很可能就是印度社会发展壮大的方式。在现代，阿萨姆邦等偏远地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融入印度社会的。有一些山区部落还处于原始状态。他们在与外界接触时，因扮演渔民、搬运工等特殊角色而形成种姓。这些群体之所以能融入印度社会，得益于定居农业的稳步发展。而定居农业之所以能实现发展，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多，原有土地资源使用方式无力为继，中东、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将这种过程追溯到印度历史之初，则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公元前800年后，城市开始在印度土地上出现，社会种姓结构面临危机。城市开辟了种种新可能。和乡村生活不同，人们不再一起长大、彼此熟识。到处都是陌生人，一个人可以在别人毫无知晓的情况下改变种姓。

这种移根别土式的生活场景曾在中东上演。农民进城变成工匠、搬运工和士兵，开启新生活。这些人或早或晚会将村庄生活方式抛在身后，养成新习惯，形成新世界观。在印度早期历史上肯定也发生过类似的迁移。一些佛经故事就讲述了种姓的变化。这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在恒河流域王国城市出现的头几百年里，种姓变化可能经常发生。

尽管如此，种姓最终留存下来，并成为印度社会的主要制度。那种与卑下种姓接触后受污染的宗教观念可能促成了这一结局的产生。宗教文学清楚表明，污染是种姓制度首要考虑因素。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印度民族亚群体数量多、种类多。时至今日，印度仍有两百多种语言，过去可能更多。石器时代的森林狩猎者、采集者仍然生活在印度一些偏僻地区，过去肯定更多。

当如此多不同的人聚集在犁耕农民的阡陌上，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时，他们能做些什么？印度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变成一个种姓。城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聚到一起，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以满足大型人口中心的需求。这些群体各个有别，组成不同的种姓后，就能在城市环境中保持独立性。因此，印度社会与希腊城邦不同。印度没有将公民同化，使其生活模式大致相同，而是为所有不同的亚群体和民族创造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多样性。

种姓组织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种姓社会组织产生了深远影响。只要人们忠于自己的种姓，政治和国家就只能起到表层作用。统治者不能像希腊城邦那样，让普通老百姓与国家同心同德。老百姓觉得，政府作为与否是当政者自己的事情。吃了败仗也好，得胜回朝也罢，只与兵卒官吏相关，与市井商贾、乡野农人没有关联。在种姓框架里，生活照旧，朝代更迭只跟最新战局有关。平头百姓对这种事几乎不闻不问，写的人不愿费神费力记录成文。我们对印度政治史的巨大认知差距由此产生。虽然政治和战争错综复杂，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对多数印度人来说意义不大。

在文化方面，印度社会的种姓组织为远古思想和巫术仪式的永久性保存提供了便利。只要祖先崇拜的宗教没有干涉到其他族群的生活，就能一代一代传之久远。受教育的少数人的思想和运动无法对崇拜仪式产生特定影响。这些仪式有的是在家里秘密举行，有的是在底层种姓集会上以半公开状态举办。但这些崇拜观念和仪式也常为受教育阶层所用。他们时常求助于原始巫术，满足自身需要。

对整个社会而言，种姓划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僵化。种姓结构强化了人类固守窠臼、墨守成规的行为习惯。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垃圾清洁工，对他来说，除了清理垃圾外无事能做。所以，种姓限制了社会流动。不过，其他文明社会也相去不远。在中东、希腊和中国，人一出生，身份既已划定。但印度种姓，以及随之相配的宗教理论让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动愈发艰难。

但种姓也有正面价值。首先，它让每个人都有了自己认同的确定群体。犹太人在和陌生人一起生活时，可求诸犹太会堂。印度人在和陌生人一起生活时，或者与跟自己风俗习惯差别很大的人共处时，可求诸种姓。另外，转世和种姓理论比其他信条更有效地解决了社会不公问题。只要在自己的种姓里安分守己，就有希望在来世上升到高一等级。亚述国王曾用过相同的激励形式，创造了一支作战有力、效忠于己的军队。

这种形式不仅在亚述人身上起到作用，还让效仿的别国军队屡试不爽。对于全体印度人而言，在严格划定等级和阶层的社会中获得上升通道的前景也具备同等吸引力。因此，他们将转世投胎视为理所当然、无可非议。只要能在未来显贵，遵照地方风俗、种姓规定行为处事，又有何妨？

种姓的负面影响是削弱印度社会的军事效能。印度政权不能像希腊城邦，甚至是中东帝国那样，得到子民的拥戴和忠诚。因此，一波又一波的侵略者轻而易举地征服印度。但只要侵略者是蛮族，他们很快接受了印度文明，融入印度社会结构，变成了另外一个种姓。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种姓是印度第一制度。和官僚制帝国塑造中东社会、城邦塑造希腊社会一样，种姓制度塑造了印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