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蒙古大征服

公元1000年后，来自中部草原的突厥人渗入伊斯兰世界，且人数与日俱增，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斯兰文明的政治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国中原地区与周边游牧人纷争不断。宋朝（960年—1279年）无力控制中国北方诸省。游牧人同盟统治这些土地，并在宋朝官吏的帮助下向宋朝农民征税。不过，除征税外，这些游牧统治者一般不再相扰。

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是，游牧人希望自己的政治军事组织独立于中原的税收官僚体制之外。蛮族统治者试图维护传统生活方式，就算与中原农民生活在一起时也依然如此。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不能保持习武善战的习惯，不能备足马匹，就很容易成为过惯草原艰苦生活的其他新征服部落的攻击目标。

蒙古人之前的中国游牧统治者

第一个建立在这种双重制度上的帝国是由契丹人统治的，中国历史将这一段时期称为辽朝。从916年至1125年，辽朝统治版图涵盖中国北方边境地区、蒙古和满洲大片草原。辽朝统治者统率的是一个包含多语言群体的部落同盟。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辽王朝的执政秘诀是向宋朝臣民征税，并将这部分收入慷慨赠予游牧小头领。只要朝廷一直都有厚礼相赠，多数地方首领保持忠诚，契丹人便可高枕无忧。

契丹政权信奉的首要原则是，让游牧人和中原人分别而居。他们认为，如果让游牧人离中原人太近，游牧人首领会自行从中原人那里征税纳礼，不再归顺于契丹统治者。此外，如果让游牧人武士散布于中原农村，允许他们在某些村庄建立附属国，他们就不会随时听从召唤出征作战。最终，契丹人决定，最好是让游牧人保持游牧状态，让他们能够把女人、孩子、牲畜留在家里，随时跟从首领出入沙场。

契丹帝国设陪都北京，毗邻耕田和草原交界区。这一选址不无战略眼光，后来的北京历史可为此证。运河将北京城与黄河和唐朝兴建的水路体系连接起来，便于统治者把中原各地税收拿到自己的宅邸享用。但与此同时，北京在西北两个方向上与开阔草原近在咫尺。这两个方向正是契丹军力所在地。

让中原人和蒙古人分别而居并不难。大多数蒙古人生活在戈壁滩以北，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境内。这一地区遍布茫茫沙漠，不能种植农作物，因此变成了两个族群间的天然隔离带。蒙古人多与中亚绿洲民族和西向草原部落相往来，与回鹘突厥人相交甚密，因此了解到了中华文明以外的文明形式。回鹘突厥人生活在塔里木河流域绿洲地区，以摩尼教为信仰。除摩尼教外，中亚流行的宗教还有佛教、西藏喇嘛教和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所以，蒙古人知道，在中华文明以外，还有其他高雅文化形式。如果还有别的选择，他们就不太热衷接受中原模式。

但在东向的满洲，地理环境有所不同。在这个方向上，草原和中原农田不受沙漠阻隔。土壤得到更好灌溉，具备农耕条件。当地部落说通古斯语，只知道中华文明一种文明形式。所以，中原人和通古斯民族之间的关系比与蒙古人更密切深入。

1125年，契丹帝国被新统治部落——女真人推翻，上述差别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女真人生活在满洲地区。跟契丹人不一样，他们不满足于据守中原北部边境，而是一路南下，逼近长江天障，将满洲大部和中原半壁江山纳入囊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一直存续到1234年。在此期间，女真人和中原人的交流融合比契丹时期更加广泛。女真人完全被中原文化归化。

蒙古生活

与此同时，蒙古人被赶回故土，仰赖贫瘠的资源为生。蒙古气候严寒，狩猎放牧生活不无艰辛。而各敌对氏族部落之间为稀少的草场争夺不断，生活更加难熬。不过，能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人（和马）习惯户外生活，极能吃苦耐劳，骁勇善战。但只要蒙古人分裂成一个个小家族，就会把所有精力耗在内斗上。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他们已经了解了不少东西。他们与中原人有几个世纪的交往史。在契丹时代，他们控制了中原北方，并向中原人征税，从中积攒了财富。麻烦在于，蒙古草原牧草稀少，牧民不得不分成规模极小的组群——通常是15到20个家庭，才能找到足够的草料饲养牛羊。这些组群分散各处，常常就牲畜和草场权益问题争吵不休。

1162年，一个男孩在蒙古小首领家降生。这个男孩注定要统一蒙古全境和欧亚草原大部，缔造庞大新帝国。他的名字是铁木真，但因立下赫赫战功，常以尊称为世人所知。这个称号是“成吉思汗”，意为“四海之内的统治者”。

成吉思汗功业之秘诀

成吉思汗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但极其彻底。他完全断绝氏族和亲缘关系，建立起一支令敌人胆战心惊的军队。吏治方面，他也不依赖传统家族亲缘，而以官僚制组织政权体系。在成立之初，他的军队规模很小，每班只有10人，班长由他亲自挑选。在选将时，他不考虑家族关系或传统社会等级，而以能力论英雄。十班组成一连，连长由立过战功的人担任。后来，1 000~10 000人也按同样原则编制队伍。高级军官有权任命班长和连长。但不按出身、委任选仕的官僚制原则一直都在发挥作用。

因精明选将、论功擢升，铁木真很快建立起一支威猛之军。他的亲信在蒙古人中所向披靡。每打一次胜仗，就能招募新军。因为，铁木真把败敌人力迅速折叠进他所创造的将帅结构中去。在追随铁木真的人眼中，这种结构还有一个好处是，能够提供快速晋升保障。只要有能力，就有充分空间施展个人抱负。

当蒙古所有作战力量都被这种方式组织起来后，蒙古人就占据了一个能让其他草原民族溃不成军的位置。此后不久，说突厥语和通古斯语的人也被征入蒙古军营，并获得了和蒙古人相同的待遇。因为突厥游牧人数量远超蒙古人，所谓的蒙古军，尤其是在西亚和东欧作战的队伍，实际上多数是由会说突厥语的人员组成。当然，最高统治权仍掌握在蒙古人手中。

成吉思汗的游牧军也将精力转向南面草原上的农业定居民族。在中亚，他的部队相对轻松地占领了一个个相互隔绝的绿洲，变成回鹘人、波斯人及其他杂居民族的统治者。在这些城市里，成吉思汗招募了一群书吏和史官，以满足军队规模增长需要。

南向到中原扩展疆土是一个更艰难的命题。女真人英勇善战，而且有中原北部全境的丰厚资源可资调遣。另外，蒙古骑兵来到城下，还要直面火药等高级武器。不过，在开阔乡村地带，女真人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因此，成吉思汗几乎能以随心所欲之态侵入中原腹地。此外，蒙古人很快学会了借用弩炮和火药弹威力突破城防。这些武器是由中原工匠设计制造的。他们之前为女真人服务，现在也愿意为蒙古人效劳。所以可以这样说，在兵临西亚和东欧要塞之时，蒙古军已经将中原所有攻城战术尽数掌握。而且很可能就是他们让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火药的威力。

成吉思汗在世时，能随心所欲变换作战目标。在一些年份里，他南下侵入中原；另一些年份里，则调转马头，沿草原西行。他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每到一处突袭劫掠，却不实施统治管理。到1227年离世时，他的军队向西远掠至俄罗斯南部，几乎摧毁中原北部的女真帝国，令中亚绿洲政权年年进贡。简而言之，一个基本新事实是，有能力、有经验的蒙古将领团结在成吉思汗周围，沿满洲和乌拉尔山脉沿线的整个亚洲草原布置军力，能随时调军遣将，披挂出征。这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

以战功而论，只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可与成吉思汗比肩。两人在世时都无人能敌。赫赫战功之下，两人都深刻永久地改变了原有欧洲和亚洲文明人口之间的关系。

成吉思汗的继任者

根据蒙古传统，成吉思汗要将财产分给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先于成吉思汗去世，他的那一份直接传给儿子，即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为有效统一各“汗国”（蒙古每部分政权的称呼），成吉思汗将蒙古驻军统率权转交给儿子窝阔台（在位时间1229年—1241年）。虽贵为成吉思汗之子，但窝阔台仍需要蒙古军官和近卫辅佐，方能令突厥人、中原人和其他民族臣服。通过这种政权组织方式，蒙古帝国的统一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在窝阔台统率下，蒙古胜绩如前。1234年，最后一位女真统治者被蒙古人俘获。中原北方成为蒙古人的天下。他们决定恢复中原吏治办法，任用儒家弟子征收税金，管理地方事务。虽然改朝换代，但对普通农民市民影响不大。因为，中原南方地区直到1279年才最终平定。在此之前，草原骑兵不时出没于中原地区。1279年南方平定后，蒙古人纵贯南北，远征缅甸（1287年）、暹罗（1289年）。虽征伐不断，但在日常层面上，蒙古的统治大势并不明显。儒家学者管理行政机器，中原地区除在最高层级外仍受本族人统治。

蒙古向东西两方同时扩张。1237年至1241年间，征服除诺夫哥罗德之外的俄罗斯所有行省和城市。俄罗斯南部的丰美草原变成了“金帐汗国”的基地。该政权将统治中心设在伏尔加河中部城市喀山。

蒙古人要求俄罗斯人像中原人一样进贡。实际上，蒙古人可能把从中原获得的经验作为帝国管理样板。因为俄罗斯没有现成的收贡制度可用，蒙古人便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中亚商行，人员是为成吉思汗记账的原班人马，但效果不好。所以当俄罗斯王公自告奋勇担任税吏时，蒙古统治者点头同意。这意味着，俄罗斯王公可自建收税队伍，并掌管人事任免权，不用听命于遥远的蒙古可汗。后世俄罗斯政权即由此萌芽。

在伊斯兰世界，蒙古人实施了和中原、俄罗斯一样的行政模式。麻烦在于，大多数穆斯林不愿自征自税，让蒙古人得益。

蒙古在中东的弱势地位还体现在，为蒙古统治王朝——伊儿汗国服役的多数士兵都是突厥人。这些人与之前穆斯林化的突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1295年，伊儿汗国当权者被同化为穆斯林，遵从古老的穆斯林、突厥人和中东帝治模式。而在1257年，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也奉行此道，皈依伊斯兰教，与基督徒子民疏远。

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帝国

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蒙古铁骑和统治阶层中的突厥元素浮出表面，远东影响减退。但在此之前，在忽必烈统治下元朝的国力达到巅峰。1251年至1259年间，忽必烈的哥哥掌管帝国。在这两位可汗任下，元朝帝国西及太平洋，东抵波兰，将东欧、中东大部、中原全境及中间地区划入一个宏伟的帝国版图。

忽必烈的权力建立在对正统蒙古军的统率基础上。只有少部分军队分给了其他汗国。忽必烈所在中心与其他可汗朝廷通过高效邮驿系统保持联系。每隔32~48千米设有驿站，马匹骑兵可随时就位。在飞奔的马上，消息从一个驿站传到另一个驿站，最后抵达终点。古亚述人和波斯人也曾用过这种办法，但蒙古邮驿系统的涵盖范围前所未见。

蒙古人也精于刺探情报。他们有时利用商人或乔装打扮成市井百姓的情报人员打探消息；有时派出侦察员先行于主力部队320千米探听虚实。进攻时，每天遣送信使确保各纵队互通有无。有了通畅的信息，各队就能准时集合，做到攻守兼备，从侧翼后方围剿敌军。

商人在元朝帝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比如，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在忽必烈朝廷中数次担任要职，而他在自己的家乡不过是一介珠宝商贩。实际上，忽必烈对身怀各种技艺的陌生人敞开大门。元朝统治阶层一直对自己信得过的怀有文明技艺的人持欢迎态度，尤其是能识文断字的人。在他们眼中，这些得到厚薪要职的外人是可汗亲自委任的，不可能不遵从。这一用人原则也应用到了军队和行政管理中，都收到了实效。虽然地方税收由地方官收取，但与制订最高政策的统治者相关的文书工作和职位均由外人承担。蒙古人虽擅长带兵打仗，但不识字，不能胜任文书工作，因此不得不委用像马可·波罗这种远道而来的陌生人。

在元朝帝国的朝廷，三教九流交会融合。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地的人先是会聚到成吉思汗时期的都城哈拉和林。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又来到元大都（今北京）。该都城建于1264年，由忽必烈亲手创建。各种宗教在两大都城百姓中传播，这跟蒙古政策完全契合。成吉思汗和继任者认为，每一宗教必有可取之处。因此，让各种信仰的专家听命于可汗，防止神祇动怒是明智之举。

欧洲基督徒完全误解了蒙古人的宗教态度。当他们发现忽必烈允许基督徒入朝，且时而委以要职后，教皇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以为元朝帝国要改信基督教，便多次派传教士前来布道。其中有两位确实被忽必烈迎上朝堂。忽必烈对他们彬彬有礼，但继续执行原有宗教政策。忽必烈本人可能信奉喇嘛教，但在他的世界观里，从来没有宗教偏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