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古代中国的家国一体

我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多依靠历史文字描述。跟印度人不同，中国先民注重历史记录，以宏伟篇幅详细记载过去发生的事件。这些记录根据帝王在位时间和朝代编制。如今，依据这些时间轴线划分中国历史依然是惯例。即便有些时候，统治家族或王朝更迭不太明显，也仍遵照此例。

采用编年法研究中国历史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研究者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宫廷生活和朝政上，很难察觉出地方各省发生的根本变化，以及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出现的渐进转变。但这些史料至少为中国的政治历史做出了界定。现代学者应用的各种测试显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帝王在位日期就已被极为精确地记录成文。这在希腊或中东非常少见，印度更为罕见。所以，我们十分感谢中国古代学者和历史学家兢兢业业记录朝政。

中国统治王朝

根据成文记录，中国先是受五帝统治，多数实用技艺均由其发现发明。这些传说可能是对文明生活兴起的解释。后来，人君统治夏朝。商朝接替，存续时间为公元前1523年至公元前1028年。考古学家目前还不能确定夏朝定都何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村庄里发现的精致黑陶和结实土墙可能就是这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王朝的产物。

考古学在研究商代历史时派上了大用场。20世纪20年代末，考古学家在安阳开展发掘工作，认定此地即是商朝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都城所在地，建都时间从公元前1300年开始，至公元前1028年覆亡。安阳城为长方形，每面城墙中段设有城门，城中两条主街交错。这种布局与中东战车御者设计的军营一模一样。二者关联之处还有：战车和马匹配套使用；兵器由青铜制成；专门针对战车作战时战场空间促狭而设计短弓劲弩。

这似乎表明，中国在商朝之前就掌握战车作战技巧。

商文字

不管与西亚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安阳文明为中国独创。也就是说，安阳的商朝统治者所用的艺术风格和书写方法一直传之后世，并蓬勃兴盛。当然，商朝也有一些风俗后来被弃之不用，比如，活人献祭、甲骨占卜术等。后者是把写有问题的绵羊肩胛骨、龟甲加热后，由专人根据一种特别的传说“读取”裂纹，给出是与否，回答问题。最让人称奇的是，在安阳发现了上万片布满裂纹的动物肩胛骨和龟壳，写在上面的文字与现代汉字极为相像，学者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读懂古代安阳统治者向神灵提出的问题。

现代汉字和古代安阳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建立在上千个简化了的小图形基础上。这些图形，以及若干图形组合形成单个“字”的方式，与已知任何一种文字系统都不相同。这种文字形式肯定是在中国发明的，创始者可能在发明之前听人说过词和句子能被书写下来。总之，安阳发现的文字系统非常完整，能记录下任一句子或思想。美索不达米亚文字是通过渐进发展而来。但中国考古资料极不完善，我们不能确定汉字是一次创造出来的，还是逐渐发展而来的。从已知情况来看，像是一次成型。

安阳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300年时，黄河流域的的确确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帝国所在地。这里的城市很大，设有专门的手工艺人生活区。从此地出土的一些物品表明，当时的手工技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以青铜器皿为佳。器物上饰有复杂图案，精美绝伦。其铸造技术之精，至今无人超越。这些用于宗教庆典的青铜器皿与早期黑陶罐造型相似。这说明，如果夏朝确实与黑陶遗址存在对应关系的话，则说明夏商两朝存在一定的宗教连续性。

商朝的宗教和家庭生活

我们只能从甲骨文占卜中得到关于商朝宗教的可靠信息。但龟甲和动物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揭示了整幅图画的一个片段，其他的行为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从甲骨文中可以知道，商朝信奉与各种自然物体相关的神灵，如山、湖、河等。他们也敬奉祖先之灵，希望先人保护后嗣不受自然灾害之苦和蛮族突袭之难。

商朝统治者对祖先魂灵的重视反映了家庭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当然，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家庭组织，否则也无法养育子女。但中国的家庭非同寻常，自远古时代起似乎就对家庭成员产生重大影响。一个中国家庭并不单由父母子女组成，而是一直延续到无数代。生者只是一个更大、更有力群体的一小部分，这个群体还包括祖先之灵。只要后代能尊敬纪念祖先，就会得到他们的指点、奖励和庇护。没有祖先保佑，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有了祖先保佑，就能交到好运，发达兴旺。

在生者之间，中国家庭也严遵礼仪家规。长者有威，不得违逆。男性为尊。妇从夫，弟从兄。表兄姊、堂兄姊之间也有严格的规矩，根据年龄及父母仔细划分，做到长幼有序。尊卑高下人人皆明。长者吩咐，幼者服从。这种听命服从的心理压力会随年岁渐长得到补偿。为长者必有尊，辈分较低者必须服从。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家庭都遵守这一套规矩。中国当然也有悍妇逆子。但是这一理想清晰明了，其塑造老幼言行的力量曾经非常强大，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近代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身上就可以看出这种力量之强。大多数中国人遵守礼仪家规，即便移居美国也不例外。公开与父亲作对的行为非常少见。旧有的家庭习俗传统一代一代传之久远。

疑问在于，这种家庭生活模式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在中国形成的？自商朝开始吗，还是商朝以前就已经出现？商朝与祖先祭祀有关的文字表明，两者皆有可能。但祖先崇拜似乎只局限于社会上层。历史上，农民家庭规模从来都不大，跟富人家庭不一样。只有相对富足的家庭才有能力举行耗时的典礼，在亲戚族人之间确立家庭纽带。起初，可能仅有王公贵胄之家才会祭奠自己的祖先。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不清楚。

家庭的重要性在以下事实中得到强化，即中国古代似乎没有身份鲜明的祭司阶层。在所有普通场合中，家族族长担任祭司一职，与鬼神打交道，与祖先沟通。族长从父亲那里学到传统的典礼仪式，再传给长子。中国古人似乎主要通过家庭渠道寻求超自然庇护，而不像其他文明社会那样，从外部寻求力量。父亲的权力由此大大提升，成为祖先魂灵和生者之间的纽带。不遵父命者可招鬼神共诅。

为担负起祭司职责，族长很有必要学会书写。原因是，历史之初，中国人即已认定，向祖先征询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写祭书。我们已经看到，商代的文字是写在龟甲和绵羊肩胛骨上，但很可能只有王公贵胄才会使用这种办法，特制的甲骨写不下所有人的愿望。后来，通用办法是将问题写在一张纸上，再把纸烧掉，使其“死亡”，以传信于鬼神。在发明纸张前，中国人可能也使用过其他容易腐坏的书写材料，但因无法保存，我们无从得知。

在古代，教育机会自然更是少之又少。不过，我们知道，早在周朝时，即公元前1028年至公元前221年间，帝国王侯将相之子就已经在宫廷学校学习射御、礼仪、书写，为未来担任族长重臣做好准备。

这种识字、祭祀、掌握军权、担当家族族长互有联系的现象为中国特有。在其他文明社会，会写字的武士非常少见，直到现代才出现。而会写字、懂得祭祀之礼、会利用超自然力量的武士仅中国才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都未曾发展出像中国家庭生活模式中族长身兼数职的家庭体系。正是这一体系塑造了中华文明，使之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现在。同印度种姓和希腊城邦一样，中国家庭成为第一制度。

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切证明中国家庭组织的这一独有特点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形成。历史学家遇到的麻烦是，因为社会的基本方面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记录文字的人自然也不愿意大费周章，解释人人皆知的事实。虽然存在证据缺失，但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在中国古代，家庭承担的职能非常宽泛。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则家庭塑造中国人行为的深度，要大于那些把宗教政治事务放在家庭生活框架之外进行处理的国家。

我们可以把古代中国社会看作是听命于皇帝的家庭集合。当然，皇帝自己也是家族族长。只不过他的这个家族更大、更重要，所有子民都是家庭成员。换句话来说，家庭结构和皇室结构并没有多大不同。皇帝同子民的关系与家庭中族长与生者的关系等同。皇帝集祭司、父亲、首领、长官、庇护人于一身。而且，正如每个人在家庭结构中有合适位置、对尊卑贵贱了然于胸一样，帝国中的每一人也各守其位、各担其责。

尽管如此，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单个家庭族长的权力相互冲突。只有家族族长听命于皇帝，皇帝的权力才能体现出来，但族长可能并不愿意俯首帖耳。当然，家庭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紧张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