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政治和宗教



自31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与基督教会结盟以来，政治和宗教在欧洲历史上始终密不可分。中世纪教会一直深度参与政治。教皇是国际性政府首脑，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方的世俗统治者共享威权。312年至1300年间，教皇权力不断扩大。此后，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的王室政府在教会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教皇实权越来越少。但德国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家政府。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不和，国家遭受重创。1273年帝国复苏后，鲁道夫一世登上皇位。登基前，鲁道夫是小贵族，名气不大。登基后，鲁道夫不能与统治大诸侯国的大公爵和王公抗衡，导致国内诸侯割据。但鲁道夫也不是没有职权。他可以在继承人缺失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封地。在位期间，奥地利封地无人继承，鲁道夫顺势盘踞，让自家人——哈布斯堡家族在此统治到1918年。

但皇权受到种种限制。1356年，一个名叫“金玺诏书”的宪法性文件对皇帝选任办法进行了界定。七大王公当选为选帝侯，有权选择皇帝。此外，德意志帝国设立议会（类似于英格兰议会），召集所有王公和自由城市代表参会。选帝侯和议会都想削弱帝国政府，扩大自己的权力。因此，即便设立了选帝制度和议会机构，德意志帝国仍然是诸侯林立。而各诸侯国又不能完全独立，所以局势一派混乱。皇帝在大部分时间里主持政务，但无法获得子民顺从，没有能力征税，制订的政策也得不到认同。

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

在经过一系列权宜婚姻后，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重要新土地，这种局面得以改变。首先，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位时间1493年—1519年）与勃艮第土地继承人成婚，将低地国家（今天的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及周边地区纳入哈布斯堡统治疆域。其子菲利普迎娶西班牙继承人。1516年，费尔南多去世。其孙查理五世顺理成章登上西班牙宝座。查理五世还在1519年祖父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获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查理五世的江山幅员辽阔，但七零八散。当时的西班牙是欧洲第一强国。从1502年起，西班牙军队占领了意大利部分土地。1521年，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帝国。1535年，皮萨罗消灭印加帝国。贵金属源源不断从美洲送入西班牙皇室府库，西班牙海外帝国产生丰厚回报。除此之外，低地国家是整个欧洲大陆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奥地利及周边境地又构成了第三大权力集中地。而且，查理五世可以皇权名义，占有日耳曼所有土地。自查理大帝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统治者能坐拥这么大的帝国版图。如果日耳曼王公能乖乖听命，就像费尔南多和伊丽莎白让西班牙贵族甘愿顺从一样，那么查理五世就有望在整个西欧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查理五世的敌人和子民一样多。而且他名下的土地缺乏凝聚力。西班牙人、荷兰人、奥地利人和日耳曼人除了受同一人统治之外，很少有共同点。而且查理五世不能在一个执政中心、使用同一套法律进行管理。从1522年起，他将德国和奥地利统治权授予弟弟斐迪南一世，自己执掌西班牙和低地国家。

在查理五世眼中，最大的问题是谁来掌控意大利。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搅乱了意大利十几个小公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西班牙人从南面经海路攻取意大利，于1504年攻陷那不勒斯王国。教皇和其他意大利统治者争权夺势，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土地上施展权术，但无力摆脱外国控制。趁此局面，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间1515年—1547年）屡次攻入意大利。查理五世也来对阵。双方在意大利及欧洲各处结盟树党。每次都是查理五世占上风。渐渐地，西班牙势力从北面而来渗入意大利半岛，意大利政治独立局面不再（威尼斯除外），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中的异教元素被剔除，代之以西班牙天主教激进的十字军精神。

查理五世眼中的第二大问题和意大利命运一样关键——防御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后，依然尚武好战，对欧亚各国虎视眈眈。1499年后，针对伊朗沙阿的战争让奥斯曼的注意力转向东方，但土耳其权力扩张并没有停止。1512年至1520年间，塞利姆一世苏丹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其继承人苏莱曼一世（在位时间1520年—1566年）将奥斯曼帝国推向国力之巅。1526年，苏莱曼一世侵略匈牙利，杀死国王，控制匈牙利大部分国土，但匈牙利王位传给了哈布斯堡家族，因为匈牙利国王的妹妹嫁给了斐迪南一世。匈牙利部分土地为哈布斯堡家族所有，逃脱了土耳其人控制。这就意味着，土耳其人后来再攻打基督教国家时，将矛头对准的是哈布斯堡王室军队。1529年，苏莱曼一世围攻维亚纳，但未得手。边境战争常态化，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奥斯曼苏丹都要与基督徒在战场上决一胜负。1566年，苏莱曼一世就是在这样的远征中身亡。

由上可知，在防御土耳其人的问题上，需要投注更多精力的是斐迪南一世，而不是查理五世。同样的局面也出现在查理五世的第三大问题上——如何应对路德教在德国引起的混乱，以及路德与教皇的斗争中激发的宗教兴奋？在查理五世看来，他与土耳其人，以及为争夺意大利而与法国人较量的战争都是防御性质，为的是保护朋友和支持者不被敌人易位。但要想压制德国的异端邪说，需要拿出皇帝的手腕来，而几百年来，德国皇帝一直没有实权。另外，他的西班牙和荷兰子民并不愿意看到皇帝把钱财、军力用在巩固德国皇位上。综上所述，查理五世只投入了很少一部分时间精力对付路德教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他手上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但在欧洲历史上，1517年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远比意大利的漫长战争重要得多。宗教改革将欧洲分裂为对立宗教阵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要了解这一场大纷争，我们必须对路德生平及其对上帝拯救的看法作一番审视。正是这些经历让路德满怀信心，能说服众人，有勇气反抗教权王权，坚守自己的观点。

路德的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生于1483年，父亲为矿工。大学期间，修习法律。毕业后改做修士、牧师。1512年，担任萨克森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这样的职业生涯不同凡响，因为路德年龄尚轻，但进步神速。路德对宗教的看法远比大多数人严肃认真。他之所以要做修士，就是要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此后几年里，他殚精竭虑，力求救赎，但似乎一无所成。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该下地狱。他，或者说其他人，应该怎么做，才能逃脱罪的惩罚？

这个问题让路德痛苦不堪。1515年的一天，他在阅读圣保罗写的《罗马书》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简单一句话，击中了路德的心，让他看到了启示的力量。他的答案就在这里。上帝要求的只有信仰——完全的、毋庸置疑的信仰。其他的事情交给上帝去做。信仰让有罪的男男女女得到解放。靠忏悔善行洗刷罪恶徒劳无功。有罪之人以为这样做就能与上帝两不相欠，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做到最根本的一点：信仰上帝，再把其他所有事托付给上帝。

路德只是渐渐才看明白，自己所持的这一观点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他并不是有意将基督教会一分为二。相反，他总是抱有这样的看法：上帝会统一所有基督徒。当他发现自己与教皇的争执无法和解时，便在大公会议上向所有主教求助，以为这个群体能改革教会。当然，这只是路德的一厢情愿而已。

路德对赎罪券的攻击

引发路德宗教改革的是一场筹款活动，目的是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教皇筹款的方式之一是兜售赎罪券，声称这些纸能一笔勾销罪罚。作用原理是，教皇将基督和圣徒积下的功德转移给需要帮助的灵魂。在虔诚基督徒眼中，买下这些赎罪券，就能让自己或他人免于炼狱罪罚。销售赎罪券成了教皇的重要收入来源。

这种名为洗刷罪恶、拯救信徒，实为集资的手法让路德震惊不已。1517年，趁赎罪券在附近城镇兜售之际，路德公然质疑赎罪券效用。他按照惯例，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前张贴了自己写的几篇论文。路德在论文中以简短声明形式，提出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并表明自己愿意参加公共辩论。

博学多闻的神学家立即认定路德观点会导致异端邪说。如果基督徒仅需信仰就能得救，那牧师还有什么权力，通过教会仪式将上帝恩典赐予罪人？最终，路德公开承认在这一点及其他方面上，赞同扬·胡斯的看法。而胡斯是捷克异端，于1415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虽然被迫承认自己所持观点会产生极端影响，但路德依然不改信念。他认为教皇绝对有错，深信自己有《圣经》语句为证，在信仰，以及最重要的事情——救赎上正确无误。1520年，他接连撰写了三个小册子，向德国公众发放。标题分别是：《告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

路德铿锵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指责教皇歪曲真正教义，邀请德国贵族遵照《圣经》改革教会。实际上，诉诸《圣经》、认为《圣经》是宗教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是路德论点的最有说服力之处。人们很快看清楚，教会许多仪式根本在《圣经》上找不到确切根据。比如，忏悔只是在1215年才被教皇英诺森三世定为圣事，但显然没有得到《圣经》任一段落的认可。

德国公众反应强烈。路德的观点打动了很多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赞成教会需要改革，而且没有一个人愿意看着自己的钱被船拉到罗马去，建什么圣彼得大教堂。路德指责牧师，说他们手中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每一个虔诚基督徒应该享有的权利。此话一出，很多人认同。毕竟，灵魂得救至关重要。而且，如果路德是对的，那就说明几个世纪以来教皇一直在误导基督徒。如果真是这样，有一些事情必须马上改变。

因此，查理五世一上台，就召集帝国议会，邀请与会者讨论路德问题。会议时间是1521年，地点设在沃尔姆斯城。路德在皇帝承诺其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参会，重申了被神学专家斥之为异端邪说的观点。这正中皇帝下怀。查理五世说服议会，对路德下达帝国禁令。也就是说，任何杀死路德的人都不会在帝国法庭受审。这一禁令实际上置路德于被刺险境。

但萨克森选帝侯，即路德的直接君主坚持保护自己这位饱受争议的子民。出于安全起见，他让路德藏身于瓦尔特堡。路德在此隐姓埋名生活了近一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将《新约》翻译成德文。后来，在懂希伯来语的人的帮助下，又翻译了《旧约》。路德翻译的《圣经》传者甚众。德国许多普通老百姓靠翻看这本书，自我找寻宗教真理。但他们对《圣经》的不同部分有着迥然不同的阐释，因此出现了严重分歧。

被称为“再洗礼派教徒”的少数激进者认为，婴儿不应受洗。因为《圣经》记载的洗礼只包括成年人在内，而且其他教义也包含这一思想。贫困愁苦的人们仔细回味着《圣经》中的末世段落，期望天空随时都能打开。如果末世真的临近，人们就应该放弃日常追求，不再犯下罪恶，在祈祷中等待末日来临。

路德谴责农民起义

这种宗教观点很容易引发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抗议。1524年至1525年间，德国西南部农民发动起义，摆脱向地主交常租、服徭役义务。激进宗教观点也成为该运动一部分。这令路德极为惊恐愤怒。他认为，农民歪曲了自己在小册子中阐释的基督教自由的含义。在他眼中，虔诚基督徒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他们按照自由意志自发帮助邻人，而不是因为他们对别人不负有任何义务和责任。路德还害怕农民和其他激进主义者会让德国王公贵胄对自己的宗教改革产生怀疑。为此，他又撰写了一份小册子，极力谴责农民起义者，敦促地主毫不留情杀死反叛者。

这次农民起义的确遭到血腥镇压。此后，路德派运动失去了在宗教改革前八年里的热忱与冲劲。路德及其追随者动手规范教会，也就是按照《圣经》规定，呼吁世俗统治者承担改革任务。很多，但不是所有德国王公和路德一起开展此项任务。这些王公都收到不少进益。因为路德决定，教会没有必要持有财产，修道院应遭到限制，教会人事任免组织应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一个分支（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分支）。认可路德原则的统治者顺理成章没收了教会财产，大大扩充了自身实力。

到1546年路德去世之际，德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坚持沿上述纲领推行改革。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等地忙得不可开交，无力有效制约路德教派。等有时间顾及德国内政时，为时已晚。土地被没收，修道院遭废弃，想要让德国王公让步，非战不可。查理五世动用武力贯彻意志，但以失败告终。1555年，不得不在《奥格斯堡和约》上签字。和约规定，每一位德国君主都有权让子民信奉路德教或罗马天主教任一种。

让·加尔文和归正会

路德挑战教权的消息并没有封锁在德国国境之内。长期以来，法国、瑞士、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市民一直对教皇心怀不满。所以，来自德国的消息如星星之火燃遍了整个欧洲。

在欧洲许多地方，改革派没有能力控制政府，只能审时度势，建立自己的教会组织。但在瑞士，地方州（或行政区）和城市实施自治，宗教改革者仅需说服市议会中的多数派，便可开展改革。1518年，乌利希·慈运理（1484年—1531年）以激情满怀的布道，在苏黎世启动宗教改革。慈运理的思想与路德有很多相似点。但两位改革者在圣餐这一圣事的含义上见解不同。教会改革也传到了瑞士其他城镇，但山区的基督徒多持保守看法。内战爆发，慈运理在战役中身亡。没过多久，瑞士重归和平，允许各州自由选择宗教形式。

但慈运理的去世让瑞士宗教改革者失去了领导人。法国人让·加尔文（1509年—1564年）填补了这一空缺。1536年，加尔文初到日内瓦。1541年，他选择永久定居于此。加尔文远比路德头脑冷静。对自己的观点仔细斟酌、深思熟虑后，他会再用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到底。他博学多识，信念坚定，打动了周围所有人。

跟路德一样，加尔文也把《圣经》当作是宗教真理的唯一可靠来源。总体而言，他从《圣经》中获得了与路德同样的教益。他以《圣经》篇章为论据，写作《基督教要义》。该书论证严密，条分缕析。任何想要找出《圣经》关于拯救、宿命、信仰等说法的人都能在书里找到答案。《基督教要义》因此成为归正会的标准参考著作。

加尔文与路德的分野

但在一些问题上，加尔文与路德看法不同。跟慈运理一样，加尔文将圣餐阐释为耶稣基督与使徒的最后一顿晚餐，具有纪念意义，仅此而已。另外，加尔文强调宿命的意义，而路德仅接受宿命这一概念，并不认为有多大意义。在他看来，信仰上帝才最要紧。加尔文逻辑严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些人因信仰而得救，另一些人没有信仰，注定永世受罚。是得救还是受罚，要由上帝决断，个人对此无能为力。上帝自有主张，凡夫俗子无法理解。

换言之，加尔文认为上帝兼具裁判和统治者之职。不过，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并没有静坐观望，无所事事，等待上帝裁决。相反，加尔文宗信徒遵循强烈的道德驱动。的确，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上帝选择自己、拯救自己。但一个人可以竭力而为，按照注定升入天堂的上帝选民的标准生活起居。在加尔文的领导下，日内瓦变成了公义的学堂，不同意见消失。道德在布道训教下强化。如果布道训教不起作用，则由市政府自由处置。

加尔文关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正当关系的见解与路德大相径庭。1525年后，路德求助于德国王公，同意让他们在教会管理之外的所有领域实施完全控制。加尔文认真梳理《圣经》，寻找早期教会在管理方面的证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一圣会应由牧师和长老负责。普遍性问题应由牧师和平信徒参加的代表大会决定。

很多年轻人受加尔文吸引，来到日内瓦，认真观摩研究加尔文宗教会，也即归正会。回去后，把加尔文的思想传遍欧洲全境。在苏格兰，约翰·诺克斯（1514年—1572年）激情四溢的布道打动了在皇权下焦躁不安的贵族，让整个王国改信加尔文宗。但在其他地方，加尔文宗主要为市民推崇。因此，加尔文宗信徒在法国和莱茵兰一直是少数派。1568年至1648年，荷兰与西班牙交战，最终独立。战后，加尔文宗在荷兰诸省变成主导教派。在波兰和匈牙利，加尔文宗拥护者甚众，以贵族信徒最多。后来，天主教传教士又让波兰几乎所有的加尔文宗信徒改信罗马天主教。在匈牙利，绝大多数人也回归天主教。但在匈牙利东部，几个重要的加尔文宗信徒群体仍然存在。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在位时间1509年—1547年）所做的一个判断。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子嗣，就是因为迎娶了哥哥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凯瑟琳是查理五世的姨妈，与亨利八世育有一女。他们的女儿名叫玛丽，从小体弱多病。亨利八世想要男性继承人，确保都铎家族稳坐英格兰王位。同时，他为宫中侍女安妮·博林的美色所动，希望娶她为妻。

麻烦在于，教皇拒绝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婚姻无效。罗马的西班牙势力坚决反对此类行为。而且，亨利八世与哥哥遗孀的婚姻正是教皇的安排。现在撕毁婚约让教皇觉得很尴尬。苦苦等待无果之后，亨利八世于1534年请求议会宣布自己是英国国教会之主。此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国王婚姻无效，给予其迎娶安妮·博林的自由。但国王得到男性继承人的希望再次落空。安妮产下一女，取名伊丽莎白。亨利八世很快对安妮厌倦，以不忠之名治罪，让其殒命断头台。他后来又娶妻四次，终于得到子嗣，即爱德华六世（在位时间1547年—1553年）。

虽然曾与教皇有过不快，但亨利八世无意篡改基督教信条仪式。然而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思想先后传入英格兰。亨利八世趁势在旧秩序上打开了一道缺口，占有了修道院地产，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到爱德华六世时，新教话语进入官方批准的基督教仪式中。凯瑟琳之女、西班牙腓力二世之妻玛丽皇后（在位时间1553年—1558年）试图将英格兰扳回罗马天主教国家行列。她的继承人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间1558年—1603年）回归新教。1563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三十九条信纲，总结了基督教教义。从此，三十九条信纲以议会法案形式成为英国国教会官方神学观点。

这些纲要经字斟句酌后方才确立，得到了各类反教皇基督徒的认可，自通过之后一直在英格兰具备效力。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新教教义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很多英格兰人对三十九条信纲做出的神学妥协表示满意。但仍有一些怀有宗教热忱的人认为，英国国教会需要进一步推行改革。这些人受到了加尔文宗的影响，被称为“清教徒”。关于宗教改革，清教徒内部看法不一。有人留在教会；有人退出，另立宗教团体，布道并践行他们所理解的纯正、纯净的基督教。

罗马天主教改革

在近二十年里，罗马教皇很少关注新教运动。他们和意大利其他统治者一样，为夺取意大利半岛控制权，深陷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复杂争斗中。1527年，查理五世率军攻陷罗马。教皇怎么可能跟这个皇帝合作镇压路德宗？另外，文艺复兴时期，教皇执掌政治大权，专攻纵横捭阖，以资助艺术为业，没有把路德太当回事。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宗教改革模糊不明。路德和加尔文一直忠于一个教会的理想，从来没有想过自立门户。在教皇腐败惩治问题上，他们的答案是宗教大公会议。这种办法听起来像是回归中世纪，教皇绝不希望重现此景。对提倡改革、削弱教权权威的任何人，教皇都抱以怀疑态度。

教皇保禄三世和特伦托大公会议

尽管如此，新教观点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大行其道。教皇保禄三世（在位时间1534年—1549年）委任学者和虔诚信徒担任教会要职，启动改革进程。1540年，批准设立耶稣会。1542年，恢复宗教法庭。最终，在信徒广泛请求下让步，召集特伦托大公会议，商讨改革举措。这一会议从1545年一直持续到了1563年，中间休会多次。

特伦托大公会议回应了新教徒的主要质疑点，宣布《圣经》不是宗教真理的唯一来源。教会传统是连绵不断承继使徒而来，具有同等效力。在其他具体事宜上，会议以反新教的角度解释教义。两大宗教阵营间的隔阂由此清晰划定，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会议还重申了教皇对教会的最高统治权，委托教皇开展宗教改革。

耶稣会

耶稣会在特伦托大公会议决议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召开时，该修会成立不久，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年—1556年）。罗耀拉曾参军打仗。一次战斗负伤后，决意成为基督战士。他最初的想法是向异教徒布道，使其改信基督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接受神学训练。为此，罗耀拉求学于巴黎大学，与志同道合者形成了一个小圈子。1534年，他们在罗马组织修会。6年后，得到教皇肯定，取名“耶稣会”。

耶稣会与其他修会存在以下几方面不同：耶稣会会士服从一切命令，而且像士兵一样，要宣誓绝对效忠于上级。修会之首是总会长，仅听从教皇命令。罗耀拉当选为第一任总会长。耶稣会与皇家常备军相像，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供教皇差遣。耶稣会会士很快崭露头角，担任神学教师、传教士、外交家之职，成为欧洲和全世界的一支生力军，其实力可与既定政权相比拟。

为提高战斗力，罗耀拉制订“神操”，规定每一会士必须参加一年一度的神操训练。如有必要，则应提高频度。每次训练时间为一个月。在此期间，参修者要与外界隔离，反思罪恶，祈求谅解，全身心学习教会关键教义。神操以其高强度情感训练，改变了参与者的性格。其终极目标是，强化个人品格，培育出自觉履行宗教义务、坚定果敢、高度自律、完全顺从的基督信徒。在这些方面上，圣依纳爵·罗耀拉大获成功。从罗耀拉在世时到现在，成千上万耶稣会会士因参与神操训练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生。其他修会或宗教团体很难望其项背。

耶稣会会士很快遏制住了德国的新教运动。在东欧，他们是让波兰和匈牙利大部分地区改信天主教的主要力量。他们还发起长期攻势，试图让英格兰听命于教皇，但以失败告终。在美洲和亚洲，耶稣会会士是最活跃、最成功的天主教传教士。

罗马天主教会还采取其他重要举措，以巩固教会势力。比如，引入简单易学的教理问答法，便于信徒轻松了解基督教义；命令宗教法庭在意大利搜捕异端，对拒不改正者施以死刑；授意特伦托大公会议开列禁书目录，呈递教皇裁定，并随时更新；在与教皇合作的国家里，任何人不得印刷出售此类禁书，否则即为违法；扩大教育体系等等。耶稣会创办的学校在拉丁语和数学课程中融合宗教教育，教学质量享誉欧洲。

新教改革和罗马天主教回应所产生的结果是，欧洲人对宗教义务和基督教教义有了更自觉的认识。不论是德国、英格兰的新教教会，还是复苏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天主教教会，都比路德打乱宗教平衡时更虔诚敬心、博闻多识、勤勉认真。

但宗教分裂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大家都认为，只能有一个真正的教会、一部正确的教义。而且所有人都坚信，灵魂得救有赖于信仰和行为的正确性。有了这些假设，没有人能在面对宗教错误时保持阵脚不乱。因为，他们自己以及周围所有人渴求的灵魂永生都有赖于压制错误言论。因此，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想让对方接受自己对宗教真理的阐释时，战争带有宗教性质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