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启示录——马扎尔人和维京人来犯

在俄罗斯草原溃败而逃的马扎尔骑兵于895年侵入匈牙利。不久之后，他们便跟此前的匈人和阿瓦尔人一样，以匈牙利为基地，对西欧展开突然袭击。日耳曼步兵很难打败机动灵活的马扎尔人。一个痛苦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要想赶走敌人，必须自建骑兵。除了对付草原侵略者外，日耳曼人还要留神海上突袭。公元800年初，阿拉伯人在地中海东部加强海军战备。而此后不久，新的危险又在北面赫然显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沿伏尔加河溯流而下，于860年围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舰队通航无阻的黑海不再有安全可言。

君士坦丁堡城下闪现着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身影。这说明，最远的一支维京人开始对文明欧洲发起攻击。查理大帝在世时，曾有几艘维京船出现在国境海岸线上。但当时，西部的爱尔兰和苏格兰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对这些异教徒武士而言，那里的修道院集聚大量财富，且没有任何防御设施。看到维京人满载而归，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造船伺机寻宝。维京船数量迅速增加。因为海上行船速度要比陆上行军快得多，维京人便沿着海岸线走，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后，再上岸抢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维京船吃水浅，大约只有0.5米，而北欧平原上的河流速缓慢，所以这些海盗能溯流而上，划行很长一段距离，抵达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维京人到不了的地方，总能看到马扎尔人的身影。

面对上述威胁，加洛林步兵手足无措。苦于行军速度，皇帝得等上好几周才能把部队集合到位。等到出兵时，突袭劫掠的人都走远了。

拜占庭国力巅峰

相比之下，拜占庭更强。867年，马其顿王朝崛起，在1056年前一直掌控拜占庭帝国。马其顿有多位皇帝擅带兵、斗志强。开朝皇帝巴西尔一世兴建海军，力挡阿拉伯和斯堪的纳维亚劫掠者。除此之外，他和继任者允许地方豪强依托大家族优势，建立职业骑兵，从而创建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当然，这些家族中以皇室家族规模最大。地方和皇室强强联合后，拜占庭政权握有陆上强军可资调遣。

自然而然，马其顿疆域迅速扩展。当时，穆斯林四分五裂，政治衰落。马其顿皇帝乘机收复亚美尼亚和东面其他土地。但战争打得最苦、领土收益最大的战场是在欧洲。在那里，巴西尔二世（在位时间976年—1025年）与保加利亚人征战多年，最终完全摧毁保加利亚政权，将疆土一直扩展到多瑙河。拜占庭还收复意大利南部和东部失地。自查士丁尼大帝以来，东罗马帝国的疆域从来没有拓展到如此远的地方。

传教活动巩固了拜占庭势力。865年，保加利亚人接受东正教。早在巴西尔二世摧毁保加利亚王国之前，当地人就已经将祈祷书以及基督教其他经典翻译成斯拉夫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教会斯拉夫语由此形成。渐渐地，俄罗斯人也信仰基督教，并从保加利亚人那里借鉴仪式语言。这一局面于989年正式定型。那一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后成为圣徒）命令将士把异教偶像扔进第聂伯河，接受基督教洗礼。

跟保加利亚人一样，俄罗斯人组合了斯拉夫人力和外国政治组织而建立政权。保加利亚人借鉴了草原游牧人的军事框架。而俄罗斯人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创建的政治体系下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有一个原因能解释为什么斯拉夫人没能形成大型政治国家而留名史册。我们之前已经了解到，在斯拉夫人生活的东欧地区，主要植被是云杉和针叶林。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农业条件不佳，只能种植黑麦。而黑麦的产量远远低于小麦。因此，东欧林地人口稀少。这种社群不能撑起强大政权，不能像草原游牧人那样结成大型战争同盟，也不能利用铧式犁推广之机，实现财富和人口倍增，从而形成日耳曼人那样的组织。

日耳曼人在没有使用铧式犁之前也以部落为单位分散居住，生活贫苦。但随着财富和人口密度的增加，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意为“所有人”）等日耳曼部落组建了战争同盟。斯拉夫人也建立了类似的政治同盟，但并不是他们自己主动而为，而是遭受外族征服或侵略后产生。这并不是说，斯拉夫人懦弱怕战。而是因为在保加尔人、罗斯人等斯堪的纳维亚海盗来袭之前，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富发展大型军事单位。

加洛林帝国的衰落

在拜占庭帝国成功应对蛮族压力之时，加洛林帝国却分崩离析。维京人和马扎尔人年年来犯，查理大帝的继任者却无力应对，西欧统治者也爱莫能助。地方政权和豪强不得不在突袭过后收拾残局，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不太在意犯没犯法，到手的财产原来归属何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守住家园，打败侵略者。

该怎么办？答案当然是骑士，那些就住在领地上，遇维京人、马扎尔人来袭，能立即披挂上阵、拍马而战的采邑主。如果每个村庄都驻有一位骑士，就能在一夜之间聚集大批作战能力极强的兵士，攻打没有坐骑的维京水手，使其蒙受灭顶之灾。因为北欧平原土地肥沃，村庄集聚，各村庄之间相距不过几千米，上述作战队伍不难组建。这样一来，维京人不再觉得突袭万无一失、手到擒来，反觉有性命之虞，所以很快消失不见。因此，让蛮族空手而归的力量不是再度恢复强权的中央政府，而是一支披甲执锐的兵士。他们扎根当地，服务于本土利益。可以这样说，任何政治强权都对他们是否效忠听命毫无把握。

法国北部是骑士制和采邑制发展中心，聚集着大量骑士。但在日耳曼社会里，变化进展得非常缓慢。加洛林家族昏庸无能，遭全体国民背弃。新君主奥托大帝在955年列希菲德战役中大胜马扎尔人，于962年登上皇位。奥托大帝的军队部分由老式步兵构成，和查理大帝的作战力量相同。不同之处是，奥托和继任者增加了骑士数量。这些骑士多是皇室亲信，按拜占庭模式整编成队，而不是法国采邑主模式。

但不论采用法国骑士制还是日耳曼骑士制，结果都是一样的——蛮族不敢再犯，欧洲骑士由守转攻，掌握战争主动权。从900年起，西欧开始向四面八方扩展疆域。966年，波兰认同基督教，并采用教皇加冕、国王即位的制度。1000年，匈牙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追随波兰脚步。西欧新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当然，也不是没有代价。日耳曼社会不再推崇蛮族的自由平等观念，趋同于欧洲其他文明社会。繁荣兴盛了几个世纪的爱尔兰文明被维京人摧残殆尽。盎格鲁-撒克逊人也饱受北方人侵袭之患。圣比德（672/673年—735年）等学者生活过的各家修道院被损毁一空。但在与维京人作战的过程中，英格兰独立王国应势而生。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位时间871年—899年）是这场争斗中的英雄。但他的继任者软弱无能，撒克逊人于1016年将王位拱手让给丹麦国王克努特大帝。在一段时间里，英格兰似乎要和苏格兰、挪威、爱尔兰、丹麦一道变成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的一部分。但克努特于1035年去世，帝国再次分崩瓦解，各自为政。

蛮族入侵，以及基督教世界于每次入侵后的复苏产生了这样一种净效应：北欧第一次完全融入文明圈。俄罗斯大河流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遥远的北极圈都积极参与欧洲的军事、政治、商业和宗教生活。匈牙利最西端的草原也成为基督之地。欧洲大陆重心首次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转移到北欧肥沃平原上。在那一方土地上，新式农耕供养了骑士新军事阶层，也让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温饱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