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对欧洲人避而不交

势强地远的民族能隔绝欧洲影响，但距离欧洲较近的弱小民族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每一个亚洲文明社会都切断了与欧洲人的有效联系。虽然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不得不忍受外族人生活在本国土地的现实，但他们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即固守旧传统、旧行为模式，对欧洲人说的话充耳不闻，希望闯入者会在一段时间后自行离去。日本人和暹罗人（今天的泰国人）把这项政策执行到极端，完全禁止国人与欧洲人接触。中国人将对外贸易局限在广州港，并将此项业务委托给专门的商业群体——公行。

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势力较弱、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无法抽身而出，隔绝掉欧洲人带来的影响。这就是美洲印第安人、太平洋诸岛民族、澳大利亚土著人、南非人的命运。在所有这些地区，欧洲人、欧洲人后裔，或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人不断追捕土著人，攫取农田牧场，传播疾病，蔑视、摧毁传统社会习俗。

在非洲内陆，热带疾病和组织程度较高的王国挡住了欧洲人渗透的步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条河流的河口附近都有瀑布，构成了内陆旅行的天然屏障。从非洲海岸登陆的陌生人不仅要渡过这些瀑布，还要应对满怀敌意的当地人，抵抗昆虫滋生的传染病。因此，虽然奴隶贸易波及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但在1850年前，欧洲人未能渗入非洲内陆。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为防欧洲相扰、避而不交的做法代价高昂。因害怕面对尴尬现实而封闭思维是固守窠臼、重走老路。相比之下，欧洲人渴求新技艺、新知识。这种态度上的反差迅速拉大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成就上的差距。

1850年至1860年间，面对西方强势，亚洲几大文明手足无措。他们固守旧传统和熟悉行为方式，却事与愿违，于1850年后陷入极度痛苦的境地，多样生活方式被打乱。但在1700年至1850年间，没有人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而且在远东，退守绝缘的政策似乎还收到了良好成效。

人口增长

1700年至1850年间，世界场景又增添了一重维度，使得“固守”政策在短期内容易实施，但从长远来看危险重重。这一维度就是文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人口剧增。日本是一个例外，日本人崇尚晚婚，而且有这样一种社会风俗，孩子生下来不想要，可以扔到荒郊野外任其死亡。因此，日本人口未发生大的改变。但在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人口急剧增长。

从世界范围来看，有四个因素导致人口骤增：第一个因素是流行病逐渐消失。第二个因素是美洲粮食作物增强了人口稠密地区的食物生产能力。1700年至1850年间，甘薯在中国南方扎根，木薯和玉米变成非洲本土作物，玉米成为南欧粮食作物，土豆在北欧和俄罗斯茁壮生长。这些作物为上亿人口提供了口粮。

第三个因素是火炮的发展，使得寥寥数个政治权威中心能够有效控制大帝国。清王朝在中国建立了更高水平的安定秩序，其疆域之大、统治时间之长，世所罕见。在世界其他地方，王国和帝国的规模逊于中国。但在制服土匪和小规模暴动方面，欧亚两洲的统治者占据更有利地位。因此，在疾病死亡率下降和食物供应量增加的同时，地方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在下降。

第四个因素是，庞大新帝国建立后，地方当局和商人发展了粮食存储和市场体系，能够应对地方粮食歉收导致的饥荒。只要能找到可耕地，实现集约耕种，就能让粮食供应速度跟上人口增长速度。由此，一切发展顺利，传统生活方式不仅没有因为人口增长而削弱，反而日益强化。但当传统方法用到极限后，人口不再增长，而且有一种局面无可回避：农民普遍感到绝望无助，传统政治方法无能为力。

这种危机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世界，并在不同时期波及不同区域。比如，中国从1775年起遭遇危机。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几个欧洲行省也陷入低谷。从亚洲几大文明的视角来看，1850年后，自己已经承受不起欧洲在外部施加的压力。与此同时，内部问题不断累积，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只有日本因人口增长有限，得以逃过此难。

事后来看，我们能够清晰洞见，非西方民族之所以付出沉重代价，是因为他们对欧洲人不断探索发现的新生事物视而不见，没有在国内推行根本变革。但在当时，欧洲也并没有因为工业革命而壮大实力。而且，对穆斯林、中国人和印度人来说，保守隔绝的政策足以应对当时局势。也就是说，这一政策能大致实现预期和现实相吻合。所以，我们不应该不做具体分析而进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