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印度教的复兴

1565年后，只有遥远的巴厘岛还存有印度教独立政权。但印度教文化并未瘫痪。相反，印度教进入崭新发展阶段，抵御了穆斯林的冲击，让基督教传教士无功而返。之所以发生这一切，是因为有两位诗人和一个圣人让印度教找到了新焦点。这位圣人名叫柴坦尼亚（卒于1527年）。柴坦尼亚生为婆罗门种姓，年轻时开始强烈感受到神秘体验。据此，追随者认为他是印度教三大神克利须那的真身。

即便是在印度，道成肉身也非常事。一个宗教派别很快发展起来，在柴坦尼亚生活的孟加拉尤为兴盛。该派别摒弃种姓观念，伊斯兰教对印度人的主要吸引力由此大减。在柴坦尼亚出生前，孟加拉的低等种姓一般信仰伊斯兰教。等到这个新派别出现后，很少有人改信伊斯兰教。柴坦尼亚追随者通过公共仪式热烈表达执着信念。这种公共仪式远比伊斯兰教，甚至比苏菲派神秘主义更具吸引力。

两位伟大的印度教诗人苏尔达斯（卒于1563年）和杜勒西达斯（卒于1623年）从印度教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汲取素材，改用印度北部的日常语言娓娓道来。这与新教徒将《圣经》翻译为西欧通俗语言相似。有了这样的改造，就连普通人也能大段背诵两位诗人的诗句。孩子们在学校里朗诵识记。诗中强调的虔诚善行上升为行为标准。印度教徒的自觉意识和宗教均一性就此增强。

在两位诗人中，苏尔达斯影响较小。苏尔达斯晚年入仕阿克巴朝廷。他的诗带有波斯色彩，以克利须那为歌颂对象。而杜勒西达斯将宗教热忱倾注在罗摩身上，强调罗摩人神合一的角色，不掺杂任何异族色彩。他的诗歌深深浸润了后世印度教徒的宗教和文化生活。

实际上，这就是三个人对印度教的影响。崇拜者认同人神合一的圣人。印度教传统中的其他神祇和神话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但在实践中，每一个信徒只信奉一位神人。因此，印度教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有的宗派崇拜克利须那，有的宗派倾心于罗摩。但这两位神祇都是毗湿奴的化身，因此不存在根本冲突。

对早期印度教另一主神——湿婆的崇拜有所减弱。以简单魔法见长的密宗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但印度教的最古老元素——梵语仪式在人生所有危机事件中继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婆罗门在出生、成年、婚姻和死亡之时都要念诵外人听不懂的梵语经文。只有柴坦尼亚的追随者拒绝尊崇以种姓为念的婆罗门。

在实际层面上，印度教也仍然在莫卧儿帝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皇帝阿克巴大力启用印度教徒，管理政务，收取税金。他去世后，继承人仍遵循其道。很多印度教徒占有广阔封地，和说波斯语的土耳其人一同参军打仗。土耳其人是莫卧儿力量的核心所在。印度教徒上层吸收了穆斯林统治者的世俗文化，赞助拉杰普特绘画。

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信奉印度教。他们把维持莫卧儿帝国运转的一少部分异族视为一种形式的种姓，一个可以忍耐，但不会被仿效的外来群体。

在这种态度下，伊斯兰教宣教力量被钝化。普通老百姓从柴坦尼亚和两位诗人那里找到了印度教的情感吸引力，感觉没有必要再跟穆斯林辩论偶像崇拜问题。除了在印度最南部外，印度教神庙都被损毁。新的崇拜形式在户外公共场所举行，不再关注偶像，而以赞歌、祈祷词为庆祝形式。印度教徒认为，印度教经文历史久远、博大精深，远在《古兰经》和基督教《圣经》之上。换言之，印度教深植于印度全体人民的情感思绪中，外来信仰无足轻重。

但在爪哇，我们已经了解到，印度教败给了伊斯兰教。不过，在东南亚大陆和斯里兰卡，佛教依然充满活力。部分原因是，佛教能让缅甸人、暹罗人、越南人和僧伽罗人在面对伊斯兰等异族压力时，保留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