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

1556年，查理五世逊位。1558年，他归隐修道院，不久去世。他将绝大部分财产留给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但把奥地利土地和神圣罗马皇帝的尊号给了弟弟斐迪南一世。两支哈布斯堡家族继续在多数事务上开展合作。但除了土地和尊号，查理五世也把忧心事遗留给了儿子和兄弟：防范东边的土耳其；与法国竞争；扼制德国等地的新教运动。但腓力二世对轻重缓急排序不同。在他眼中，镇压新教最为紧要，跟法国竞争名列其次。

腓力二世这样排列，理由充分。1559年至1598年间，法国内政疲弱。起初，法国与腓力二世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同意从意大利撤军，交出低地国家控制权。接下来十几年里，一个又一个懦弱无能之人登上法兰西王位。瓦卢瓦家族行将衰败是不争事实。王位继承问题箭在弦上。

就在同一时期，加尔文教徒在法国尤其活跃，并成立了胡格诺派。他们与吉斯家族为首的天主教宗派宗卷入一场又一场血腥内战。1589年，瓦卢瓦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去世，新教徒、第一位波旁家族成员——纳瓦拉的亨利登上王位。1594年，亨利放弃新教，改信天主教，被加冕为亨利四世，并说：“为巴黎做一场弥撒是值得的。”但亨利四世的王位坐得并不安稳，与原来的胡格诺派盟友达成和解后才算尘埃落定。和解是通过1598年的特敕令实现的。敕令允许大贵族和部分市政保留加尔文宗崇拜形式，并保证加尔文宗教徒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权利。南特敕令颁发同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撒手人寰，再也不用直面法国统一后国力复苏的问题。

在世时，腓力二世一直在地中海地区跟土耳其人交战。战事断断续续，一直打到了1580年，腓力二世与土耳其人讲和，承认土耳其拥有北非海岸以及向西远至阿尔及尔的控制权。这一协议对土耳其人极为有利，但事实上，他们从未能染指北非疆土。阿尔及利亚海盗肆意劫掠来往船只，对奥斯曼苏丹毫无忌惮。

腓力二世将精力集中在镇压异端邪说上，取得了不小成绩。我们已经了解到，从教皇保禄三世开始，罗马天主教会活力大增，宗教信念更为坚定。对此，西班牙人功不可没。哈布斯堡王室的两个分支与教皇密切合作。整个中欧和东欧都感受到了教权王权的合力。哈布斯堡王朝官吏、耶稣会会士和天主教学校联手镇压新教，整治异端邪说之势从意大利北部起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奥地利、德国南部、匈牙利和波兰。只有德国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土耳其统治下的匈牙利部分地区，以及新教徒德国王公统治下的莱茵兰逃脱了天主教的反攻。

哈布斯堡王权受限

但在西欧，腓力二世严重受挫。他的妻子、英格兰皇后玛丽未能让英格兰永久地回到天主教阵营。更糟的是，1567年，荷兰暴动。身经百战的西班牙军重新征服了荷兰南部（大致是今天的比利时），但未能制服北方诸省。原因是，荷兰占据海上主导权，能快速运送补给，调遣部队，为西班牙陆路行军所不及。

荷兰叛军也得到了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皇的部分帮助。另外，英格兰海盗约翰·霍金斯、弗朗西斯·德雷克等在公海上洗劫西班牙商船，在新世界掳掠西班牙市镇。这让腓力二世下定决心与英格兰清算，不再一门心思专攻荷兰。1588年，腓力二世派大舰队北行，计划与荷兰南部的西班牙军会合后，攻打英格兰。

但腓力二世的计划落空了。他的“无敌舰队”在穿越英吉利海峡时，接连遭受伊丽莎白一世的战船攻击。西班牙大帆船遭受英格兰火炮重创，不得不放弃侵略计划。无敌舰队的司令没有穿英吉利海峡原路返回，而是绕道苏格兰和爱尔兰回到西班牙。但在北行途中遭遇大风暴，船上几乎无人生还。

1598年，腓力二世去世，西班牙命运发生转折。在近一个世纪里，西班牙一直是欧洲最强国兼新世界霸主。腓力二世去世后，波旁王朝重新统一法国，挑战西班牙在西欧的政治主导地位。50年后的1650年，法国君主明显比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更强大。在同一历史时期内，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壮大海军军力，在世界各大洋扩张，西班牙和葡萄牙甘居下风。在欧洲境内，西班牙政府越来越难以维持必要军力，保护1492年至1598年间创下的帝国基业。

三十年战争

1618年至1635年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几乎控制了整个德国。哈布斯堡地位的巩固得益于天主教改革。见此形势，1618年，信奉新教的波西米亚贵族试图摆脱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由此引发三十年苦战，战火烧遍德国全境。战争双方分别是：神圣罗马皇帝、倡导天主教的斐迪南二世（在位时间1619年—1637年）；结成不稳定联盟、时聚时散的新教徒王公。1620年，斐迪南二世战胜波西米亚叛军，第一次使波西米亚王国完全臣服。因为波西米亚（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比奥地利国土面积更大，经济实力更强，此番胜利让斐迪南二世有效权力大增。

斐迪南二世也发现自己有能力在国土之外，创建一支庞大军队。他的手下大将阿尔布雷赫特·冯·华伦斯坦靠掳掠劫杀维持雄厚军力。华伦斯坦每攻入新地，都要扫荡一光。随着占领区域的扩大，神圣罗马帝国军队造成了极大破坏。

1625年，丹麦加入新教徒一方，但并未能扼制住皇帝的军队。1630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参战，暂时扭转了战争平衡。几个世纪的积贫积弱之后，瑞典突然以强国形象出现在欧洲历史舞台上。登台实力源自两方面：一方面，瑞典国王发动农民力量，制伏瑞典贵族；另一方面，荷兰与波罗的海诸国开展海上贸易，向瑞典交纳通行费。古斯塔夫二世用这笔钱建军强军。他笃信新教，渴望开疆拓土，意欲在日耳曼土地上一展身手。

瑞典打了几次胜仗，但不能摧毁对手。1632年，古斯塔夫二世战死沙场。两年后，斐迪南二世最劳苦功高的将领华伦斯坦遭暗杀。华伦斯坦曾与皇帝发生争执，可能打算拥兵自立，称雄德意志。

此时，战争破坏力空前，人人倦战。1637年，风烛残年的皇帝斐迪南二世去世。斐迪南三世继位（在位时间1637年—1657年），意欲讲和。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将领们矜攻自居，帝国军队劫掠成性，危及哈布斯堡家族安全，统一德意志似乎得不偿失。但战争还是打到了1648年。主要原因是，1635年法军介入，意图让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忙于战事，无暇救援西班牙亲眷。法西之战始于1622年，一直打到1659年，以西班牙战败，被迫割让荷兰几个城镇，以及比利牛斯山边境给法国而终局。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三十年战争画上句点。德国惨遭重创，分裂为上千个小诸侯国。荷兰共和国和瑞典被正式承认为独立国家，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法国和瑞典脱颖而出，一个称强于西欧，一个傲视欧洲东北部。哈布斯堡王朝羸弱不堪，再也不是法国、瑞典和新教德国的对手。一个法国主导欧洲政治的新时代降临。

内部政局发展

1500年，欧洲几乎每一个君主都得和子民在税收上讨价还价。为解决争执，通常是召集“三级”会议、帝国议会、国会，授权国王、王公就特定用途，在有限时间里征收一定税种。三级代表有贵族、神职人员和市民。其职责是纳税，或帮助国王向农民征税。仅意大利政府有常备军，有足够多的收入发给文官薪水。

到1650年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成为极权君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为所欲为，但却意味着，他们不必向代表机构征求意见就能征税，可以把税收收入用于统治者本人及其佐臣视为正当合理的任一用途。法国宗教战争、意大利反宗教改革运动、西班牙内乱就是这种极权的结果。

实际上，欧洲统治者时刻把子民利益放在心上。他们很清楚，要想保住权力，就得向军队供给枪支弹药、衣食饱暖，以及士兵需要的所有东西。要想武装军队，就必须发展工业和贸易。因此，必须尽可能在王国内多收现钱，才能做到缺什么买什么。简而言之，武装军队有赖于银行家和商人合作无间。

欧洲有一个重要政权不遵此道。西班牙统治者大肆迫害非天主教徒，把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驱逐出境。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曾一直是西班牙最活跃的商人。他们的离去将西班牙经济带到衰退边缘。1600年后，西班牙尝到苦果。总体来说，西班牙政府最关心教会和神职人员利益。这种政策让西班牙人团结在国王周围，但削弱了本国经济。其他国家的君主并不热衷效仿。

1650年前，位于欧洲中心周边的国家没有成为极权君主政体。不过，1485年—1603年间，英格兰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离君主专制相去不远。议会差不多成了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橡皮图章。但在伊丽莎白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议会在王室政策制订中再次发出声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后来，英格兰内战爆发。1688年后，英格兰建立了完善的议会制政府。葡萄牙、爱尔兰和苏格兰贵族拥兵自重，继续伺机反叛国王。在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议会执掌政治军事大权，当选国王没有行政机器有效贯彻意志。

四散在欧洲腹地的是中世纪残留下来的城邦。在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这些城邦创造了强有力的联邦。荷兰成为世界海上强国，掌控欧洲全境大型商业团体的利益。至于瑞士人，他们精于战事，以充当雇佣军而声名远播。瑞士联邦由日内瓦、苏黎世、伯尔尼等自治市主导。荷兰共和国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几个较小的城市主导政局。在意大利，威尼斯和20多个脱离德意志帝国的自由市发扬了中世纪共和自治政府的传统。但在这些老式城邦里，政治权力无一例外集中在享有特权、生活富足的社会上层手中。

只有少数持宗教极端见解的人认为，人民有权实施自我管理。上帝创造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说人们通常所称的“三个等级”，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一些人生为农民，一些人生来做工，还有一些人贵为国王贵族。社会就像人体，既要有头，也要有双脚双手。每一阶层，每一等级，都有不同角色需要扮演。如果哪一阶层拒绝履行特定职能，那么这个身体就会生病。失序状态持续下去，什么事情都做不对。穷人和富人、受教育者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农民和主子之间的差距非常大。瞥上一眼，看看服饰的不同，就能看出尊卑高下。行为方式、步态腔调也能显露出一个人的社会阶层。每一阶层都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且，总有一些天资聪颖、运气好的人能进入政府做事，并受益于国王、王公的特许状签发权，变身为贵族。富商能买到这样的头衔，官员也可因尽忠职守，受封贵族。

在整个制度的最高一层耸立着国王和王公。二者享有上帝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是受了上帝的挑选。因此，他们以神权实施统治，而他们的子民要按照上帝的意志听命服从。以这样的标准衡量，革命永远有错。这个世界的任何不公正行为都应该在来世得到纠正。只有那些无望升入天堂的人才会信奉伪教，行谋反之事。因此，以下这一事实也就不足为怪了：在1500年至16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战争连绵，叛乱四起，参与者无一不是打着宗教的旗号。

这种社会理论上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不受任一规则限制。每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绝对权力。每一位都有权与邻国发起战争、握手言和。学者孜孜以求，寻找自然法则，指导、引导统治者处理好彼此关系。荷兰人胡果·格劳秀斯（1583年—1645年）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但国王和王公只会在自己高兴的时候，才遵循格劳秀斯的法则。

实际上，这一问题自封建时代起就一直困扰欧洲人。到了16世纪，如何维持社会治安不过是转移到了不同层面而已。欧洲统治者镇压了作乱的贵族，实现了各自王国内的安定秩序，这是罗马帝国时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但他们使用的手段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用军事力量互相征伐，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德国三十年战争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