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中国地貌

黄河之所以水量更大、水势更猛，部分是因为中下游河道处于季风性降雨区北部边缘。该地区降雨季节分布不均，不时降下倾盆大雨，但有些季节很少降雨，或根本无雨。在到达冲积平原之前，黄河流经一种特殊的土质，地质学上称为“黄土”。这种细沙尘土壤是在冰川时代由北部沙漠吹来的风沙堆积而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黄土形成的小型堆积区。黄土的特点是，土质肥沃，利垦殖，但易遭腐蚀。实际上，黄河正是因为在流经黄土区时，携带大量淤泥而得名。

黄河到达平坦的冲积平原后，淤泥沉入底部，河床抬高，因此时时改道，跟幼发拉底河情况一样。雨季刚下过第一场雨，遥远的中亚雪峰融水也流到黄河下游，导致洪灾肆虐。但它也是中国的摇篮，被中国人称为“母亲河”。在这种反复无常的气候下学会农事的人们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社会。只要能把黄河治理好，管理中国南方流域就相对容易得多。原因是，黄河流域旱涝不断，农事艰难，人们已经养成了辛苦劳作的习惯。

随后，中国人向南迁入另一大河流域——长江流域。这里的地理环境比黄河优越，种田更有保障。在流过三峡下游的湖泊时，长江水流得以清理，因此下游携沙很少，不易发洪。另外，长江流域降水季节分配均衡，所以也很少发生旱灾。自然状态下，长江流域植被茂密，冲积平原非常湿润。再往南去，地形多山，起伏不平。因降雨充沛，中国南部山区在受人力开垦之前，被繁茂丛林覆盖。

中国农耕形式

考古工作在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实际上，我们对中国的块根和稻米种植情况一无所知。这种农耕形式应该是在公元前2400年时就已经存在于中国的中南部河岸地区。那时，在黄河中游地区，水稻已经成为比较重要的粮食作物。但因为水稻必须长在淡水浅塘或每年春洪形成的沼泽地里，黄河流域早期农人没有将大米作为主粮。他们的基本作物是小米，长在黄土地上，无须灌溉。除了小米之外，这些农人还种植小麦和大麦这两种西亚主粮。因此，情况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北方农民种植的作物和使用的农耕技术既吸收了西亚的做法和庄稼品种——小麦和大麦，又采用了独具一格的农耕办法，种植中国特有的粮食作物——小米，可能还有大米。

中东、欧洲和印度的文明社会与中国的根本区别在于犁的使用。梨耕在中华文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广泛使用犁。犁耕在中国农业中的重要性比不上欧洲大部分地区。即便在今天，中国农民不用畜力依然能耕田。一些农田面积太小，所有者只能自己动手耕种收割。因此，中国农耕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像是园艺劳动，即大量投入人力，畜力只占次要位置。相比之下，中东、欧洲和印度的文明民族使用犁，利用畜力种田。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就能支撑农耕之外的专业人士，依靠他们的技艺创造文明。

为什么犁耕没能在中国快速推广？原因不难找到。中东和黄河流域之间的绿洲地狭人多，沃土有限。背着锄头、铁锹的农人有的是时间占上所有良田，而当时这些开拓者还没听说过犁这回事。占地之后，他们也完全没有理由从人嘴中夺粮，饲养个子大、食量大的牲畜。因此，虽然犁是在中东发明的，但犁耕农业仍未能在中东和古代中国版图间的中亚绿洲区快速传播。

但如此一来，中国人怎么可能在不用犁耕、不能增加人均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创造文明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黄土地非常松软，容易挖掘。黄河流域的农民只要肯下力气，就能多垦地、多种粮。而且，下足了雨后，黄土特别肥沃。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也特别重要。因为黄河流域黄土区特殊的地理特点，早期中国农民比多数地区的农民更容易征税。在黄河流域黄土区农业发展之初，适合种植的土地非常有限。北方西方两面有沙漠，冲积平原地区又太潮湿，必须先建上完备的沟渠堤坝才能种粮，只有中间地带的黄土地适合种田。但这些坡地、块田涵养不住水分。在大多数年份里，必须依靠充足降雨，才能长上庄稼。另外，河谷严重受蚀，地块之间彼此分割。沼泽地或陡峭难以耕种的坡地将地貌切割成一块块良田“岛屿”。

税吏一来，在这些“岛屿”上种庄稼的农民很难避之不见。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里没有欧洲和印度那样的广阔森林，能让他们花上几个星期的工，就能清理出一块新地来。黄河流域的沟渠堤坝要花上很多年才能建成。待这项巨大工程完工后，才能把单个的黄土“岛屿”连成片，开启中国农业进程。但是这种宏大的工程项目是由统治者及其官吏组织的，干活的当然是穷苦农民。

园艺式种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给中华文明留下了永久印记。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内，因所费人力之巨，中国农民开垦新田的速度很慢。但维持中国式农业的人力之巨也意味着，当中国人迁往新区域时，不论从字面意义上来讲，还是在内涵上，他们将自己深深地掘入了新地形之中，完全改变了土地原来的使用模式。

实际上，中国农民就像一块巨大的冰川一样移过东亚。从公元前2400年左右开始，他们从黄河流域黄土区的特殊环境里小本经营起步，然后缓慢但坚定地向东南两方迁移，并于近代北移至东北地区。在这一巨大的扩张过程中，中国园艺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比使用犁的农民更为紧密。他们在开垦每一座山谷、每一片山坡时，都需要体力为艰，一寸一寸，胼手胝足。

这种农业形式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人口密度极大。虽然一家一户上交的余粮相对较少，但把家庭总量计算在内后，数目相当可观。一个以规模庞大、极度稳定为特点的文明便可建立在这种剩余的基础上，在中华大地上勃兴。而且，处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极能吃苦耐劳，依靠畜力耕作的农民无法比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