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欧洲霸权的崩溃

欧洲的凋落与美国的兴起

主动承担世界文明化使命的欧洲各国将世界卷入战争的境地，最终结果是相互给予在开战时谁都不会想到的、前所未有的打击。战争在许多方面留下来的消极影响非常大，我们很难准确地把握损失。

直接的战斗中，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此外，随着战争的混乱、流行病蔓延，也致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特别是1914年从西线开始流行起来的流感，因为迅速席卷了法国、西班牙而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但实际上那是一场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战祸的大瘟疫。截至1917年，在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也流行过的“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在全世界造成两千五百万人死亡，甚至也有一说认为达到了四千万人。各地的战争状态加剧了流感的传播，就连19世纪末开始自诩战胜疾病的西医也在这场流行病面前束手无策。

战争造成了青壮年男子的锐减，使得战后社会中的人口结构变形。失去了顶梁柱的家庭为了重建生活不得不拼命工作。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粮食生产没有立即恢复，欧洲各地的人们忍受了长时间的饥饿。即使被抢救回来，但是战争带来的伤痕不仅留在了身体上，还残留在心里。经历过残酷阵地战的复员军人们，很难再适应战后社会。

战争是相互破坏，所以对经济的打击也很彻底，战后不能马上恢复过来。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战胜国法国。成为西线战场的法国北部到东北部地区是零星分布着重要工业地的富饶农业区，但那里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耕地、工业设施、铁路和道路等大体恢复是在1925年。我们很难一概而论，认为这一恢复是快还是慢。工业生产指数如果以战前的1913年为一百的话，刚刚战后的1919年跌落到了五十七，到了1924年则恢复到超过战前水平的一百零九，但是复兴资金使得战时累积的国家债务更加严重。法国不仅没有如愿得到计划中的德国赔款，而且实际赔款还使法德更加敌对。巨额战费成为了遗留到战后的沉重负担。

凡尔赛媾和会议

　各国在豪华的镜厅签订条约，要求德国偿付巨额赔偿金，致使其经济困窘

法国并非唯一受到巨额战费负担和战后通货膨胀困扰的国家，所有国家都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特别是战败国德国，艰难的局面已非“严重”可以形容。战前是欧洲最大工业国的德国，根据战后讲和的《凡尔赛条约》的规定，不仅要支付巨额的赔偿金，还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地带，因此经济恢复上困难至极。德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1923年，马克汇兑美元的比率跌落到战前的一兆分之一。这等于说马克几乎毫无价值。靠养老金生活的人自不用说，货币价值的下跌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基础。国民对国家的信赖崩溃也成为批评现状的纳粹势力抬头的重要背景。通过来自美国的资金投入，德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总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这也使德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达到危险的高程度。

实际上并不仅是德国一个国家依赖美国经济。无论是战胜国的英国，还是法国，为了维持全面战争体制，早已经在战时向美国借下了巨额贷款，沦为了债务国。

1917年，美国支援英法并参战，1918年以后，美国动员了近四十三万士兵，正式派兵参加西线战斗，超过十一万士兵战死。但是美国本土远离战场，所以没有遭到破坏。截止到参战前，美国向两大军事集团出口物资，给英法等国提供借款，因此一战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起到了帮助作用。美国在战前就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国，但另一方面，那时美国也依赖外国资本，背负债务。然而，通过这次大战，美国变身为债权国，发展成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国家，纽约的金融市场和美元在世界经济动向上开始占据决定性的位置。

协约国一方出于返还战时债务的考虑，严厉地逼迫德国支付赔款，法国甚至一时采取了进驻德国鲁尔工业区等强硬措施。这当然引起了德国的强烈反抗，政治上的不稳也使其面临危险的状态。与欧洲政治划清界限的美国，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决定向德国提供资金。在政治方面，美国也成为一个对欧洲影响力巨大的国家。

从大暴跌到大危机

从1925年到1928年，主要国家相继恢复了金本位制，通货膨胀好转，经济水平恢复到了战前，实现了大致可以说是繁荣的经济状态。乍一看，欧洲已经再次恢复了繁荣和自信。但是，这种繁荣和稳定实际上是由美国的巨额资金注入支撑。1929年10月，前一年就已经开始经济下行的美国发生了纽约股票市场暴跌的事件，使这层关系尽显。由于美国资本的撤出，看似战后终于恢复了的欧洲经济也没能维持住。世界陷入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当中。刚开始，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尝试通过互相合作来应对，但最终事态无法控制。

各国相继停止了金本位制，竭力保护本国的经济，甚至在势力范围之间建立地区结盟。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民族主义日益高涨。使19世纪欧洲霸权得以实现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难题。

欢迎这场世界经济混乱的是德国的纳粹党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他们主张摆脱本国在既存秩序中的边缘位置，并得到了民众支持。在斯大林不断构筑起独裁统治的苏联，政府也在重心已经转移到美国的国际经济范围之外倡导独自的计划经济。苏联共产党主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助长了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

欧洲在政治方面也面临着这些不安因素。当时各国的领袖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欧洲霸权正在崩溃，令人相当怀疑。事实是，在已经不可能再现欧洲掌握主导权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情况下，世界开始迈向了下一场世界大战。在1914年愚蠢地开启的世界大战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地人们的身心留下不一样的悲惨伤痕。

纽约股票市场大暴跌

　1929年10月24日，人们纷涌至华尔街证券交易所。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

两次大战间的社会与国家的变化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就被称为“战间期”或“两战间期”。最近，有人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约三十年时间视为一个延续的时代，并效仿17世纪时的“三十年战争”的说法，将此称为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或者称之为欧洲的“内战时代”。

不管怎么说，在社会全体都被卷入进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欧洲社会好像都感受到一种冲击，即至今为止的某些事物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如果只说“世界大战”就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就反映了这一点。从各种各样的角度都能够分析出这种冲击的感受，一战后欧洲的知识分子也发出了“西方的没落”“欧洲的衰退”或者“凋落”等感慨；但现实是，在还没有充裕时间真正思考欧洲近代的时候，世界又再次变成二战的舞台。

一战前的欧洲，虽说内部主要国家展开了争霸斗争，但作为整体统一在欧洲近代文明系谱之下时，在世界其他地区确实发挥了强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这也是能将19世纪称为“欧洲的世纪”的理由。但这种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巨变，欧洲失去了霸权。那么，欧洲各国中，社会和国家形态如何变化？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形态又是如何变化的呢？在梳理近代欧洲霸权的确立以及崩溃过程的最后，我简单地归纳一下要点。

正如上文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战死数庞大，导致了正值壮年的、应该成为下一代中心的男性锐减。这样的战后社会产生了与战前不同的状况。从国外引进劳动力也不再是稀奇的事情。在战时全面战争体制下成为重要劳动力的女性们，在战后被要求重回家庭。但是在多数社会当中，女性在以选举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利，以及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上无疑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整个20世纪与19世纪以前相比，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所有方面上，女性自立地位的获得与通向获得的过程。从结果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契机，不过它是一个最大的契机。

同样，作为对配合战争的补偿，工人的发言权也有所扩大。战前大都被视为体制外或者反体制力量的工会组织，开始被看作是维持体制安定的组织之一。工会获得了经营者谈判对象的位置，成为议会之外的一种对政局有压力的团体。

更宏观地来看，在战时全面战争体制下，国民清晰地意识到自身与国家间的直接关系。可以说，19世纪以来国民的形成过程借此一举加快。作为国民一分子的自我认识的确立一般意味着要响应国家的兵役和管制。但是，另一方面，一种反对单纯付出的观点也得到强化，他们认为，作为国民承担义务和合作的报酬，国家应该照顾国民的生存。不管充分与否，国家也开始向战死者家庭支付生活保障津贴了。

战时已经被视为不响应国民呼声的政府，在完成战争上遇到了困难。在认为是短期战的开战之初，陆军大臣和军队司令在国家政治上有重要的发言权。但是，在长期性的全面战争之下，较之军人，政治家渐渐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并成为领袖。这也是国民和国家间关系变化的一种反映。因为比起军队性的判断和命令，这时更有必要的是要向国民说明情况并征得其同意。在某种意义上，全面战争体制下的战争经验促进了民主主义国家的运营。此外，前面已经提过，这一经验也加速了向福利国家的转变。与女性进入社会一样，这是被时局助推的一种结果，但本质上只是从世纪转换期开始的趋势在这时被彻底加速了。

这样看来，虽然只是一种客观结果，但或许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值得肯定的发展。不过，一战背景下，民族国家构建的实质终归是为了与敌人作战。并且，对敌国的界定也不单单是指军队和统治者，而是将它也视为民族国家，认为其包括全体国民。在19世纪末还是局部的排外性民族主义，现在浓重地笼罩着一战下的社会。就连远离欧洲的美国，在做出参战决定时也发生了袭击德裔移民及其后代经营的店铺的事件，其借口就是他们是敌国后代。

默许纳粹暴行的背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几乎以一国之力对战协约国。这时，希望在高纯度的同一性之下把控包含多样化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想法，演变成一种特殊的观点，即认为战败是因为内部潜藏着的敌人，也就是扰乱团结的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这就是所谓的“背后的刀子”或者“背后的攻击”的转嫁责任论。纳粹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言论，倡导追求民族纯化的极端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则变成实际行动，即犹太人大屠杀。

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制下成立或者被承认的东欧、东南欧新兴国家，虽然开始建设各自的民主主义的民族国家，但因为国家内部包含诸多少数民族，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以及排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度作为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内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理论的民族主义，在民族自决这一战后方针下，成为了承认新兴国家的根据。但是，在诸多民族混住的地区，某个特定的“民族”被认可了主导权并建立民族国家。此后，如果追求建立一个更加纯洁的民族国家的话，必然就产生了排外性的民族主义以及与国内少数民族间的矛盾。

主要位于东欧的新兴国家，一方面存在着这种内部问题，另一方面，在本国经济混乱的状态下遭到共产主义苏联的威胁。议会几乎毫无例外地形式化，政治转换成近似于集权主义独裁的政治体制。

确实，在两战之间的欧洲也出现了推动国际合作和实现和平的政治努力。如果忽视了这些现象，那就不公平了。各种裁军谈判就是其中一例。1925年，英国、法国、德国等七国召开会议，缔结了旨在形成欧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洛迦诺公约》。作为缔结这个条约的中心人物，英国的张伯伦、法国的白里安、德国的施特雷泽曼三位外交部长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洛迦诺公约》终归是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协定。白里安和奥地利外交官康登霍维·凯勒奇等再往前迈出一步，提议建立欧洲联邦。但是在民族认同享有特权的时代，限制国家主权的倡议不可能被接受。在这一点上，两战之间的欧洲没有从19世纪秩序观当中摆脱出来。

国际联盟作为调整国际性的协商机构，也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倡议下成立。但是1920年，美国议会拒绝批准加盟已成立了的国联，美国回归到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期待欧洲各国发生连锁革命的愿望落空后，苏联将本国社会主义的防卫视为第一要务，优先考虑本国的权益。

尽管已经到了仅凭一国之力无法解决多数问题的时期，但是，毋庸说构筑维护世界和平的框架，就连国际合作的新秩序也尚未明确下来。各国领导者为了应对眼前的经济危机，不得不疲于应付地维护本国权益。纳粹德国将民族国家的纯化、国家利益最优先、民族自决权的理论纳入自己的理论之中，利用这种局面的间隙谋划战争，势力迅速扩大，而其他国家已经难以抑制了。